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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历史名人的故居都是这样，一旦主人成名，多数都会附上风水的迷信色彩，这在我国可以说已沿袭成一种习俗或社会现象。晚清重臣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一个很有影响也颇有争议的人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集褒贬不一、誉毁各异于一身，尤具名人特色。不可置疑，他的故居也是很受人们关注的，那个本来舆图不载史书无名的小山村自从变成名人故居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蒙上了风水的神秘外衣。曾氏故居一度备受到世人景仰的情形，即便在曾国藩逝世后也还持续了约三四十年。但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尤其是建国以后，它的命运如同世人对其主人的评价，骤然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之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冷落与衰败。更有甚者，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个中更深层次的历史原由，恐怕是不可用世态炎凉一语来说得清的。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未曾想到的是，曾氏故居还会重现生机，它又得到了历史本应给予它的认可。近十几年来，在政府的扶持下，富厚堂得以修复一新，并开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游客摩肩接踵纷至沓来，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了，或访古探幽或观光旅游，到那里去的人们更多的似乎还想寻觅和领悟点什么。 我与曾氏故居很早有过结缘。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双峰县的荷叶乡下工作了近一年时间，荷叶即为曾国藩的故乡，它地处双峰县东南角，与衡阳、衡山和湘潭三县交界，属偏远山区。我们住在荷叶乡大坪村的竹亭公祠，那是曾氏兄弟为纪念其父曾竹亭而建造的一座祠堂，又称曾氏家庙。竹亭公祠与敦德堂、奖善堂合为一体，统称大夫第，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那时文革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较为禁锢，忌讳对曾国藩更多的全面评价，曾氏家族的故居包括富厚堂在内都均被挪为它用，很冷清，几乎无人造访问津，一代风云人物的故居似乎已被尘封于历史的烟云之中。 当年我们一干人来到这里，是因任务在身，要在该地开展地质找矿的缘故，与曾氏故居本身并无直接牵连。驻地之所以选定荷叶乡大坪村（当时分别称公社和大队），是因为它位于双峰至衡阳的公路要道旁，交通上相对便利些，而且大夫第占地面积大，有学校、粮店、供销社和邮电所等，可寻租到较多住房。工作之余，我们经常与当地群众打交道，对有关曾氏故居风水传说以及对曾国藩本人的神化听得较多，不言自明多数都是牵强附会的，仅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带有浓厚的迷信与宿命论色彩。 较典型的是“癩龙”转世的说法，这在当地较为流行，传说曾国藩出生前的头一个晚上，他的曾祖父竞希公梦见一条巨蛇入得曾宅，当时老人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家人报喜，告知曾孙出世，才似有所悟。以后曾国藩出人头地，官至极品，再加上曾国藩常年患一种奇怪的癣疾，且终生不愈，发作时，痛痒难忍，张牙舞爪。有相师为其看相，认为“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癞龙也”，于是有了“癩龙转世”的传说。 “蟒蛇籐”一说至今还在当地广泛流传，讲的是曾国藩出生地白玉堂屋后，有一棵参天的古枫，被粗如蟒蛇、形态也似蛇的紫籐缠绕，曾国藩死后，古枫与紫籐也相继枯萎，不久亦死，乡亲们把这根籐称之蟒蛇籐，意喻曾国藩的化身。 还有一件事情，说起来真有点神乎其神，说的是曾国藩之父竹亭公早年曾去南岳烧香拜佛，抽得一高签，意喻曾家后代将有两人入得浙杭，官运亨通。几十年过去了，后来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果真官至两江总督，统辖江浙四省，此谶语方才得以应验。素以品格磊落而称的曾国藩对此也感到奇怪。他在与弟家书中写到：“先大夫少时在南岳，押得一签云：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尝语余云：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今吾与弟赴浙剿贼，或已兆于五十年以前几乎”，证实了以前亲耳听父亲说过的事情，觉得不可思议，但也不得不表示信服。 除了这些神话般的传说外，当然更多的是曾氏故居的各种风水说法。地处穷乡僻壤的白杨坪曾氏家族为什么能走出这样一个显赫的历史人物，这个问题本可从人才培养教育的角度来予以探讨，也可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考虑。但一旦当地乡亲来回答，不少人就会将它归于风水的缘故，不自觉地给它披上神秘的外衣。很多乡亲坚持认为曾氏兄弟之所以出将入相，封妻荫子，主要在于他们老家的好风水还有祖坟也葬得好。也有文化人将曾国藩祖父的坟地与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祖坟作过比较，认为两者的风水是一样的。 风水之所以常常被人嗤之以鼻的原因就在于此，浓厚的迷信色彩不只是使它陷入了宿命论的怪圈，而且还成为了人们思想的桎梏。对于这些文化的糟粕，曾国藩本人对此从来就是不屑一顾的，他在家书中，多次告诫家人切不可坠自祖父以来相承的家风，其中包括不信僧巫与地仙。僧巫即专事装神弄鬼的神汉巫婆，而地仙则指的是那些风水先生。 说到此，人们可能认为曾国藩既然鄙夷僧巫与地仙，那么他对风水应是不予问津的。实则不然，对于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风水理论，曾国藩非但有一般的了解，甚至还有他独到的见地。他就说过：我平时最不信风水，而予朱子所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二语则笃信之。我们知道山环水抱与藏风聚气是风水理论中的精髓概念。曾国藩自称不信风水，为何又钟情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推崇大儒朱熹的风水观呢？我以为，这并非曾国藩思想自相矛盾的反映，更不必随意谓之虚伪，究其原因，原来是风水本身所具的两重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坚决摈弃风水理论中尤其是民间传承的诸多的迷信糟粕，而另一方面对风水与生具有的合理的内涵大为褒扬，我以为，这就是曾国藩——一个经世致用的实学家的风范。
白玉堂作为曾氏祖宗当年从衡阳庙山迁入湘乡二十四都（现划为双峰县）的祖屋，虽然在建筑规模及结构诸方面远不及富厚堂和大夫第，但对曾国藩来说，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居，他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并且还是在白玉堂的利见斋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若要谈及所谓的曾氏故居风水，当然首推白玉堂。而富厚堂和大夫第则修建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之后，无论是基址择定还是建筑规划等，完全是另外一番气象。它们之所以不可与昔日的祖屋相提并论，而在于其旨在光宗耀祖，荫福子孙，尽现仕宦大家之气派。尽管在建造过程中曾国藩懂得必须自敛，切不可太张扬，但已“人力参预其间”的作法，无法掩饰或抹去某些刻意而为的成分。大概曾国藩也应知“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所蕴涵的道理，风水也莫不如此。 白玉堂坐落在荷叶乡天坪村的白杨坪，朝向为东，为三进四横计四十八间房屋、六个天井及两个花圃的建筑群，砖木结构，青砖灰瓦，雕梁画栋。虽然今天的白玉堂已显现衰微破败之势，但还是从它的建造格局可以觅得当年风韵。 白玉堂与曾家其它宅府均位于花岗岩体上，属同一地理地质环境。这一带的地表广泛出露花岗岩石，因境内海拔最高的山峰名为紫云山，该花岗岩体故称为紫云山岩体。紫云山岩体形成于地史上称之燕山运动的构造活动期，它的隆起部位构成荷叶神冲一带的山脉地势。我们知道在风水术中，所谓的龙脉实际指的是起伏的山脉，“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龙者何，山脉也”。 风水术认为，龙脉之中运行着大地的“生气”,该“生气”通过龙脉上的“主山”得以聚集后，再将万物之精华的“气”凝结于龙穴。风水术还认为无论干龙还是支龙，凡处于末端聚结之处的山即为“来龙山”或谓“主山”。只要寻得“来龙”，就可在确定其前面的“龙穴”。在紫云山脉中，紫云山以及九峰山等气势宏大，蜿蜒磅礴，构成本区山脉的主体，按风水的说法，即为干龙所在。而位于白玉堂南部的另一条山脉则是紫云山脉的分支，这条支脉也构成是当时湘乡与衡阳（现为双峰县与衡阳县）两县的自然的地理分界线，高嵋山是这一支脉的最高峰，同时又处于它的末端。以高嵋山为代表的这条支脉，在风水意义上即为支龙所在，而高嵋山因表现为龙脉的聚结，无疑呈现着鲜明的来龙山特征。 龙脉的聚结在风水中有大聚、中聚和小聚之分，大聚为都会，中聚为大郡，而小聚则为乡村、阳宅及富贵阴地。高嵋山置身于数以万计的群山，未曾见奇，默默无闻，实乃小聚，但它在曾国藩心目中有很重的份量，寄托着他的思乡情怀。“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多次在一提笔时就写到高嵋山，如“高嵋山下草芊绵”、“我家湘上高嵋山”等等，无不表露游子对故乡的梦寐萦怀。也许曾国藩还不曾想到，灵山嵯峨佳气葱郁的高嵋山竟还是风水术倚重的主山也称之来龙山。 白杨坪位于高嵋山脚下，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整个白杨坪在地形上呈内敛性盆地特征。若登临高嵋山俯瞰，它看上去就象一个巨大的翡翠宝盆，处于群山的环抱之中，呈现出强烈的“穴”的意向。龙穴之真谛就在于“穴”能够“藏风聚气”，也即“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 风水术求证龙穴的常见做法是所谓的“以砂证穴”。风水术中“砂”的概念往往是指环绕城镇或乡村的群山，它们又常互成对景而照应，这些群山对来龙山而言，又呈隶从关系，“龙为君道，砂为臣道”。白杨坪的砂山格局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其左，为一凤形山，因山的形态颇似欲展翅飞翔的凤凰而得名，在民间，凤凰是美丽的化身，象征着吉祥与富贵；其右，山名为虎形山，可知山的形状似虎，使人产生虎虎生威、精神为之振奋的联想。风水术中砂山格局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概念，是借天上星象分区的四方宿名来区分四方之山，如左山为青龙，右山为白虎。砂山重在喝形，寓形以名，白杨坪即是如此，不论是凤还是虎，都是对自然景观的恰好表述。白玉堂左为凤形山，右为虎形山，这些具有风水特征的地名好像在告诉我们，曾氏祖先迁徙至白杨坪前，就已慎密细腻地审视了该地的地形，并且是以它的风水格局特征为基本取向的。 白玉堂前方正对着一个圆形的山包，称之为团山，“团”在湖南方言中与“圆”近义。按风水的说法，位于穴前的近而小者，案山也，同时案山应该“端正圆巧，秀媚光彩”。风水术对案山颇有讲究，认为“有近案则穴前收拾周密，无明堂太旷、气不融聚之患”，形态颇似一颗珠宝的团山不言而喻即为风水意义上的案山。曾国藩早期的家书中，多次告家人要对团山悉心收拾，支持拓修乡路，他还叮嘱家人要多种树栽竹，培育风水林，也藉此美化环境，认为此事“甚为要紧，我家之气更聚”。站在白玉堂前坪向前望去，更远处的就是风水意向中的朝山，“远朝宜高”，朝山挺拔俊秀，树木葱龙。曾家祖先都葬在那里，朝山主富贵，似在庇佑曾家子孙后代。砂山以端装方正秀丽为吉，白杨坪的虎形山、凤形山以及朝案等无不有如此的表现。 流经白杨坪前面的一条小溪是涓水的支流，幽缓曲折，清澈见底，迂回于山间，横跨溪流上的石桥建于咸丰初年，系宗族乡党集资修建，曾氏几兄弟全都捐资，它解决了多年出门绕道的不便，也给白杨坪增添了一处人工风景。白玉堂前那口半月形的池塘，既可用来蓄藏雨水，灌溉田园，还可养鱼，曾国藩家书中嘱告家人“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实际上这口半月形池塘还是所谓的风水池。 谈到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杨坪正处于龙、砂、水的重重关拦，内敛向心的围合之中，山水相交，阴阳融凝，负阴抱阳、藏风聚气，实乃风水格局中的宝地。
我们知道，人们常说的所谓风水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指的是自然环境，既然如此，那么自然环境必然包括地质因素在内。我们当年在曾氏故居所在地开展地质找矿，职业上的原因，使我们较为熟悉当地的环境地质情况。我以为，从地质的角度来探讨其与居住环境的关系，对揭示风水所具有的更深的实质内容或许有所裨益。 我们当年奉命开赴荷叶一带开展铀矿资源勘查，首先基于紫云山岩体被确定为花岗岩型铀矿成矿远景区。在这之前，我国尤其是南方诸省在花岗岩体中相继找到了不少大型和特大型铀矿床，由于紫云山岩体也具备同样的的成矿构造条件，因此被列入重点勘查对象，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那就是区域性的放射性航空测量先前已在荷叶以及神冲等地发现了较多异常点和异常带，这更有望成为寻找铀矿的突破口。稍还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工作是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国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来寻找铀矿的一部分，这与当时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有关，国家当时急需找到更多的铀矿藏资源。 在紫云山岩体，放射性异常的分布是有很规律的，首先是它与花岗岩的主体有着密切的共生联系，也就是说，放射性异常通常只出现在主体上。所谓主体，即在岩浆活动主要时期形成的紫云山岩体部分，它构成岩体的基本框架。正是在这一主要构造活动期，矿化作用也尤为强烈，因此地表所发现的放射性异常点带基本都位于主体上，在主体上开采的花岗石材也就是这个原因表现为较高的放射性“底数”,一般来说这类石材不适宜做建筑材料。区域内还存在被称之补体的花岗岩，显然它形成时期相对晚些，为燕山运动的后期，分布面积也小得多，大致分布于良江、大坪至石鱼村一带，呈近东西向，岩性为细粒二长二云母花岗岩。 我们都知道，放射性作为一种地球物理现象，它是无处不有的，但只要放射剂量不超过标准，不形成所谓的“异常”，就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放射量是否超标，用仪器是很容易测定的。我们的找矿过程，就是往往通过先找到地表的放射性异常点带，再对这些点带进行深部揭露，以期扩大矿化规模直到发现铀矿床。放射性异常点带的存在对找矿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却有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应明了的浅显的道理，因为它逸放出来的氡气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 紫云山岩体作为铀矿成矿远景区，区内存在大量的异常点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在野外勘察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曾氏家族所有的宅府都位于花岗岩的补体上，那恰是铀矿成矿远景区的“世外桃源”。从黄金堂到大夫第、白玉堂再延伸至富厚堂，曾氏家族宅府的地理分布大致为近东西向，与补体的长轴向一致。正因为放射性矿化与花岗岩补体没有成因及空间上的联系，所以，在曾氏家族宅府及其外围均未发现异常。 然而并非每个地段的情况都与铀矿化无关，否则就失去了找矿本身的意义。使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大夫第东南方向约二千余米处的那条异常带，异常带所处位置地势陡峭，产于花岗岩的构造破碎带，铀矿化富集与构造破碎是直接有关的。在陡峭的山坡下不到十米处有一户农家，我们勘查时，平时就在这户农家休息。一天，我们在农家无意中打开了仪器，FD-71仪立即发出特别鸣响声，这就是异常的预警，一看仪器表头，已超最大读数，我们提着仪器追索，异常源竟为水缸中的水。经查这些水是从屋后的陡壁下接过来的，与很多山区农家的引水方式一样，该农户是用劈开的竹子连接起来作为导水工具，从陡坎下将岩石中渗透出来的水接入水缸。看似清莹透澈的泉水因从矿化层中滲出，实已严重放射性污染，不能饮用。我们当即将情况告诉主人，希望他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另觅生活水源，尤其不能作为饮用水，倘若问题不能很快解决，也不要喝生水，一定要烧开。常识告诉我们，放射性氡气对人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水中氡，无色无异味，但一旦食入体内，体内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比体外辐射更大。所幸的是，像这样生活水源受到污染但长期未被察觉的情形是极少见的，在该地区也仅此一例。 从以上叙述可知，由于曾氏家族的宅府都位于花岗岩补体上，也就不存在出现放射性污染的前提，这已被大面积的地球物理和水文地质普查成果所证实，所以从某种意义说，视其为“风水宝地”是有其地质依据的。曾氏祖先原定居衡阳庙山，清朝初期才举家迁徙至双峰荷叶，当初是怎样觅中白杨坪这块“宝地”的呢？这已无从考究。也许曾氏祖先最初根本就没有寻找风水宝地的自觉，而仅谋求一栖身环境。天道忌巧，可能如同“良禽择木而栖”，靠的就是直觉与本能了。 说到这里，能否认为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的出现，盖出于故居风水好的原因？倘若如此，那是很不公正且极有害的看法。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固然是人们身心得以健康成长直至成才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决不是唯一的。须指出的是，曾国藩之所以叩开科举大门，跻身翰林，继而顺遂仕途，除了他天资聪慧一生坚韧勤奋之外，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曾国藩的早期教育除了直接受惠于祖父和父亲之餘荫外，荷叶乡当时包括曾氏族学在内的三个传统族学也为当地莘莘学子提供了人人思学上进的读书氛围。我们在荷叶乡工作时，就感受到了那里延续至今的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还有淳朴的民风，我们曾有兴趣的注意到，当地小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即用毛笔写字，甚至整个小学阶段都不曾使用铅笔。我以为这是传统文化底蕴之深厚的表现，显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至少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 还要指出的是，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而绝非静止甚至狭隘的所谓风水观点便可阐述透彻了的，当然这也就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曾氏家族中显赫的人物中首推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谈到曾氏故居，当然要谈到分属这两兄弟名下的富厚堂和大夫第。富厚堂和大夫第在选址上没有拘泥于山环水抱的格局，并无所谓的“穴”的地形特征，与白玉堂封闭围合的格局相比，有着很大区别的，它们所处位置地势开阔，交通也便利的多。 曾氏家族唯一保存完好的宅府当应是富厚堂了，现已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富厚堂位于富坨村，属曾国藩名下，距大夫第约八公里。但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占地面积及规模，都远远逊色于大夫第。在曾氏兄弟分家之后，富厚堂老屋原来为曾国荃所有，因曾国藩相中，移兑而成，曾国藩称之为一等屋场。最初本有三处可供选择的宅基地，但曾国藩最终选定富厚堂的旧址。他是怎样比较这三处宅地，又凭什么称富厚堂为一等屋场的？这大概已是留给后人的迷。 现在所见的富厚堂是在旧屋基础上扩建的，它修葺于曾国藩封侯之后的同治五年，也正是主人在两江总督任上处于人生的辉煌巅峰之时，曾国藩对它予以了很大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或许它就是将来退隐回籍颐养天年的归宿所在。 富厚堂在整体的布局规划上，可以说达到了自然美与人文美和谐统一的意境，它后侧山峦环护，茂林修竹，无比清静幽雅，富厚堂大门朝东，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紫气东来，一派生机勃勃，站在堂前花岗石台阶上极目远眺，只见一抹平川，良田万顷，静静的涓水蜿蜒其间，像一条绸带飘向远方，旖旎的田园风光赏心悦目。堂前的半月型的池塘，显然是人工凿砌而成，一看就知那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风水池”也即“泮池”。 富厚堂本身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富丽堂皇，只有门匾上“毅勇侯第”四个御赐大字表明这里曾是一座侯府，从外观上看，它至多也只形同旧时的一般大户人家。步入富厚堂，所见是一仿宋明回廊式的四合院，中心是一个面积达六百平方米的庭院，显得很开阔，花岗石铺设的通道构成这个建筑群的中轴线，这是一个很具北方特色的四合院。我们知道，南方的四合院多以天井为中心，这样的建筑模式主要与南方的气候有关，南方的日照时间长且雨水较多，采用相对狭小的天井形式是适宜的。富厚堂之所以建成北方的四合院形式，可能与曾国藩京师求学为官十余年，业已适应京城四合院的生活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合院收敛及不张扬的格局也是符合曾国藩的性格的。 富厚堂内辟有八本堂、思云馆、艺芳馆等，其实这些与常见的民居相比，并无多少差别。如果说欲求觅得富厚堂的特色，那就莫过于宅南藏书楼了，藏书楼位于富厚堂南端，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该楼藏书据说曾达二十余万卷，被誉之近代的私人藏书第一楼。步入庭院，一眼就可看到这座高达三层的建筑物。富厚堂作为归隐之所而设置藏书楼，这对饱学之士的曾国藩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多次说过作官不过偶然之事，读书乃寒士本业。 藏书楼在设计上因地制宜且无奢华之处，它独具匠心，充分考虑了南方潮湿气候的不利因素，其一是将书藏于最高的的第三层，以尽量避免地面湿气的影响，其二是非常注重通风，这是保持干燥的必要条件，藏书楼的高度超过邻室，且地处南端，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南风可径直穿堂而过，还有曾国藩亲自设计的书柜，其前后都可打开，目的就在于更好通风祛潮。如此等等，可以说富厚堂极为丰富的藏书得以保全，与切实有效的收藏方式有着直接关系。 富厚堂是一座有着传统特色的建筑群，它置身僻陋乡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文化尤其世俗的影响，其中可能还留有风水的烙印。事实也正是如此。富厚堂坐西朝东，按风水的阳宅相法，此类属“震门兑宅”型的建筑视南端为大吉。在房屋布局的处理上，风水术往往是根据吉凶程度来确定宅舍的尊卑及层数，如大吉之地宜作厅堂和居室，更适建风水楼，以崇其形势，而凶地则一般留作仓库、碾房和厕所等小用。说到此，很清楚地表明，位于富厚堂之南的藏书楼，它的功能并不限于藏书本身，竟原来还是一座风水楼。在大吉之地建造藏书楼，它表明即便“圣相”也未必脱俗，但从一个侧面却也体现了儒臣曾国藩的情操。 当年改建富厚堂是按曾国藩的设计意图施工，还是得到了风水先生的指点，这或许也是无从考究的。其实对富厚堂的风水特征予以考究也并无多大意义，所幸的是包括藏书楼在内的富厚堂历经百年沧桑，至今还保存完好，尤其是二十余万册的书籍史料竟远避厄运，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如果说这一切应归于吉地之风水，曾国藩老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也只会一笑了之的。 下面再来看看大夫第，与富厚堂的幸运截然相反，大夫第如今一片凄凉，衰败已无可挽回，曾国藩当年引为焦虑之处不幸被言中。当初的大夫第可谓蔚为壮观，从开工到最后竣工，历时八年，耗资巨大，难怪有人评价说“沅甫（即曾国荃）新宅有城市之气”，这里所说的城市之气指的就是它如同城市建筑的气派繁华。大夫第是否犯有风水上的什么忌讳，这里并不想陷入迷信的怪圈，但不妨也从布局诸方面试作些探讨。 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和奖善堂三部分组成，在布局上为一字排开，长宽比例大为失调，形同街市。我们知道传统建筑很讲究负阴抱阳的围合之势，而大夫第恰是对这种格局的叛逆，无异于构成风水意向上的败笔。还有，敦德堂与奖善堂前各有一个人工风景池塘，齐整对称，似乎别具风格的设计却犯了风水一忌，因为风水术称：堂前忌双池，谓之哭也。 当然这些所谓的风水说法是并无科学依据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与大夫第如此之快的衰败有关？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面湿气太重。大夫第落成之后。曾国荃便向国藩诉说此烦恼，曾国藩在回信中说：“沅弟言新大夫第不敢再求惬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湿气一层不可不详察，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也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 对大夫第地面湿气太重的顽症，曾氏兄弟深受困扰，但并没找到其原因所在，问题的解决也就无从作起。事实上曾国荃以后较多的时间是住在长沙府后街的官邸，而无暇顾及。因为这一困扰的长期存在，使得大夫第后来的主人未能很好安居乐业，当然也就谈不上及时的维护修缮，于是乎，衰落便是可想而知的了。伴随这座庄园的衰败，大夫第内收藏的大量的书籍最后也散佚殆尽，无不让人为之惋惜。我们当年在荷叶工作达十个月，就住在竹亭公祠仅存的几间厢房，对室内陆面之湿漉漉以及由此带来的烦恼有着切身的体验。如此显然不宜居家的住宅，按风水的说法，不正是所谓的凶地吗？ 那么造成大夫第地面常年潮湿的原因究竟何在？曾国藩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天井小而使得日照时间短。实际上曾国藩的这一分析并不充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屋内潮湿主要由这两种情况所造成，一是地下含水层距地表太近，另一种就是室内通风效果差，使得湿气得不到风干而凝结于地面。大夫第地段的地质构造完整，无断层及构造破碎带，也就缺乏含水层存在之前提，无异于说第一种原因不复存在。 那么是否就是通风条件差而引起的？症结正是如此。从地形上看，大夫第虽也是背山面水，但它却是坐南朝北，而且还是南高北低，于是乎在盛夏时节，凉爽的东南季风是无法从屋后穿堂而过，而在寒冷的冬日，来自北方的寒风又因门窗紧闭自然被阻挡，这样的建筑格局不仅不能形成冬暖夏凉的生态效果，更主要的是通风条件变得很差，地面湿气得不到有效祛散，居住环境也就趋于恶化。曾国藩当年强调居室常年潮湿，会引起疾病，这固然切中要害，但万万没想到它竟还构成大夫第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庆幸的是，百余年之后，在竹亭公祠旧宅基础上新建的中小学校教学楼及教职工宿舍楼都改变了原朝向，均朝南，避免了前人的失误之处，一直困扰人们的“湿气太重”现象终于不再出现，这已可告慰先人。 曾氏家族的主要庄园还有黄金堂、修善堂和有恒堂等，这些分别为曾国藩其他兄弟宅府，其建筑规模相对都小的多，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的建筑材质也差，这几处庄园过早陷入衰败似属一种必然。而富厚堂与大夫第几乎是同时建造，可它们的命运却迵然不同，富厚堂虽历经岁月沧桑，但却一次次避开了劫难，而今又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为一大幸事；然而大夫第，当年落成之时请来省城戏班子以示志庆，真可谓门庭隆盛，可今天却残垣断壁，满目荒凉，几乎消逝在岁月的烟云之中，强烈的对比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曾国藩当年从未为自家的富厚堂操多少心，却常常忧虑着大夫第，这并非表明他像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一样能预卜什么，他比曾国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更深刻理解“多藏必厚亡”的道理，大夫第的命运不过是对这个道理的又一次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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