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朋友，更像一枚萤火，长久游弋在我心脏的某个位置，即便常年不碰面，印象也不会褪色。晤面愈多，反而更陌生。这种情形，有点像盯着一个汉字看久了，忽然心生疑窦。他在那里。只是在着。像大街雕塑一样持续而恒定地在着——鼻梁很高，眼小，短发，面部骨骼凸出，轮廓清俊，结构出一种阴柔而沉静的力。这种力，穿织渗透在他的文字与生活中，让外人阅读起来异常吃力。 这些年，他几乎没多大变化，除了耳际添了几缕灰白，有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周遭世态。2003年末，他离京南下，回到诸暨，履历忽然空白了，此后再未经历任何一份正式工作。一个人摇摇晃晃，走来走去，幽居度日，持续至今。这对他的日常交际造成了些微尴尬，上个月他来杭州梅花碑4号的大院找我，被门卫拦住质问。他一时愣住，随口编出一个身份，化解了没有来历的窘境。按俗世认知层面来看，朝潮确乎有点来历不明，无业，未婚，独居。我想象他若在车站被警察盘问，又该如何作答？我夫人常说，她印象中的朝潮就是每天躺在藤椅上摇啊摇，一天摇几下就过去了。 朝潮家里确实有张小藤椅，垫着一块灰色棉垫，靠东边落地窗放置着，窗外是浣江，闪着片片鳞光，亘古如斯。几棵绿意浓稠的香樟树张开巨冠，限制着他从窗户向江面投放的目光。这只是我的臆想，他或许并不需要一扇足够透光的窗来消解闲置的时间。印象中，那扇窗一直是闭合的，被窗帘轻轻覆盖，风起时和他一样默不作声。好几次，我出差到诸暨拜访他，走下浣江那座人行缆桥，不自觉抬头向那扇窗口张望，暗想着上楼前先用目光和他握个手。但没有成功过一次。一年中，会来造访那间房子的人很少，人数总是维持在固定的那么几个。我是其中之一。“之一”是一种属于我的私人荣耀，我知道，并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成为他的访客之一，也不是谁都能像我如此便利地去访问他。我从时代前沿的杭州风尘仆仆来到诸暨这栋旧民居下，走进他的房间，像走进深山里的一个小木屋。四壁萧索，陈设极简。 他是一个猎人，每天守着空空四壁狩猎，猎物是他自己，一堆虚无的灰烬，他年复一年不断对自己进行打捞。他把自己的躯壳和灵魂当成实验品，探索、苦行、搅拌、彷徨、分蘖、消灭，其中幽曲与抵达，可以在他的文字间看到。他的一本散文集子的名字就叫《自习课》。这本书的出版者万家超先生前几年因车祸去世了，我不认识他，因为《自习课》，我记住了他。和朝潮有关的一切仿佛都容易被我记住。我记住了朝潮家里的那只马桶，瓷光鲜亮，纤尘不染，我拉开裤裆滋尿时会有点于心不忍。我记住了朝潮的文字。朝潮不喝酒，某天他忽然心血来潮，给自己倒上半杯红酒，酒精活络了他身体里的枝枝叶叶，也活络了他的笔，他在白纸和内心间迂回穿行，写下一篇醉态横生的散文。几年后，我们聊到喝酒的事，他讲到那天借着酒兴写散文的场景，却在具体哪篇散文的记忆上卡住了。我提示他，是《水银一样的时光》。水银和酒一样，都属于有毒液体。水银将他的空房间注满，我每次推开门，都感到一股浩荡的空无铺面而来。朝潮在光影稀薄的房间里晃了晃身子，轻声唤了一下我的名字，他没有把我当成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之间，没有客套与窘迫的距离感。我来了。他在着。就是这样。 坐下就喝茶抽烟闲聊，把房间弄得烟熏雾罩。这是他的房间一段时间来相对热闹的时刻。他也有其它制造热闹的方式，比如杵在墙角柜台上一台三十英寸的大电视机，就是他的道具。他不大看电视，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把电视打开，让剧里的人物跑进房间里大声说话，炮制一些世俗的喧嚣，以此缝补他与世界间的罅隙。那些影像与声响很少能抓住他，多数时候，电视无聊地响着，他呢，发呆、写小说或者在客厅与卧室之间走来走去。 是谁说的，朝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神。这个神其实比任何人都更困惑与无助。十多年来，他与房间作伴，深居简出，练习经营与控制灵魂。在世界，在朋友，在他自己面前，朝潮越来越陌生，越来越费解。房间就像身体，是他唯一的最后的情人。 他曾在杭州某个旧书堆里捡到一本法国导演让·科克托的书，叫《存在之难》。这个题目，暗合着朝潮一直以来的生存状态。他把书买回家，后来忍痛割爱，让一朋友给借走了。某次闲聊中，他提起让·科克托和他的这本书，言语中仍掺着一丝叹息。 不要去造访不欢迎你的房间。那简直是场灾难。有段时间，我的房间就不欢迎我。他拒绝帮助我，四壁什么都不接纳。墙上，没有火光的阴影，没有水渍。我的房间越让我空虚，我就越是让它空洞。交流的匮乏导致了一个平面，不论是它还是我都无法设计出一个圈套。没有圈套也就没有猎物。只能一无所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