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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区

 金色的田野 2016-01-30

距今约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北部已经覆盖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  

匈奴时期以前,主要是匈奴人在这里活动。秦统一之后,派蒙恬率30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徙谪戍以充之”,但泰祚短促,秦末天下大乱,移民皆返还家乡,河套复为匈奴所有。①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河套。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粮饷运输极为困难,于是西汉中央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由政府全力以赴、深入持久地全面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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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措施

在汉代为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和西河郡的河西部分,统属朔方刺史部。  

汉代国家开发河套采取如下措施:一、设置郡县,建筑城池,为这一地区的开发建立居民点和开发中心;二、迁民屯垦,增加河套的劳动力;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四、妥善安置归附匈奴;五、兴修水利。从而确保了开发的成功。河套开发于西汉后期和东汉中期出现两次高潮,其间开发主体也在变化,在西汉,河套开发的主体是封建政府,至东汉,豪强地主田庄成为河套开发的主要形式。然而此后近2 000年的环境变迁,昔日的辉煌已湮没于漫漫黄沙。因而在当今西部大开发全面启动之际,探讨汉代河套开发也就变得更有意义。 

(一)郡县建筑城池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然后大臣主父偃向武帝上疏,“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和五原郡(在今包头西)。②后又于元朔四年(前125年)置西河郡(郡治今府谷西北)。河套平原还有云中郡、定襄郡。北地、上郡的北部也延伸到河套地区。武帝又在郡下设县,  (① 《史记·匈奴列传》。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武帝纪》。)  《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末,朔方郡有县10,五原郡有县16,

云中郡有县11,定襄郡有县12。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区域不在河套之内,但亦可算出其大概:西河郡,有县36,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该郡可考县20,无法考定具体位置的县16,位于河套区内可考县11,按照这一比例,该郡河套区无考县应为9,则西河郡的河套区应有县20。依同理,上郡共有县23,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7,37度线以北可考县9,则该郡河套区应有县13。北地郡共有县19,其中可考县16,无考县3,37度线以北可考县6,由于银川平原全在该郡北部,屯田和军事机构亦全在北部,则北地郡的河套区约有县8。如此则西汉河套地区共有90县。其县数比现在密度高得多,像朔方、五原二郡,在其境内汉代有县26,而今天只有7县l市(包头市)。  

西汉所设郡县皆筑城。《汉书》的《武帝本纪》、《匈奴列传》、《苏建传》俱载,汉武帝在设置朔方郡的次年(前126年),遣将军苏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固。”它郡亦相继筑城。新设置的县也在筑城,如朔方郡之临戎县城,为武帝元朔五年筑,其三封、沃野两县为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所筑。①太初三年(前102年)夏,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罗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②河套地区所筑之城,既是郡县治所和军事防守的据点,又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居民点。西汉虽然在三次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退居漠北的匈奴仍有强大的进攻能力,机动性强的匈奴骑兵仍经常窜入河套地区进行骚扰,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太初三年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并将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尽行破坏。征和二年(前91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昭帝时,匈奴还曾在入侵五原、杀略数千人之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③故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内陆新迁来的人民是不可能散居于野外的。像朔方郡的临戎、三封和窳浑三县城,其城垣遗址宽约9~13米,若宽高之比按1∶1计算,则城墙高度约为10米,抵御匈奴骑兵应当是绰绰有余了。三县城周围“都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汉墓”,④“在这些成群的古墓中所埋葬的主要还都是普通的居民”,⑤这说明新筑的郡县城确是人口集中的居民区和该地区的开发中心。 

(二)迁民屯垦

匈奴退出后,河套成为空旷之地,汉武帝从内陆大规模迁民以充实这一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分别在三大战役结束的当年。元朔二年(前127年)春,第一次战役结束,当年夏,政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⑥。元狩二年(前121年)夏,第二次战役结束,其年秋,“则陇西、北地、河西亦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⑦元狩四年春,第三次战役结束,其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⑧这一次规模最大,河套地区移人恐不下三、四十万人。此后小规模的迁民经常进行,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汉“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2年)数据统计,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90,户30.2789万,口146.2467万(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其户口数均以1/2计)。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有28万人,仅及河套的1/5。王莽时民族关系紧张,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于是边民流入内郡”。①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建武二十六年(50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弛)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②明帝永平五年(62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这两次遣返行动,河套都是重点。东汉实行以犯罪刑徒实边制度,有不少人发配到河套地区。如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三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九年,又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十六年,又有同样的诏令。

③对于徙边人民,政府有较妥善的安置,迁徙途中及初到边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④即便是东汉刑徒罪犯徙边,也有较为优惠的照顾.文帝时,晁错在其“募民徙塞下”奏疏中,曾提出为移民建房屋、给土地、置医巫、解决衣食等措施,西汉后来大规模的移民实际也是这样做的。《汉书·平帝纪》载,政府在边地为移民“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予犁牛种食”。《后汉书·章帝纪》载:“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但两汉政府都规定:移民一旦到达边郡,不得再返回内陆。

(三)军事屯田

三次战役结束后,匈奴远遁漠北,国家没有大的军事行动,西汉实行军事屯田政策。《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是文献记载中的西汉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屯田。文中的“田官”即其军垦农场;“度河”,是指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南北走向的那段黄河,故其屯田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以西的宁夏平原和内蒙古后套平原西部。第二次大规模屯田在元鼎六年,《汉书·食货志》载是年武帝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河套是这次屯田的重点,60万人中河套大约应占40万,故这又是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屯田活动。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发谪戍屯五原”⑥。这是徙边罪犯军事屯田的记录。朔方、五原二郡的北部,汉代称为北假,北假地处黄河后套,河道纵横,土壤肥沃,也是汉代河套军事屯田的重要地区。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曾一度“诏罢北假田官”,⑦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还言五原、北假膏壤殖谷,异时常置田官,乃以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①说明这里早就有军事屯田,只是到了西汉末国力衰落,北假屯田才时断时续。从上述形势看,西汉军事屯田主要分布在河套外围的北边和西边,并与河西及居延地区的军屯相连接,以形成坚强的军事防线.而套内则以移民垦辟为主。

(四)安置归附匈奴   

两汉400年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有成批的匈奴归附汉朝,两汉政府对他们采取了较为妥善的安置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为他们设立专门的居住区——属国。《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降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即设五属国以处之,此开属国之始。《汉书·地理志》所记五属国的治所位置:陇西属国治勇士(今甘肃榆中北)、北地属国治三水(宁夏同心东)、上郡属国治龟兹(陕西榆林北)、西河属国治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五原属国治蒲泽(约在内蒙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都在秦长城之外,河套之内。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属国的存在。如著名的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其主人就曾“出补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事”。⑥1996年清理的陕北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按其城制及与榆林城的相对位置,很可能就是汉代所设的上郡属国治所龟兹。⑦  

(五)兴修水利

汉代河套地区,黄河水流平缓,在宁夏和内蒙一带的滨河平原,还有许多支流和湖泊港汊,因此有丰富的水源,而且利用亦很便利。河套属内陆型气候,自然降水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农业几乎完全依赖灌溉,故兴修水利是汉代开发河套的重要措施。汉武帝时,全国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河套虽处边陲,水利兴修的情况却不减内陆。《史记·河渠书》曰:“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水及川谷水以溉田。”《平准书》又云:“其后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末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从上述记载看,自汉武帝时期开始,河套已成为全国兴修水利的重点地区,其规模已与内陆的大型工程不相下。在

河套,大凡设置屯田的地方,必有水利灌溉工程与之相配套。

但汉代典籍没有具体情况的记载,根据后世文献及今人研究,汉代在河套地区修筑了如下水利工程:《水经注·河水注》云定襄郡之武进县修建了“白渠”。朔方郡之沃野县,修渠“东径沃野城南,枝渠东注以溉田”。北部的朔方等郡,人们还通引发源于阴山的泉水溪流灌溉。①在银川平原,后世有名可查的光禄渠、七级渠、汉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等古渠,均被认为是汉代开凿。东汉顺帝承建四年(127年),恢复朔方、西河、上郡三郡,遣返徙民,“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激河”即在灌渠取水口处的黄河中以石修筑迎水长堤,抬高渠口水位,引水入渠,实现自流灌溉。②据有关研究,汉代仅银川平原一地,灌溉面积已达今亩约50万亩,③故整个河套的灌溉效益定然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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