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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窑瓷器在北宋初年就已蓓蕾初放，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尤其在北宋中晚期，钧瓷铜红釉稳定、成熟的烧成及其复杂的窑变机理，形成钧瓷红紫相映、绚丽多姿、窑变神奇、艳丽绝伦的艺术风格，为其它窑口的产品所不及。这也是钧窑在北宋末年被朝廷垄断为官窑的一个重要原因。官窑一方面从民间集中能工巧匠，按照宫廷的需要进行设计烧制，同时又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民间窑场生产钧瓷，就连钧台窑为宫廷烧制的御用品中，除成品经过严格挑选之外，剩余的残次品也要砸碎后深埋处理，而绝不让其流传到民间。官办钧窑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钧瓷艺术在民间的广泛发展，但对钧瓷制作技艺的精益求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河南禹州是钧瓷的发源地，神垕镇一带在晚唐时期就已设窑烧制“唐钧”，及至北宋初年，神垕镇的钧瓷制作水平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而北宋晚期的官办钧窑又设在禹州城内的古钧台附近，从而确立了禹州作为钧瓷生产制作中心的地位。由于钧瓷独特的窑变工艺所取得的极高的艺术成就使之盛名于世，并对周边地区的许多瓷窑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以至官办钧窑在北宋末年由于战乱的干扰停烧之后，钧窑瓷器的制作技术仍广为传播，各地窑场竞相烧制，并以禹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烧制工艺相同或相近的庞大的钧窑系。
根据考古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北方发现烧制钧瓷的窑址已有四省(区)的27个县市。河南省除禹州外，还有汝州、郏县、许昌、密县、登封、宝丰、鲁山、内乡、宜阳、新安、焦作、淇县、辉县、浚县、鹤壁、安阳、林县等17个县市，其它地区还有河北省的磁县，山西省浑源县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市等。其中禹州钧台窑属于官窑性质，烧制的钧瓷产品全部为宫廷陈设用瓷，技艺精湛，质量上乘。而禹州神垕地区则是北宋钧窑比较密集的地方，当地资源丰富，盛产瓷土、釉药和燃料，附近山区更是盛产铜矿石——孔雀石。凭着工匠们长期制瓷的丰富经验和对金属物质着色机理的逐步认识，把孔雀石研成粉末，加上草木灰配入釉中，经过高温还原焰缎烧，就得到了理想的钧红效果。这种标新立异的装饰工艺一经问世便备受社会各界的青睐，更引起了其它窑口的密切关注。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各个窑口群起而仿制，以禹州神垕烧制的钧瓷为典范，钧窑先进独特的制瓷技术逐渐向四周传播开来。受钧窑工艺影响较早的临汝窑在生产印花青瓷的同时也开始烧制钧瓷，如位于临汝(今汝州市)
东北隅的东窑沟窑，与禹州隔山相望，是钧瓷故乡的近邻，所烧青瓷，既有汝窑特点，又具有钧窑风格，可以看出两窑互为影响的密切关系。东窑沟烧制的板沿洗和禹州神垕刘家间的同类器十分相似，具有典型的宋钧窑特征。洗底轮旋有凹入的浅圆窝，在天蓝釉上出现有玫瑰紫色的斑点，釉色有的通体施青绿色釉，介于钧、汝之间。洗为里外施满釉，底部留有支钉痕迹，具有两窑共同的支烧特点。临汝另一处烧制钧瓷的蜈蚣山窑所制作的板沿洗，釉色以月白为主，有的在月白釉中带红色斑点，鲜艳的红色，以淡月白釉衬托，鲜艳动人，相得益彰。这种月白釉红斑洗在其它窑口均无发现，传世品中更缺少完整的器形，这正是临汝娱蚁山窑的独特风格，北宋后期因官办钧窑的建立，临汝地区也停止了钧瓷的生产。
金章宗以后，临汝印花青瓷逐渐走向衰落，钧瓷又在临汝窑恢复发展了起来，并渐渐代替了原有的青瓷窑。各地瓷窑所烧制的钧瓷造型仍以民间生活用品为主，有碗、盘、瓶、罐、炉、钵等。在釉色上尽量做到与禹州钧瓷釉相似的程度，其中尤以新安城关窑的窑变玫瑰紫为其上乘之作。这些在金、元时期大量出现的以生产钧瓷为主的瓷窑虽也有一部分保持了宋代钧瓷的传统工艺，达到了窑变美妙，红紫相映，青若蔚蓝，紫若茄皮，晶莹柔润，色釉俱佳的艺术效果，但多数与宋钧瓷相比已大有逊色。同时，由于地域的不同，胎、釉原料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所以胎、釉的色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黄河以南临近禹州的瓷窑所烧钧瓷胎接近灰褐色，天青、天蓝釉较浓；黄河以北的瓷窑所烧钧瓷的胎呈土黄色或灰白色，天青、天蓝釉较淡。
河北省的磁县，是磁州窑产品的重要产地之一。然而到了元代，由于受禹州钧瓷工艺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迎合社会各阶层对钧窑瓷器的喜好，在当时陶瓷手工业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也不得不加烧钧瓷。但其生产规模不大，品种也主要局限于各式碗、盘、碟等小件日常生活用品。另外，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省的彭城、观台、内丘、隆化等地也发现有烧制钧瓷的瓷窑。
山西省发现烧制钧瓷的窑址除浑源窑外，尚有临汾、长治等。其中浑源窑钧瓷产品以碗类居多，但施釉较厚，釉色也以天蓝为主，器物外部露胎处呈黑酱色，这与河南、河北两省的钧窑系瓷器露胎部分的色调迥然不同，当属浑源窑独有特征。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所烧钧瓷以出土的元代钧瓷香炉和钧瓷镂孔高座双璃耳瓶为代表。这两件钧瓷采用了堆雕、镂孔等技法，为元代钧瓷装饰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且在香炉器体上还模印有“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的铭文，其烧造年代应为元武宗至大二年(13的年)。这一带铭文的钧瓷香炉的发现，不仅为断定它的具体烧造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元代钧瓷珍品。
以河南禹州钧窑为中心，以以上诸多烧制钧瓷的瓷窑为组成部分，在元代形成了一个涉及范围广泛的钧窑系。虽然钧窑系在北方诸窑中形成最晚，但它的影响却超过了任何一个窑系。可以看出，钧窑瓷器的生产制作虽然在北宋末年遭受到战争重创，但钧窑先进的制瓷工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未完全在北方消除，仍然左右着诸多民窑的瓷器生产，并在瓷器种类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产品也随之流传到全国各地。根据全国各地的考古调查表明，在金、元时期的墓葬遗址或窖藏中出土钧窑瓷器的区域，分布得更为广泛，共有8个省、一个自治区的近4O个县市，且大部集中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江南地区很少有钧瓷出土。分布的范围北到北京、内蒙古，东北到辽宁省的建昌、鞍山、辽阳等地，南到江西省的高安。
北宋末年，宋金对峙，金人占据中原，众多窑口均遭到破坏。随着北宋政权的南迁，中原地区各个名窑的许多制瓷工匠们也随之纷纷逃往南方，并带去了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为南方瓷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是钧窑，由于其精湛的制瓷技术，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具有更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特别是金、元以来，北方各地瓷窑竞相烧制，并自成体系，涉及范围之广，对各窑影响之深，为其它名窑所不及。这也是在元代末年，钧窑系瓷窑在北方逐渐趋于衰落的同时，钧瓷工艺的某些特征反而更为明显地在南方许多著名瓷窑的产品中显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江西景德镇的窑工在元代晚期采用氧化铜为主要着色剂，利用当地优越的胎釉原料和制瓷技术，成功地烧制出纯净的红釉，并将铜红配成彩料在坯体上绘制纹饰，上釉后烧制成釉里红瓷器。虽然釉色熔融在一起呈偏暗的朱红色，没有钧窑瓷器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透紫的色调，红色也不够鲜艳，但它是中国陶瓷史上较早出现的纯红釉，其烧造红釉瓷的呈色肌理显然也与宋钧铜红釉一脉相承，为明永乐、宣德时烧造呈色深沉，浑然一体的“宝石红”奠定了技术基础。
明、清两代，仿钧之风在南方的许多著名瓷窑中更是风靡一时。江苏宜兴窑、广东石湾窑等烧制低温艺术陶瓷的窑口以及江西景德窑都有仿烧钧釉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往往都冠之一个“钧”字，如宜兴的釉陶称为“宜钧”或“泥钧”，广东石湾窑的仿钧作品称为“广钧”，景德镇的仿钧则称之为“炉钧”。这些窑场的仿钧之作，不仅吸收了钧窑瓷器的传统工艺，而且还繁衍出新的品种，这也是对钧窑优秀瓷艺的弘扬和发展。
曾被世人所称颂的宋代“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由于战争的影响，其中的汝、官、哥、定四窑在北宋末年已残遭严重摧残，到了元代已销声匿迹，不为人们所提及.惟有钧窑瓷器各窑竟仿，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称雄于其它四大名窑之上，并对此后中国瓷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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