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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章与荣誉公号 原创文章）
七、“我们是红心的绿皮西瓜” 收养了两个日本女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了胜利。9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央党校大部分学员陆续奔赴各解放区工作。我也被派到东北去交涉接收事宜。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们到达沈阳市。当时的东北情势很微妙。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党不能公开派驻军队。必须讲求斗争策略，还要通过与苏联红军的大量交涉，取得他们的默认。我任职的辽宁军区，成立时便称作辽宁保安司令部，是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出现的。我们佩带的证章上只有“辽宁省保安队”几个字。战士们开玩笑说，我们是西瓜，皮绿心红。 王世先佩带的“辽宁省保安队”证章 王世先与法库县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合影 我担任了辽宁保安司令部卫生部主任兼政委，负责接收被苏军接管的法库县立医院。到法库的第二天，我去医院路上，发现大街拐角处蹲着两个满头污垢、模样约四五岁的小女孩儿，衣服穿着不伦不类，两双胆怯的眼睛看着来人。我向旁边的老乡打听，原来是日本“开拓团”逃亡时遗弃的两个日本小姑娘，听说还是双胞胎姐妹。东北光复后，被称为“开拓团”的日本侨民，除了一部分逃回日本和朝鲜外，相当部分流落于东北各地市郊和农村，街头上好多被遗弃的日本孩子无家可归。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日本人民是无辜的。我当即决定，临时收养这两个日本孩子。我把两个孩子带到了部队宿舍，让警卫员去打了两大盆热水，从头到脚给她俩洗了个热水澡。只见盆里那水脏得已黑不见底，我心里一阵发酸。随后我找了两件大人衣服给她俩套上，嘿！穿在身上像袍子，洗干净后的两姊妹非常可爱。这时警卫员找来一点儿吃的，没等放稳，两个孩子上前用手抓着就往嘴里送。看着她俩的样子，我心里更是说不出什么滋味，日本侵略者真是害人害己啊！ 王世先与日本女孩“大妞”、“二妞”合影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两个孩子养得胖乎乎的，和我处得像亲人一样，虽然语言不通，但不妨碍我们交流。两个孩子很活泼，有时也很调皮。看着她们天真烂漫的样子，我就想，“和平”，是多么难得的字眼儿啊！部队的战士们也非常喜欢她俩，经常逗着她们玩，我给俩孩子取了个中国名字，大的叫“大妞”，妹妹叫“二妞”。1946年初，中、美、苏三国就遣返东北日侨达成相关协议，经过多方联络协商，我把大妞、二妞也申报在了第一批返回日本人员名单里。记得走的那天，是5月7日，一大早我到照相馆和大妞、二妞照了张合影，然后送小姐妹俩到葫芦岛，从这里和在东北的日本侨民一起回国。轮船慢慢离开码头时，大妞、二妞站在甲板上依依不舍地向我挥动着小手，两眼充满泪花。我的眼泪也不自主的流了下来……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很牵挂她们。 经过和苏军的几次协商，我们成功接收了法库医院。当时苏军纪律不好，医院工作人员因害怕都不敢上班。我就带着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宣讲我党政策和人民军队纪律，打消了医护人员的顾虑，大家陆续地回到医院工作。等大家上班后，我又发现许多医护人员不愿参加政治学习。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医院专门发出了一个通知，请专业能力强的专家和医生授课，组织学业务。我坚持每次都和大家一起在台下认真听讲，慢慢地大家养成了安心学习的好习惯。有一天集中学习时，趁大家很专心，我走上了讲台，严肃而诚恳地说：“我们业务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该由我给大家讲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了”。经过引导，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讨论，成了医护人员的自觉行动。 但苏联出于外交等考虑，将沈阳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八路军部队被迫撤出和转移。不久，国民党撕毁和平协定，内战爆发。东北解放战争开始，第一个歼灭战在法库县秀水河打响，野战医院就接收了我军伤员800多人。锦州战役打响后，由于我们的医院条件跟不上，更有大批伤员被转运到了齐齐哈尔后方医院。 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我的倔脾气又上来了。我不能上火线，就把野战医院当前线。刚接收伤员那一阵儿，头绪很多，我们准备不足。一方面我积极挑选和动员地方医护人员充实野战医院，另一方面亲临指挥和参加转运伤员。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医护人员吴玉珍，在我的动员下，吴玉珍毅然参了军，共同的理想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不久我俩结为革命伴侣。 这期间，伤员不断增多，医院的条件越来越不适应，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常彻夜睡不着觉。大强度的工作，连轴儿转的劳累，加上营养跟不上，我身体很快就盯不住了。偏偏这时候枪伤又复发了，还经常不明原因的呕吐。想起前线的官兵和负伤的战士，我咬牙坚持着。一次组织野战医院召开动员大会，中间讲着讲着，我竟一下子晕到在台上，被战友们送到急救室抢救。第二天身体稍有好转，我躺不住了，说服了医院的医生们，又来到转运伤员的现场。 为了给医务人员们作出样子，我拼命抵抗着身体的虚弱，装作很轻松地和医务人员一起抬着担架一溜儿小跑，但过后往往气喘吁吁，半天歇不过来。警卫班的侯班长后来曾感慨地说，转运伤兵过程中累了，难免坐在地上歇一会儿，但看到首长抢着负伤的身子一瘸一拐地和我们一起抬伤员，谁还好意思偷懒？爬起来接着干哪！ 这期间，我还和同志们一起积极开动脑筋，解决了许多难题和症结。东北气候寒冷，医院里供暖不足，业余时间我就和工作人员四处拣柴木、收集旧铁路边的废枕木，烧了给大家取暖。当时后勤供给不足，我要求医院在伙食上安排伤员优先吃白面馒头、大米等细粮，医护人员吃粗粮。一段时间发现，有的伤员偷偷把馒头藏起来，时间久了吃不掉，随手扔进泔水桶。我专门组织了部分伤员代表参观医护人员专用食堂，看到那些高粱米、苞米面，伤员们流了泪。浪费粮食之风一下子刹住了。 王世先在东北军区使用的笔记本 在以后的几年，我又转任西满军区卫生部、嫩江军区卫生部政委。1949年9月，调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处组织科长，建国后，1950年9月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处副主任，1953年2月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之后入解放军第57文化速成中学学习。从此，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我迈向了新的征程。 东北军区司令部证章 补 记 本文的缘起很偶然。孟中洋收集研究中共和人民军队早期徽章三十年，并着力追寻和挖掘徽章背后蕴含的历史。张斌则有着多年的军旅生涯，并熟知王世先老人的情况。当两人看到老人留下的多枚早期徽章后，决定以此追寻徽章背后矗立着的这位传奇长者的历程…… 此后，两人共同踏上了回望历史之途。从章到史，由史到人，当昔日的硝烟弥漫、战火纷飞，老一辈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在脑海里渐成轮廓和影像时，当徽章主人的高大形象日渐清晰后，两人确定把老人的征程记录下来。老人的回忆比较简单，许多口述是与子女们交谈时随意讲述的，时间跨度大。但这些零散的历史碎片，足以让后来者瞩目、驻足、沉思，乃至当作一面镜子，对照着整整衣襟，更加信心十足的大步前行。是为本文的起因。 成文过程中，承蒙王世先老人的子女王安宁、吴伟等多次整理老人生前谈话，提供了许多资料、实物、照片，给予大力支持。本文同时参阅了已出版的相关军史和文史资料，特此表示谢意！ 需要补点题外话。 1955年授衔时，王世先核定为中校。1957年授勋时，这位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得的勋章证书上没有八一勋章的记录，颇让人费解。经查，亦无获颁八一奖章的记录。昔日与王世先并肩战斗的战友很多成了令人羡慕的将军，很难想象此刻的他没有失落。笔者曾几次向老人子女求解，个中原因终不得知。老人的子女告诉作者，对这段历史，王世先一直不反映、不提及、不解释。 1988年7月25日，延续“五五授勋授衔”的结果，王世先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或许又一次勾起了老人的记忆。 1993年7月28日，授予红星章后五年整，王世先在合肥因病去世，终年77岁。 此前，老人一直都保持了难得的沉默。
沉默，也是一种境界。 愿老人安息！ （完） 欢迎关注 徽章与荣誉公号（badge_honor) 投稿信箱 wfmzy@163.com 更多文章，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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