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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谁也想不到，崇祯皇帝的末路征兆，居然是从京城文武大臣“旷工”开始的。 当时文臣住西城，朝班在东；武臣居东城，而朝班在西。庚寅年的一天早上，崇祯起的很早，坐上御座却发现满朝立班者，只有一名锦衣卫。对着空旷的大殿，他很奇怪，太监便奏说是群臣没有听见打铃（钟鼓声）、以为皇上未到，所以才没来。这个解释可谓“便及”，可毕竟十分牵强。因为上朝只有群臣等着皇帝才对，哪有皇帝等着臣下的道理？也许是动荡年月崇祯早已修炼出了一幅好脾气，于是他叫太监“鸣钟勿歇，门勿必”，等着大臣们上班。 可等了好久，依然没大臣来。气急加无奈，崇祯下令先拜谒太庙后再来视朝，在他看来，这一方面给自己一个台阶，同时也给群臣到岗有个宽延。此外更深一层的用意，或许还有去太庙祷告是为了警醒一下全无纪律意识的大臣们。不过，事情单单跟他过不去，当他要乘驾銮去太庙的时候，牵引驾銮的马匹居然不够，怎么办？太监没法只得跑到长安门外找了一位朝官的马拉了进来……后来，马虽齐了，但崇祯再次准备登辇时，司礼太监又居然说从外面找来的马不驯顺。 一波三折的早朝后来总算开了起来。可不知怎么回事，那天朝班却又完全站错了。武官站在文官的位置上，文官站在了武官的位置上，原本秩序井然礼仪森严的朝班，俨然成了一场“群众集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下朝后一位大臣还跟崇祯抱怨，现在国库久虚，外饷不至，朝里已经没钱了——言下之意是大臣的薪水太薄，希望崇祯拿出私房钱贴补国用。谁料崇祯听后沉默了好一会说，我的钱也少得都不能说啊。 其实，早在这次朝班之乱的前一年，大臣们的“旷工”情绪已显端倪。如癸禾年（1643年）的一次上午春正之朔，上朝的就只有一位文臣（首辅周延儒），一位武臣，到后来虽三令五申，群臣上朝积极性算提高了一些，但总还有五六成的大臣选择了留在家里。 这样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居然崇祯帝还能容忍。毕竟，生活需要钱，皇帝的驾銮的马都备不齐，是真的大臣们想钱想疯了，还是崇祯“抠门”。自身也要“扪心自问？”可是，难道真的偌大的一个大明皇朝，穷得只剩如此了吗？ 首先，崇祯皇帝就没说实话，他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心要打狼，却舍不得将自己的孩子抛出去。 即位初年，为节省国库开支，崇祯皇帝下令大幅度地裁撤边防驿站、免官税。崇祯皇帝自己的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更换，以至于某日听讲官讲书时，他穿的内衣袖子破损不堪，露在外面很不雅观，只好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照这样的节俭，别说皇帝，普通人家攒得也只多不少，所以他说没钱，只能是“抠”。 但“抠门”的下场，也只能是“钱在，人没了”。 甲申年正月(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百万大师攻陷平阳和太原后进逼北京。惊恐万状的崇祯皇帝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等户部、兵部的要员们，商量调关外的吴三桂入关勤王。可勤王得银子啊，不知是吴襄不愿出去，还是真的没钱，他故意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卫北京，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四十万两。崇祯傻眼了，只好拿出来议，一议，大臣们就嘀咕了，国库没钱，如果自己不出只能皇帝出啊，还不如直接劝皇帝出呐，于是大家反复上疏恳求希望崇祯皇帝拿出皇银内帑以充军饷。皇银内帑，也称皇帑，说白了就是皇上私房钱。拿自己私房钱办公家的事，对一向节俭抠门的崇祯来说，简直跟剜他肉一样，这怎么成？所以他干脆向大臣们哭穷：“内帑业已用尽！” 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想想李自成攻占北京后，起义军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白银是多少呢？以工部员外郎官衔管理节慎库的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一书中称：“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这么多的钱，全都给了李自成，估计要是崇祯穿越上几百年读读严监生非吹灭一棵灯草才肯死的故事，也就早早开悟了，只可惜，历史就是历史，他没法穿越。 关于崇祯的钱都藏在了何处，至今没人交代，对他而言，只有藏得好，才能装穷装彻底吧。其实，“抠”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贪，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性格扭曲，只不过他本人不知道了罢了。（潘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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