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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青年，退到编纂资料，以古籍编辑而引领学术风潮，在并不太理想的学术环境中，傅璇琮写下当代学术的一抹亮色。他一直保持书生本色，不讲究享受，从不以权威自居，至水尽处，看云起时，安之若素地坚持始终。
2016年1月23日，入冬后最冷的一天，过午传来更寒凛的消息：“傅先生病危，上了呼吸机，没有意识。”惴惴不安地为他祈祷，希望能够度过难关，然而三个小时后还是传来噩耗：“傅先生走了。”悲痛何如！为我失去一位尊敬的长辈和学术引路人，更为中国文史学界失去一位真正可以称为大师的学者和出版家，感到无限的悲哀！ 傅璇琮先生出生于1933年11月，今年84虚岁。他的一生经历了几度沧桑巨变，从新锐的文艺青年，遭遇蹉跌，托庇中华书局做资料工作，45岁前几乎未以本名发表学术文字，却曾与王国维次子王仲闻一起点校过《全唐诗》（署名王全，全与璇南方音近），编过古典文学资料《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署名湛之）、《杨万里与范成大卷》（署名徐甫），得以在轰轰烈烈的年代饱览唐宋文献。春阳初照，学术复苏，他的厚积开始暴发，1980年前后井喷式地发表大量一流学术论著，引起中外学界广泛关注。他本人也逐渐走向中华书局领导岗位，担任总编辑多年，为最近30多年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极其突出的成就。数其大者，《续修四库全书》，由他与顾廷龙先生主编，收录清《四库全书》未收及其成书后的重要古籍，规模与《四库全书》相当；《中国古籍总目》，由他与杨牧之先生主编，对存世中国古籍作了完整的簿录；《全宋诗》，他是第一主编，将有宋一代诗歌汇于一编，收诗数为清编《全唐诗》的5倍。此外，他主编的书还可以举到《唐才子传笺证》《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全宋笔记》《宋登科记考》《宁波通史》《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才子传笺证》等等，每一部书都是重量级的，每一部书他都不是浪挂虚名。据我所知，他从选题策划、出版落实、编写约稿乃至后期编辑都有参与，实力实为。比方《全宋诗》编纂的数年间，他经常每周末用业余时间去北大工作。他是宁波人，地方政府请他领衔主编《宁波通史》，他也多次返乡主持编务，在地方史著中堪称翘楚。他承担这些工作，是觉得中国学术需要这些基本文献建设，热心于此，并不计较名利，只要事情能做成，排名前后无妨。 以上所说，是傅先生作为一位在古籍出版界有崇高声望的领导者的成绩，我更愿意较详尽叙述的是他本人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他独到的研究方法和影响力，以及我所知道的他的为人与为学。
我于1978年秋开始研究生学习，专业是唐宋文学，广览前辈著作，特别关心诗人生平和诗作本事研究。当时很认真揣摩分析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的治学方法，了解年谱编纂最重要的是生卒年确定，然后将所有的传记、轶事、交友、作品记录逐年加以编次，从而完整地还原作者生平，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其作品的本事、寓意及成就。其间偶有所感，写成《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姜夔卒年考》等文。这时从复刊不久的《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读到傅先生《刘长卿事迹考辨》，可能是他用本名发表的第一篇长篇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名字。刘在文学史上不算重要作家，一般仅数句带过，傅文则指出刘存诗数量多，生前身后都获广泛好评。其生平基本情况，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后来如《唐诗纪事》《唐才子传》都据此敷衍，构成刘生平的基本叙述。傅考根据刘同时人高仲武叙述，知刘曾“两遭迁谪”，再据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刘本人诗《狱中闻收东京有赦》《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佑江亭》等诗，还原刘第一次贬谪是在至德三年（758）初，从苏州长洲尉获罪下狱，远贬南巴，其间与李白、独孤及、李嘉佑都有来往。而在鄂岳任上的获罪，则根据史乘勾稽吴镇鄂岳在大历八年（773）至十三年（778），在前次贬谪后十五年至二十年，也有许多诗文佐证。理清刘两次贬谪始末，对刘在此前后的交友、心境和创作可以作出全新的梳理和解读。此外，他还纠正刘官至随州刺史的旧说，认为刘因建中三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去官，闲居扬州江阳县茱萸村，至少还存活了六七年。刘的进士及第，旧说在开元二十一年（733），闻一多据以推测其生于709年。傅文据《唐摭言》知刘天宝间还在科场为朋头（朋是进士之朋党性组织），佐证刘诗，知他及第肯定在天宝中后期，这样推他的生年，大约在725年。从生卒、科第、仕宦、交游，诗人的基本情况完全被颠覆了，而分析如此细致，举证又如此精当不移。阅读这样的考证文章，当年给我的震撼非常巨大。在此以前我总觉得唐诗及诗人研究，前人着力已多，未必有太多剩义，阅读傅文后看到只要方法科学，完全可以重新解读。
此后一二年，傅先生接连发表王昌龄、韦应物、戴叔伦等生平研究的多篇考证，创说也如前篇之精彩。到1980年将相关论文27篇结集为《唐代诗人丛考》出版，主体是初盛唐诗人生平和诗篇的研究。在前言中，傅先生自述学术渊源，是受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认为伟大艺术家的出现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经常成批出现，各怀才具：“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文学史著作体例有很大局限，仅仅就诗论诗，以文论文，显然不够。他主张广征史籍和一切存世文献，真实地还原文学家的生命经历和情感变化，以及在不同遭际时的文学表达，从而深入准确地解读作品，再现真相。他自述为此不能不接触历史记载，在唐史大家陈寅恪和岑仲勉著作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帮助”，而岑著史料之丰富更使他“获益不浅”。可以说，他的唐诗研究在学术思路上受到法国社会学派的影响，在文献处理和考证方法上则更多得益于岑氏的著作。岑氏自学名家，继承乾嘉朴学精神，认为存世所有文献都可为唐史研究所参据，但每种文献都因著作避忌、党派立场或文献传误等原因，存在种种缺失，需在精密校订后方能信任使用。岑氏代表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即体现此一立场，广征文献校订文本的同时，努力复原中古世族谱系，展现了远比两《唐书》丰富的士人群体。傅先生不仅承续岑氏占有文献、精密考证的立场，而且将岑氏赅博的文献拥有，做成可以让所有学者充分利用的《唐五代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与张忱石、许逸民合编，1982年），收录正史纪传、全唐诗文、僧传画谱、职官编年、缙绅谱牒、方志文献在内的传记资料。他的考据绵密，正得益于此。 那时我还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学位论文做完，正摸索今后发展方向，从傅先生著作中得到许多启发，试写过几篇唐诗人考证论文，还很夹生（朱东润师评语）。后来据目录以求全面占有文献，从唐宋所有存世文献中爬梳《全唐诗》《全唐文》以外的唐人诗文，特别是勾稽宋代大型类书、地志、总集、史乘、笔记、杂著时，指导方法上受傅著横跨文史的鼓舞，手边翻阅最多的就是上举《唐五代传记资料综合索引》。
1998年秋，在贵阳举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年会期间合影。右起：胡明（《文学评论》）、徐俊（中华书局）、傅璇琮、周祖譔（厦门大学）、陈尚君。
因为有前此的阅读感受，我于1981年6月研究生毕业前夕，因查阅古籍、请益前贤的名义首度入京，与同学周建国（他后来与傅先生合作完成《李德裕文集校笺》）专程到中华书局看望傅先生。只记得他的办公室不大，光线有些暗，我向他呈送考证温庭筠的习作，他说已经读过，并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答辨会上提到我的文章。当时我们都很青涩，他似乎也不太习惯应酬，没有展开谈话，见他也忙，很快就告辞了。此后几年，我全力作唐诗辑佚与考证，文章写得很少，可举者只有《杜甫为郎离蜀考》和《欧阳修著述考》，不了解外界反映，也不与学界联系。1983年初完成《〈全唐诗〉误收诗考》，以四万字篇幅引书数百种，考出《全唐诗》所收非唐五代诗作六百多首，自感较前有所提高。1985年末，此文在《文史》24辑刊出，傅先生读到拙文，立即给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写信，说到这几年唐代文学研究出了不少优秀的年轻人，陈尚君是突出的一位，特别托人邀请我参加次年春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这是我参加学术会议之始。记得当时傅先生告诉我，本希望我参加《唐才子传校笺》的工作，但前此已全部约出，因推荐我与厦门大学周祖譔先生认识，当时傅先生代表中华书局约请周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全部条目已列出二千多条，主体已约出，仅剩下少数荒冷偏僻的小家，认为我最能胜任。我答允了，但提一条件，即请允许我就所知未列条目而确具文学家身份者补充条目，两位主编欣然允诺。最后成书，收四千人，我写二千，完成唐一代文人的全面记录。因为傅先生的慧眼和周先生的宽容，我得有机会展现自己。担任前述二书的责编徐俊，近年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总经理，他感慨道， 幸运的是，我们年轻时能够跟随这样的前辈工作。
《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在中外学界引起广泛好评，对一时研究风气的转变也有很大影响。傅先生在日常编辑工作之余，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1982年，他完成《李德裕年谱》，用史料系年系月考证的办法，还原对唐后期政治与文学关系极其重大的牛李党争过程，揭示党争中各种人物面对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科举荣黜、人事升沉等事件的不同态度，贬斥势利，倡导品节，也多有发明。比如元白，以往尊白而短元，傅先生则认为元虽热衷仕途，但在党争中则亲李而斥奸，白则亲牛而就闲，给以不同评价。再如小李杜，他认为李商隐不以时事变化而改变操守，杜牧则在李德裕执政时示好迎合，失势后立即落井下石，无中生有，二人人品高下立判。
傅先生第三本著作是《唐代科举与文学》，出版于1986年，不久前刚获得思勉原创奖。我在傅先生书面发言后的点评，上周《中华读书报》以《一本书与一种学术范型之成立》为题发表，读者可参看。
80年代中期后的十年，傅先生与国内知名学者周祖譔、吴企明、吴汝煜、梁超然、孙映逵、吴在庆等合作，完成《唐才子传校笺》。《唐才子传》十卷，为元辛文房所著唐诗人近四百人之传记总汇，中国失传，清开四库馆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八卷，不全。近世在日本发现足本，为治唐诗者普遍重视。辛氏此书据当时所见文献匆忙拼凑而成，有珍贵的记载，如登第年月多据失传的《登科记》，但多数采据笔记、诗话、史乘，处理粗糙，失误甚多。傅先生认为此前日人的注释过于简单，他希望延续《唐代诗人丛考》的方法，以辛书为躯壳，对唐代主要诗人生平作一次彻底清理。他制定体例、样稿，自撰全书前三卷，多方合作，凸显每个人的贡献，出版后影响很大。他晚年另约学者主编《宋才子传笺证》，传是新写，体例沿前，完成宋代几百位一流文人的生平传记。
有前此的史实积累，他再约请陶敏、李一飞、吴在庆、贾晋华等合作，完成《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采取逐年逐月叙事的方法，记录唐五代三个半世纪间文学事件发生演变的过程。他认为这是文学史的一种特殊写法，可以立体反映一代文学的面貌，如某年某月某人在何处，和谁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事件，写了什么作品，这些作品又具体表达什么内容，达到如何成就，也就是把《唐代诗人丛考》中以若干点的尝试，汇成了一条浩瀚绵邈的文学长河。这部著作因此曾获得国家图书奖。此外，他还和台湾著名学者罗联添先生合作，完成十二卷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希望将海峡两岸的杰出研究能够方便分享。
七十岁以后，傅先生完成近百万字的专著《唐翰林学士传论》。他认为翰林学士代皇帝起草文书，是唐代文人人生理想的极致，凡得臻此职者当时肯定都有很高的文学秉赋和时誉。因为文献缺失，许多人事迹不彰，有关文学活动和成就的痕迹不甚明显，但既领此职，必有可称。为此，他在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和岑仲勉考补的基础上，对有唐两百多位学士的家世履历和文学活动作了全面考察，从另一个侧面全景式地展示唐代文人的各种生存状态和人生悲喜剧。我曾为此书写长篇书评，除揭示以上收获，还特别指出此书另一特殊意义，即两百多位学士中，三分之二正史有传，但缺误极其严重，傅先生广搜第一手文献考察他们的真实人生，也揭示两《唐书》所有传记都应作此项考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正史无传的七八十人，成就高下不一，傅著尽量勾勒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提示正史立传与否的不确定性。
傅先生主张学术民主，疑义共析，真诚欢迎不同意见的商榷。《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后，当时还与他不熟悉的赵昌平与他讨论顾况生平，蒋寅与他商榷戴叔伦抚州推问的真伪，他都不以为忤，甚至主动推荐到刊物发表，此后成为最好的学术朋友。《李德裕年谱》初稿，他认为《穷愁志》四卷为伪。此后周建国仔细研读，举出多条非李德裕本人不能言的内证，在该书新版中，他接受周说，改为有少数伪文搀入，大多非伪。他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出版后，陶敏告其中还有未精密处，他立即鼓励陶尽量写出来。陶费时二月，居然写出十五万字，傅先生觉得附书后太多，出一册稍薄，乃约请我也将所见写出，这才有了该书第五册《补正》。他的《唐翰林学士传论》写成于七十岁后，为精力所困，许多后出石刻没有见到。为他庆贺八十诞辰约编论文集时，我交了补充文献四万多字的长文。我觉得，对傅先生这样一生求道的学者，这是最好的礼物。
傅先生为人低调，待人平和，既礼敬前辈，也尊重后学，与他交往，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坦率，更能感受到他对每一位合作共事者的体谅和尊重。我与他最初交往的几年，还只是讲师，但他认识到我对一代文献的熟悉，代书局约我修订《全唐诗外编》，又约撰《全唐文补编》。在《全唐五代诗》启动后，更认为我可以承担最繁剧琐碎的责任，坚持由我担任主编之一，负责体例、样稿的撰写，承担两百家别集以外所有散见作者诗作的整理。他从不觉得这是对我的提携，反而歉意地认为这样合作我是吃亏的。我还特别记得1993年拙编《全唐文补编》退改时，怕邮寄丢失，他到南京开会时，随身带了五六箱书稿，亲自交给我。我在人生最艰困的时候，从未放弃学术，傅先生的理解支持很重要。
与傅先生有交往的所有中青年学者都有上述同样的感受，特别是在唐代文学学会的同人间。学会成立于1982年，他是发起人之一，从1992年起担任学会会长十六年，始终以倡导学术、扶携后进为己职，维护良好的学术氛围。每度年会，他都繁剧自任，操持辛苦，联络中外，鼓励多元。所作大会发言，都有充分准备，表彰诸方的成就，指示今后的方向。所涉人事安排，也能充分协调，取得共识。他的精神也鼓舞了所有学会同人，绝不争名逐利。他从2000年就想将会长交出，无奈各位副会长都觉得他的地位无法取代而作罢。到2008年他坚持年迈而交卸，比我年长且成就更高的各位也始终礼让，最后只能让最年轻而不称职的我接任。我知道，他们都着眼于学术的长远发展与后继有人，我感到了责任重大。
傅先生热心提携年轻学者，三十多年来为同辈和后辈学人做序，估计超过百篇。我在1997年出版《唐代文学丛考》，也曾烦他写序。他要我提供全稿副本，并写一节求学经历和心得的文字，以便参考。不到一个月就寄来六千字的长序，对我的学术道路、主要创获以及治学特色作了认真的总结，真让我很感动。其中是否有过誉呢，当然是有的。傅先生私下谈话时说到，在经济大潮中，年轻人能不为金钱所诱惑，安心学术，潜心坐冷板凳，就值得肯定。即便还有一些欠缺，适当地给以指点，总有逐渐提高的希望。他有一本随笔集，取名《濡沫集》，正表达此一态度。书序的本格文章当然是为本书鼓吹，傅先生的立场当然恰当。我偶然为他人著作写序，有一段文字与作者商榷，遭致傅先生一段友好的奚落。
傅先生供职于出版社，且因长期主政中华书局，因此可以利用书局选题的取向引领学术风气，以推介海外优秀著作的方式改变国内学术取径（如《万历十五年》的出版），也因此得有机缘广泛地结识海内外的优秀学者。与我同辈的许多八十年代出道的学者，都曾得到他的关照，尊他为师长。然而出版社毕竟不同于高校，无法直接培养能够接续自己学术的门弟子，这是很遗憾的。他从出版社退休后，最初的母校清华大学特聘他为全职教授，指导博士生，最后十年有一段全新的经历。具体情况我不了解，这两天读微信见清华他的学生回忆老人家经常到学生宿舍小坐谈学，且每次都有电话预约，称学生为同志，老派作风令人起敬。他在清华的学生我认识的不多，熟悉的是卢燕新，论文曾获百篇优博，任教于南开大学，傅先生入院后每周末都到北京侍奉汤药。思勉颁奖时认识替他领奖的杨朗，知道傅先生的书面发言在病榻上口授，由杨整理成文。这篇发言水平之高，是我与许多朋友之同感，可以说是傅先生的学术遗言。整理者对傅先生学术思想的认识，也于此可知。无论亲炙门生，还是私淑弟子，我相信傅先生的学术肯定后继有人。
日前有记者采访我，要我谈傅先生还有什么学术遗愿没有完成，一时语塞，难以回答。仔细想来，可以举出两件。一是他在二十多年前曾倡导组织全国学者编纂《中国古籍书目提要》，即为存世的每一种古籍编写提要，篇幅估计将会是四库提要的五至十倍，若能完成，当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总结。这一计划后来因为人事变化而中辍，虽然可惜，但后来几乎没有再提起。二是《全唐五代诗》编纂的波澜变化。傅先生对唐诗和诗人研究越深入，越感到清编《全唐诗》不能胜任现代学术的要求，应该普查文献、广征善本、详校异文、精密考订、合理编次，以期形成可供专家学者和一般读者信任，最接近唐人创作原貌的唐诗总集。此事由他倡议，各方参与，我也承担了较大分额的工作，但最后终因人事纠纷而几度苍黄。傅先生病重入院后，我两度看望，他都希望我能将有关过程写出，也希望此书最终能够完成，殷嘱于我。我今年初已经写成一节文字，也开始全书长编的编次，本想春间再有机会入京汇报请益，不期遽尔如此。
傅先生去世后，友人贴出他2006年的两段题词，一段录《庄子》语：“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另一段是：“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看庭前花开花落，望时空云卷云舒。”这可以说是他一生心境的记录。从文学青年，退到编纂资料，以古籍编辑而引领学术风潮，在并不太理想的学术环境中，写下当代学术的一抹亮色。而他一直保持书生本色，不讲究享受，从不以权威自居，至水尽处，看云起时，安之若素地坚持始终。他的精神与学术，是将长存。
2016年1月24日
纪念（2016.1.29）| 花开花落皆安命 但开风气不为师——悼念傅璇琮先生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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