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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榜崖位于南郑碑坝镇通往白玉乡的一条岔路上。从挂榜崖向南，翻过高高的牛背梁，就到了通江的崆山坝，几百年来，这条路一直是川陕间的一条秘道。 2007年3月初的一天，南郑碑坝镇的一位农民在上山采药时，无意间发现挂榜崖上有隐约的字迹。字漫漶不清，经仔细辨认，才看清大概有十几个。下山后，他把“奇遇”告诉给附近村民，村民惊讶得说怎么可能？ 斧削一般的挂榜崖高约百米，由于太陡，数十年来几乎没人上去过。每到春天，崖顶淌下的一股清流滋润着厚厚的青苔，让整个山体浑然如一道翠绿的屏风。 随着崖上有“字”的消息传开，各种猜测也多了起来。不久，一位居住在汉中市的77岁的老人出来证实——那块崖上的确有字，而且当时还临摹了下来！ “是字，但也可能是符箓或某种暗号！”白发苍苍的冯忠骅老人说，多年来他一直希望能在破解之后把发现公布出去，却未能如愿。 1978年，当时已经快50岁的冯老作为南郑文化馆工作人员，参与了川陕文物普查组对米苍山文物古迹的考察活动。当年5月，他们经过碑坝镇东玉河时，发现了挂榜崖上的字。 “从右到左一共18个字，长两米，每个字有书本那么大。”冯老回忆，当时并不知道崖上有字，无意间听一位放牛的老人讲祖上摆龙门阵说过崖上有字，考察组便决定上去看一下。 由于崖太高，他们只能借助绳索顺溪流淌下的浅槽慢慢坠下去，一直坠到半中腰约50米的一处断面上，才有了下脚的地方。贴着崖壁，几人忽然感到这里虽长满青苔，崖壁却明显比周围的要平整许多。虽对崖壁是否有字将信将疑，但大家都在心里隐隐的期望着，希望能找到什么，果然，在用刷子沿十几米的断面清理掉青苔后，有人就喊发现字了！ “用手摸有凹进去的感觉，就赶紧又清理了一遍，这下字全出来了，一共18个！”冯老兴奋的说，崖壁石质很硬，每个字刻进去最深也就3毫米左右。可是等把字摹下来一看，大家都愣住了——18个字形似画符，居然没有一个是认识的。 这是什么字呢？这些字究竟是谁留在崖上的呢？面对天书一般的“文字”，普查组最终把它归在了道家符箓一类暂时放下了，而这一放，便再也没人提起过。 起初，冯忠骅也把挂榜崖天书当作道家符箓一类来看待，希望自己研究破解之后，再行公之于世，不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贵州安顺的“红崖天书”被媒体报道后，冯老惊呆了：“红崖天书”上居然有18个字与“挂榜崖天书”的字体一模一样，甚至连书写的排列次序都没动！ 贵州安顺距离陕西南郑至少要一千多公里，而且中间还隔了一个省，为什么两处“天书”字居然会如此相同？ 百思不得其解之余，国内一位学者关于“红崖天书”是明建文皇帝留下的一道讨朱棣檄文的见解，让冯老有了启发——莫非，“挂榜崖天书”也是建文皇帝号令部下起事的一道诏书么？ 建文皇帝朱允（加火旁）文是明朝第二个皇帝，为人忠厚、纯孝。史料记载，祖父朱元章病重时，他曾数十日侍立在侧，以致大臣们看到形削骨立的他时，都惊叹不已。在削藩引发燕王朱棣反叛后，平叛军队虽多次有擒杀朱棣的机会，都因建文帝不忍伤害其叔，谕旨士兵不得放箭而令其纵脱。 由于建文帝在位期间施行仁政，而朱棣即位后滥行杀戮，故朱允炆失踪后了引起人们的巨大同情。有传说称，朱棣攻入城后，建文帝欲自杀，忽有太监称太祖朱元章弥留时曾留下一红荚，嘱咐可在危急时启开。于是在一处梁上找到红夹，但荚上锁孔全为生铁灌注，情急之下编修程济踩破了红夹，发现里面竟是度牒、袈裟及白银等物。见此，建文帝以为天意注定，便含泪剃度，与程济等由暗道逃出了京城。 朱元章是从和尚当上的皇帝，而他的孙子却又从皇帝扮成和尚出逃，其命运际遇，令人唏嘘。史载，建文帝出逃后，沿江汉而上，先后在川、黔、滇、粤等地活动。怕建文帝发动地方力量东山再起（西南、东南还不是他的地盘），朱棣便派大臣胡潆、严震等借寻访著名道士张邋遢（张三丰）之名，暗中查找建文帝；后听说建文可能流落海外，还派郑和七次出海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 那么，南郑与贵州红崖的天书，会不会就是建文帝逃亡中留下的讨伐号令呢？据记载，建文帝和程济等君臣在出逃中忍饥挨饿，时常处于惊恐之中。有时还不得不分散开来，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在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无论为联系臣子起见还是号召群属考虑，建文帝留下标记都是情理之中的事。野史记载，建文出逃后西北最远去过青海，其间一次还到过陕北延安。两地返川，则必然经过汉中，如此，挂帮崖的天书会不会就是那时留下的呢？ 按常理，南郑通往通江的米仓道是最宽坦的川陕故道，而西乡罗家寨的茶马古道，也是商旅往来的川陕通途。联系到建文帝君臣防避官府追杀的实际情况，他们一定不会选择大路，而只能选择一条崎岖、隐秘但却安全的小道。这样一来，从南郑进米苍山，经挂榜崖，然后翻越牛背梁进入四川境内便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倘建文帝意欲东山再起，想日后号召和聚集力量，就有可能在必经之路上的挂榜崖“留言”，而从目前看，挂帮崖崖面平整，显然最适合做“留言簿”。 如此推想，建文帝就一定不是只在川陕间匆匆过往一次，在当地，他一定还应有更多的活动，否则即便留下记号，又给谁看呢？ 在挂榜崖下，一条小河静静的流淌着。小河名叫东玉河，从米苍山南麓发源，流经挂榜崖、红崖，然后与西面过来的白玉河交汇，最终注入汉江。 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无奇的地名，居然与建文帝有着紧密的联系！ 白玉乡乡长王泓说，东玉河的玉，以前是“御”。解放后为了方便书写，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同样，白玉河原叫北御河，白玉完全是取其谐音。 果然，在《南郑县地名志》上，笔者查到了佐证：“传建文帝逃居此地，曾在东、西两条河岸设防，故有东御河、北御河之称”。 从地图上看，两条河在红崖交汇，一左一右环抱住红崖，而红崖到挂榜崖相距不到10里，几乎就是浑然一体。难道建文帝就曾住在红崖上么？ 经了解，红崖在文革时也叫红岩，这一带以前均属西乡管辖。查阅《西乡县志》后发现，红崖系沿用的古地名，那时，红崖林木参天，云蒸霞蔚，美不胜收。连两条河水，也比现在大上许多。清南郑知县事戴其员有诗云：日照暮天色，盘盘绕翠微。曛黄千石立，平楚一僧归。古洞批残影，余霞趁落晖。农蓑晴处湿，疑是钓鱼矶（《红崖返照》）。 清康熙西乡知县史左少有才名，他题红崖：峭壁多奇洞，凭虚嵌梵宫。残霞蒸岫紫，颓景醉崖红。树外明双绿，云中隐大雄；到来心自寂，幽谷会谈空。 从两首诗来看，红崖以前不仅有洞，而且还住着人。不过人不多，只有一僧。虽然两诗重在写景，却都抒发了一种特别的感情，把“钓鱼矶”、“一僧归”以及“云中隐大雄”等语联系起来，无疑会使人脑海中浮现出夕阳西下，一个僧人山道上孑孑而行的画面。而这个僧人，是不是影射了落发为僧的建文帝呢？ 关于红崖上是否有洞，村民证实确大洞一个。洞为人工开凿，洞内深黯，有桌椅等物。据说解放前还有人在洞内办过私塾，应该不高。但由于前些年山石塌方，洞早已坍塌了。 那么，这个洞会不会是史左诗中的“梵宫”的所在呢，也许，随着风吹雨淋，明代“梵宫”的木结构建筑已不复存在，到清只剩下了一个石洞？ 虽然种种推测无法证实建文帝是否当年真的住在红崖，不过，联系贵州的红崖天书，不禁使人联想，会不会建文帝一行走到这里，无意间发现这个地方也叫红崖，于是便在其东侧不远的挂帮崖上留下了天书？ 当地一位叫裴春花的女子还提供了更让人吃惊的线索：她说她小时候就住在挂榜崖下的村子里，听老人讲，以前明朝有个皇帝顺此逃难到山里，被一户人家救下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建文帝。 经多方打听，很快证实裴春花说的那个明朝皇帝就是建文帝，但她所说的山里，并不是红崖或红崖附近，而是在距红崖北40里外的白玉乡大坪村。 而到了大坪，再问起建文帝下落，传说便从变成了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在当地，建文帝入赘向家的事，并不是传说，并因此将建文帝还叫做“上门皇帝”。 大坪低处深山，方圆不过几十亩，却给人一种“杏花春雨江南”的气息。远处奇峰林立，近处沃野平畴，一南一北两座奇峰，如堡垒一般看护着大坪中央的村落。村民说，北边的叫大臣寨，南边的叫将军寨，以前山寨还有人住，现在没有了。 据向氏家谱记载，向家是“竹林七贤”之一向秀的后裔，自明起其四川来到大坪，如今已在当地繁衍生息了 10几代人。 关于招建文帝做上门女婿的传说，向家后人向世珍向记者讲述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故事：一个寒冷的冬天，大雪纷飞。山路上走来一个和尚。和尚很年轻，衣衫单薄，脸色煞白，似乎是患了病，走了一段便倒在雪地里。 此时已是下午，向老大在上山砍柴时无意间发现了路边的和尚。看他还有气息，向老大赶忙把他背回家。一段时间后，经向家人精心照看，和尚的身体养好了，看向家人忠厚善良，就说明了自己是建文皇帝，因为皇位被抢，进山迷路才逃难到这里。听后，向老大更加细心的照顾他，在这期间，向老大小女儿向幺妹喜欢上了知书达礼的建文帝，于是走投无路的建文帝便做了向家的上门女婿。后来，建文帝的一个臣子辗转找到向家，要接他走，向幺妹也要跟着走，可一起走到南江幺妹就回来了，此后又过了几十年，建文帝再次回到向家，幺妹已死，没过多久，他再次离开，距大坪15里外的佛头山上…… 向世珍说，老辈人摆龙门阵的时候，曾这样描述幺女：个子长的高，苗条，皮肤很白，大眼睛，性情开朗，而且是个有主意的人。 “当地女孩都没有名字，所以向幺妹应该就是她的名字”80岁的向献礼老人说，建文帝走后，向家人很伤心，后来当地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养女不嫁留招郎，儿大他家上门去。 至于建文帝在与向幺妹结合后是否有后裔的问题，向世珍无法回答。“时间太久远了，不太清楚。” 记者发现，碑坝镇、白玉乡有两个地方是朱姓聚集地：朱家坝、朱家河。其中，朱家坝的朱姓是从四川迁来的，与建文帝并无瓜葛。而朱家河的朱姓，虽是自明万历时期形成朱姓聚集地。但这里的朱姓与建文帝并无渊源。不过，在朱家河采访时，一位叫朱海东的人告诉记者，大坪还有姓朱的，那个朱很特别，以前一直姓诸，到了后来解放以后才改姓朱。 可是大坪的朱姓已散落深山，无从查找了。到底这个后来改的“诸”姓，是否为建文帝后裔，便成了建文帝娶向家女后留下的一个难解的疑问。 向家后人告诉笔者，建文帝当时还封了向老大一个官，让他站在佛头山上，只要看到的都归他。可是，佛头山雾气大，几乎看不到什么。 查阅向氏家谱（简谱），这个向老大，很可能就是向家的九世祖向明贤。而向献礼说，为了纪念自己的恩人，建文帝曾在隐居的佛头山上用金粉写了向明贤的牌位，不过几十年前牌位就让人拿走了。一位叫孟仪孝的老人说，1976年7月他最后一次登佛头山时还看到过牌位，上书“地德公（主）向明贤之位”。 地德公究竟什么含义，颇耐人寻味：公是贵族的一等爵，而地德显然有地主之谊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一生颠沛的建文帝感念向老大收留之恩而做的一种虚拟的报答呢？ 佛头山也叫幞头山。在其西30里，还有一座山称五佛崖。虽然在佛头山上没有找到向明贤的牌位，但笔者却在两地发现了众多建文帝的遗迹。尤其是断壁残垣上的几首诗作（已残缺不全，经冯忠骅老人资料补正），无论在风格、题材上，都与以往发现的建文诗作十分相近。 “杖锡东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世间物色侵。 登高不耐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流。天愁烟惨雨溟蒙，野老吞声谈故国”（《秦蜀吟》）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五佛崖题诗》） 从两首诗的内容看，应该是建文帝返回汉中时所作。这时，年华老去，外出逃亡40年的建文帝除了一怀愁绪，更多体验到的是人世的苍凉，岁月的无情。所谓“野老吞声”，或许正是他栖守山崖，回首人生时精神极度痛苦的写照吧！ 当地村民说，在佛头山顶过夜，据说如果没有云的话，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汉中城。如果这样，那么在天气好的话，建文帝不仅可以看到汉江，看到汉中府，还能跟随思绪飘到千里之外的金陵城。 传说建文帝来此后，看风水很好，就有打算东山再起的意思。正巧作了个梦，梦见有个神仙告诉他只要数够9个山头，就能当皇帝。于是他就在山上数山头，可数来数去都只有8个，便没了再夺天下的心气。而实际上，他数山头没数够，是因为把自己坐的山头忘记数了的缘故。 汉中市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鹏人告诉记者，五佛崖上有建文崖，史左写的一篇建文崖颂应该可以说明建文帝不仅来过汉中，还久居于此。 虽然刻有颂文的碑已不知去向了。不过在西乡县志中记者却查到了建文崖颂（作者史左）的全文。颂称“龙德复潜者曰建文，弃御史而为和尚者曰程济，先建文卒，梅雪其号也……”颂中指出，建文帝出逃“路越五千”于五佛崖“桌锡有年，得上上乘”，其间“一蛇从之”，最后“隐于此老焉”。 程济，博学有谋。明代《五杂俎》载“随建文出亡，卒脱艰险，济有力焉。”文中建文帝被喻为飞龙，那么“蛇”应指的是程济，程济先建文卒，那么建文后亡，一定是老死山上，可是在佛头山、五佛崖两地，既没有发现程济的墓，也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墓。那么，他们死后被埋到了哪儿？ 关于这一疑问，最终却落在了白玉乡乡政府坡下的一座大墓上。 大墓背山面水，坐北向南，视野极其开阔。虽然已经被盗掘，但从规模看，依然十分庞大。当地人称，原先墓前各有两尊石狮、石人，周围还有白玉栏杆围绕一圈。正对墓门还有一面一丈多高的屏风样白墙，墙上没有字，两边呈弧形向中间围拢，墙的最高处用砖做出来一个凸出的形状。绕过墙，顺阶而上，才是坟包。 如今栏杆、石像、石狮等物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长满荒草的坟包和断裂的护墓兽石刻。一位老人说，墓在解放前就被盗过了，50年代曾进墓去看，还发现石棺里有一双人的脚骨。 笔者从现存墓道口进入，里面漆黑一团。用大理石砌的墓道呈U形，每一面都被分割出三个神龛一样的凹洞，洞边雕有朴素的花纹。墓道中心，则是一块近乎完整密封的光滑“墙壁”。“墙壁”西侧被人用利器砸开了一个豁口。从豁口进去，里面俨然一具石棺。为了找寻墓里的文字，认定身份，笔者只能借着手电筒微弱光亮察看流着粘乎乎液体的墙壁。只见石棺上方刻着一个很大的圆，圆内还套着小圆。而棺北壁的一个牌位上，赫然写着“住持法印和尚之墓”。牌位下方，还有一个三角形指向地面，三角形的两边则刻着些无法辨识的奇怪文字。 据了解，这个墓曾南郑文管所发现过，当时还找到了一块正方形的小石碑，因为碑上涂有复杂的颜料，一直无法认清上面写着什么，所里就把它带了回来。 冯忠骅称，这座墓从型制看，确系明墓，那这块碑他也见过，碑身是用酒米、红藤、漆掺着沙子涂抹过的。虽然石碑看不清楚，但却能隐约能看清“大明”两字。可法印和尚究竟是谁，他却弄不清楚。 在佛家文化中，法印意指佛教徒用以鉴别佛法真伪的标准，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佛法的印证或者印证佛法的实践活动。历史上，取名法印的和尚并非没有，但是否建文帝曾取名法印，尚无法证实。 不过，在佛头山上，一首清代向某的题壁诗似乎对建文坟里法印主持的身份做了暗示。诗云：“龙角葬当致天子，此处唯许法皇居。燕飞竟来琢王孙，后嗣休随和尚误。”诗中的龙角葬意指皇坟，燕指燕王朱棣，唯一无法确定的是，就是法皇。 法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被确定的称谓，而在日本，法皇是指历史上已退位的太上天皇出家后的简称。日本历史上曾有21代法皇，期间也有与建文帝同时期的后龟山院太上法皇（1392年出家）、后小松院太上法皇（1431年出家），但显然南郑深山里不可能有日本的法皇到来，因此，法皇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应该是指落发为僧的皇帝，这样联系全诗，似乎指建文帝最为确凿了。 由此，诗的最后一句也就十分显白了，它提醒后人：建文帝是以和尚终老的，但不要以为墓里面埋着的是个和尚。 站在建文坟前，青山排闼，便有了些众山朝贡的征象。顺着山下的河水缓缓南去，既可到汉江，亦可至长江，至金陵，莫非建文帝葬于此处，是想表达一种即使死去，也希望回到京城的愿望？ 当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东玉河与西玉河的称谓。在《南郑县地名志》中，曾传说两地名是因建文帝在两河设防而为“御”，从实际历史推辞，金陵被攻破，是燕王用了奇兵所致，建文帝最初出逃，其大部分天下并未被燕王攻占，因此落难之初，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也想过东山再起。这样，倘进入白玉的大坪生活，在关键地点上做些防御、通风报信什么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碑坝，一位老人讲，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老辈人说，建文帝有个姑姑曾靖难之役前在南江落发为尼，建文帝到南郑后，便在其姑姑的关照下，招募了400多名死士进山保护建文。因为目标太大，这些兵勇就驻扎在碑坝的洪济宫，后来建文帝不知所终，随着疾病流行，最后人也就都人也死光了。 老人所说的洪济宫至今还屹立在碑坝的老街上。 “上面是楷书写的‘洪济宫’三个字，很漂亮，文革时让红卫兵拿白石灰抹了”洪济宫现在的屋主是王及寿老人。他回忆，门口以前还立着一方大碑，五十年代被人撬走修了围堰。 住在洪济宫里的王老说，他们一家人是五十年代搬进来的，从住进来到现在，最纳闷的就是屋子的墙特别厚，足有两尺多，按说，如果是一座道观，为什么要修这么厚的墙呢？ 镇上一位叫张清书的老人回忆，很小的时候，他去过宫里，宫里有10几个塑像，与其他庙宇的塑像均不相同。他说先前曾有四川的学者来碑坝研究，结果断定，碑坝最早是从四川来当地采药的药农慢慢发展、建设起来的，洪济宫里的塑像就是为了纪念的这些药农而塑立。 但他不同意这一结论。虽过去了几十年，张清书一想起那些塑像，依然印象深刻。“塑像立了几百年了，10几个人拿着武器，其中两个戴官帽，可不知为啥脸上都汗涔涔的” 那些塑像的表情看上去很累，而这让当时的他心中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既然是药农的塑像，为什么还要拿武器呢？为什么这些塑像看上去都显得很累呢？从宫的字面来理解，这里应是一处道观，而前后三进院子，住下四五百人应不成问题。如此，传说中的从南江过来保护建文帝的400死士，是否就是暗地里藏匿于此处呢？也许，这些人因各种原因最终只剩下了区区的10几个人，后人为纪念他们，为他们筑了雕像，这种可能也并非没有。 那么，倘真有这么一帮义士，为了保护藏于深山的建文皇帝，又要防避南郑方向过来的官府追兵，就一定要考虑在进山之路必经的碑坝设置眼线，这样，既可及时反馈信息，在红崖两岸安排阻击，同时，住在佛头山或大坪的建文帝也有时间从红崖经挂榜崖向南逃往四川。 倘是这样的话，“挂榜崖天书”就至少具备了两个作用：一方面可以告诉四川方向来的属下，将要发生什么事了，诸如讨伐、起事；一方面可以起到警示、指引的目的，告诉谁在那里，怎么可以找到。尽管18字天书形如画符，似篆非篆，但建文帝自幼博通经史，好舞文弄墨，将各种字体融汇作自己所用的文字，并非是件难事不难做到。而根据明清时当地诗人的描写，那时的东玉河、北玉河水量很大，从地面或水面看崖上天书，并不会很高。（潘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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