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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绝不意味放松粮食生产，必须跳出粮食生产与农业结构调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把稳定粮食产量作为前提，把提升粮食产能作为根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意料之中，2004年之后中国连续第13份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 在这份15000余字的文件中，中央对今年包括“十三五”农村改革进行了系统布局。其中，自去年以来高层频频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置于显著位置。 不久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亦分析，当前，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的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他说。 这样的判断源于农业农村的巨变，在最近的十几年，尽管中国取得了粮食十二连增、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等一系列辉煌成绩，但结构上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成为农业现代化转型的主要短板。它体现于数量与质量的错位、总量与结构的失衡、成本与效益的倒挂、生产与环境的冲突等诸多层面。 对此，1月2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阐释，不能单纯以数量来判断农业发展是否成功，还要考虑提供的农产品不仅在数量上、在品种上、质量上能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调什么、如何调则仍面临着内外多重因素的掣肘。因为农业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不仅需要制度、机制、技术层面的完备设计，更攸关农民利益、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由此要求政策的调整需要权衡多方利益。 其中尤以粮食生产为核心。国务院参事杜鹰分析：“如果（改革）影响了农民收益和粮食生产积极性，一旦造成粮食滑坡，几年都缓不上来。” 当然，农业的“重组”目的不止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增强产业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也是题中之意。 正是如此，一二三产业融合成为“三农”政策的新方向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分析指出，融合逻辑之一在于增加农民就业密度，为留在农业的富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富余劳动时间寻找新的工作。 多位受访专家总结，农业不能限于提供农产品，还要深度挖掘其多种功能，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的休闲旅游等内容融合起来，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更好地满足全社会对农业多样化的需求。 供需失衡 粮食供需失衡是农业结构矛盾中最为集中的表现。2015年，国内粮食总产量达到12429亿斤，这已是中国连续3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与此同时，国内粮食进口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2015年全年进口量达到2400亿斤以上。 从宏观观察，小麦产需基本平衡，稻谷平衡有余，大豆缺口逐年扩大。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在去年进口的2400亿斤粮食中，大豆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169万吨，即1600多亿斤，占粮食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比则增加了近15%。 大豆之外，不受关税配额管理的大麦、高粱、玉米酒糟、木薯和木薯粉等玉米替代品大量进口。海关总署统计，2015年1～11月，这几项替代品相加，大致相当于进口了5260万吨玉米，预计玉米替代品全年进口量将近1000亿斤，相当于全国玉米产量的20%多。 与之相对的则是玉米的严重过剩。来自农业部的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玉米播种面积已经达到54480万亩，总产量2.1亿吨，总消费量1.6亿吨，期末库存量2.08亿吨。 杜鹰评价：玉米供求失衡最严重，价格矛盾最突出，产业链整体压力最大。 这是历史长期积累形成的难题。当初，为了保护和提高种粮积极性，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的收益，国家出台临储政策，成为粮食连增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政策市也渐渐导致价格背离市场。 仍以玉米为例，2007年临时收购价格还仅为0.7元每斤，到了2014年已上升到1.12元每斤，按现价相比，提高了60%。 这让政策制定者左右为难，如果不提高收购价格，种粮成本就收不回来，农民就没有种粮积极性。 中国并不乏这方面的前车之鉴，1985年第一次农业结构调整，粮食产量连续五年徘徊，最后造成了供应不足、粮价连续上涨的结果。1998年开始的第二次调整，农民种粮意愿再次下降，粮食播种面积连续6年减少。 但继续提价又没有空间，目前，三大谷物、棉花、食糖和牛羊肉等进口到港后的完税价格远远低于国内价格。 在此背景下，中央近年开始以棉花、大豆为主，试点目标价格机制，既希望实现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又能不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2015年玉米临储价格收购首次下调则发出了更为明确的信号，即临时收购不是只能涨不能跌，要更加尊重市场。 杜鹰建议，未来需要进一步下调玉米收储价格，同时对农民进行补贴。 目前的问题是，实际操作中如何补、补多少仍未形成统一的办法和标准。 从大原则而言，杜鹰建议，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下调后的价格应该尽量贴近市场，以尽快消化库存。实际执行中可衡量的参考值是国外粮食进口价格，目前玉米配额内完税价格为1520元每吨，相当于0.76元一斤。“可以考虑将价格定在0.8元上下，再按照种粮成本对农民进行适当补贴，不能让农民吃亏。”杜鹰说。 可以确定的是，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将成为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农业部的规划，今年力争调减1000万亩，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5000万亩。调减出的耕地将根据市场需求和农牧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青贮玉米、饲草、杂粮杂豆等作物。 种养脱节 青贮玉米、饲草之所以受到关注和鼓励，根源在于种养之间的脱节。具体而言，包括种养结合不紧、粮经饲结构不合理、种植业与养殖业配套衔接不够、地力下降与养殖业粪污未能有效利用并存等诸多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大量的粮食被用于饲料生产，资源消耗巨大，效率又不高。以粮食大省山东为例，80%的玉米、15%的小麦和45%的农作物秸秆被用作畜禽饲料。 事实上，这种间接生产方式提供的营养物质总量和生产效率都低于直接生产饲料草。譬如，两亩粮食玉米地可以养一头牛，而如果改种青贮玉米，只需要一亩地。 来自最新一期《中国粮食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03～2012年，我国食用粮人均消费量由246公斤下降到204公斤，总量由6347亿斤减少到5532亿斤；饲用粮总量由2561亿斤增加到3977亿斤，增加1416亿斤，占粮食总消费比例由26%提高到34%。 因此，发展牧草业，促进粮草兼顾、种养结合成为优化调整农业结构的重要内容，对当前缓解粮食供需矛盾、满足消费结构升级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卢欣石阐释，现阶段应该将以谷物籽粒生产为主的现有主粮型耕地结构，转变为以籽粒与绿色营养体生产并重的粮草兼顾型结构。“空间宽广，低中产田、农闲田、林果隙地、草山草坡都是发展草地农业的优势选择。”他说。 不过，完成这样的转型需要尽快破解一些政策以及技术上的问题。以青贮玉米为例，从种植、运输、发酵、储藏到最后的饲喂，需要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才能将农田里的青贮玉米送到奶牛嘴里。 内蒙古畜牧局一位干部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从青贮玉米品种选育，到种植，再到畜牧产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能使产业良性运转，让青贮玉米推动奶业、奶业拉动青贮玉米。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青贮窖、青贮机械等都需要花钱，还有种植习惯的改变等很多问题。”他说。 对此，农业主管部门已经明确，今年将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和草业，逐步将“镰刀弯”地区和牛羊养殖优势区域纳入到粮改饲试点实施范围。 融合升级 当然，农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不止于内部的优化组合，更有农业之外的产业融合。 从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开始，一直到刚刚发布的“一号文件”，“一二三产业融合”都是其中的亮点之一。 其核心思想在于，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加快农业由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也就是“接二连三”，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同时，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创新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模式，加快推进市场流通体系与储运加工布局的有机衔接。 一个时常被列举的案例是，针对“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的形势，政府鼓励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从单纯的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的拓展，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耕体验等等。 农业的新型业态也应该得到关注，譬如，“互联网+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完善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推动科技、人文等元素融入农业。 这一战略的背景来源于农业综合竞争力的薄弱，缺乏增强农民增收的带动能力。到2014年，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尚不到30%，增加值占比不足10%。 在此背景下，加强产业间的融合，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但实践中要处理好一个问题，即谁融合谁？“是二三产业领域的工商企业向一产延伸还是一产农民向二三产业延伸。”叶兴庆说。 他认为，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农民向二三产业延伸，以掌握主动权。但是，无论是个体素质还是经营方式，农民向二三产业融合都存在一定不足。 从这一现实出发，受访专家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融合如何更有效率，应该加快土地流转集中与适度规模经营，进行组织创新，这是一二三产融合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为本刊分析，“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是为克服家庭承包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与抗风险能力弱等缺点，实现小农户与大生产的对接而形成的一种生产经营形式。” 还有受访专家建议，下一步要发展合作社尤其是加工型合作社，提高农民产业发展的能力，增加其农业上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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