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的这句诗，让人读出了闲逸之感——垂钓。在中国，垂钓已走过了四千年的历程，其“社会功能”也在因时而变。从垂钓活动性质的演变上，庶几可以看到社会前进的丝丝缕缕。 史载，在中国历史上，最先书写垂钓历史的人是舜帝。舜是中国古代颇有声望的一个部落首领。有一年，舜所管辖的雷泽地区（今山东菏泽、寿张一带）的百姓为争地而发生了严重的械斗。舜赶往雷泽地区平息事端。那时还没有什么客栈、旅店，所以一路上舜为了填饱肚子，就到河边去钓鱼。到了雷泽，舜解决了争端后，又扛着鱼竿一路钓了回来。 垂钓最初的“社会功能”与休闲毫无关联，仅仅是为了果腹。周穆王时代，垂钓才与休闲沾上了边。据《周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东征途中，常在河边垂钓，从中体味为王者的乐趣和尊贵。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国人熟知的一句歇后语。其典故出自《史记·齐太公世家》，也即说，姜太公垂钓渭水是史有其事：“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姜太公此时钓的不是鱼，也不是情趣，而是君王——他“钓”来了周文王，于是出仕，辅佐文王和武王推翻了商纣政权，自己也成了历史名臣。白居易《渭上偶钓》曰：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屈原也是国人熟知的古代名臣，他也曾垂钓于资水之滨，至今湖南桃江县还留有屈原钓鱼台遗址。只是此时他钓的既不是鱼，也不是情趣，更不是君王，而是胸中难以排解的郁闷和忧愤。屈原为当时的楚国宠臣上官大夫与令尹子兰等人构陷而流放于江南，心中有无尽的郁闷和忧愤，于是，“何以解忧，唯有垂钓”，又于是，便有了《天问》，便有了汨罗江边的《行吟图》。 垂钓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消遣方式，是从唐代以后得到社会认可的。唐代的很多诗人都在诗作中，详细地记叙了垂钓作为社会休闲主流消遣方式的盛况。杜甫在《江村》一诗中写道：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燕子自去自来，鸥鸟相亲相近，都彰显出一种忘机不疑、乐群适性的意趣。物情如此幽静，人事的幽趣尤其使诗人惬心快意：老妻画纸为棋局的痴情憨态，望而可亲；稚子敲针做钓钩的天真无邪，弥觉可爱。 垂钓，已成为寻常百姓人家的一种寻常找乐行为了。唐人张志和的一曲《渔歌子》更是展示了一幅优美清新的水乡垂钓画卷：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垂钓时的种种情趣跃然纸上，令人顿生羡慕之情和林泉之志。 宋代时，垂钓之风从民间居然刮进了皇宫。“珠蕊受风天下暖，锦鳞吹浪日边明”，再现了当时皇宫内游钓的盛况。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在帝王们的倡导下，垂钓便成了一种“国钓”。陆游《渔父》云： 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 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 写出了渔家“悠悠哉忘忧也”的人间舒适和惬意。时人甚至把垂钓当作一门技艺和学问来研究，于是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有章有法、有规有矩的“垂钓经”。 宋代哲学家、易学家邵雍在《渔樵问答》一书中，便对垂钓的钓具作了“硬性规定”：“钓者六物：竿也，线也，浮也，况也，钩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时至今日，钓鱼还离不开这“六物”。 “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往来无牵绊。”“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钓，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随着社会的发展，垂钓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扩大，已不单单是休闲娱乐了，亦增添了养心、怡情、悦性、乐水等多更加丰富的功能。 【国学时代，时代国学】 GuoxueTimes Sheer Reading Pleasur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