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1月13日震惊世界的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不到三周的时间里，由全球150名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这个黑色星期五的恐怖阴影远未散去的城市如期举行。 安保措施可想而知的严格，除了会场内外随处可见的佩戴了武器的警力和士兵，法国政在全境范围内调动约１２万名警力，向边境部署将近１.５万名警察、宪兵和海关人员，以防恐怖分子溜进法国。据媒体报道，法国自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实施更为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以来，至11月底，已拒绝大约１０００人入境。原因是他们“可能给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恐怖威胁和风险”。同时，多个欧洲国家也由于巴黎袭击的原因加紧了边境控制。
非政府组织的集会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仍然在严苛的警力控制下像在往届气候大会一样举行活动、发出呼吁和敦促各国政府做出切实行动遏制气候变化、维护气候公正。集会中有不少非政府组织正是在欧洲各国边境对叙利亚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机构。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活动，是他们反对针对难民的军事封锁、呼吁接纳难民、维护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的一部分。 在难民潮的背景下，气候变化与恐怖主义、安全和军事化的联系逐渐从暗处升到前台。近期有不止一项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在引发叙利亚内战、形成当下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中扮演的角色。“难民”的定义也在被重新探讨。来自太平洋中部岛国基里巴斯的农民Teitiota正在以自己受到间接迫害为依据，申请作为难民留在新西兰，而这一迫害正是人为引发的全球变暖。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名人——国际社会由他的案例开始讨论：国际法应该保护那些因为气候灾害而被迫离开祖国的人吗？二氧化碳污染严重的富有国家有责任保护无法承受气候变化的贫穷国家吗？（关于Teitiota的故事，小编推荐阅读《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发表的《我是如何成为全球第一个气候变化难民的 》报道，点击文末链接可见。）
巴黎气候峰会的会场外，非政府组织在持枪警力和高度军事戒备的安保士兵的密切注视下集会的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似曾相识的景象：10年前的袭击美国新奥尔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社会瘫痪的Katrina飓风之后，政府向当地派驻国民警卫军和特殊武装警察，而非帮助居民转移出灾区、提供救援，甚至，一个受灾的非裔当地公民由于“可能造成安全威胁”被自己的军队射杀，人们被“拘留”在当地的一个体育馆里。环境/灾难问题和当地的种族、阶级积弊端交缠在一起，在被环境军事化和安全化的处理方式激发出来。这被广泛看作一个民主国家开始用军事化手段处理环境/气候危机的转折点。
Katrina飓风灾民Quintella Williams在新奥尔良的超级碗体育馆前面，身后是武装士兵。图片来自time.com
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军事应对自然又一次再一次登上中心舞台。难民潮背景下，气候变化、反恐和军事化，到底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起来的？ 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有近三万三千字，然而有一个字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就是“军事”。这是一个非常蹊跷和匪夷所思的忽略。只是算上美国军队，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个石化能源消耗者，并且是几十年来全球石油经济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和维持的力量。
除去美国，其它签约国也要求联合国将他们为海外军事行动购买和使用的能源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排除在气候协定规定的他们必须汇报的信息之外。
借以国家、政治机密和军事部署的理由，军事活动和军工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一直是各国讳莫如深的数字。然而这些数字可能是惊人的。根据Mike Berners-Lee 在2010年出版的《How Bad AreBananas?: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everything》一书中的估算，自2003年起，伊拉克战争产生了2.5到6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还不算军事行动造成的地面破坏，如房屋损失、油气泄露和火灾等。
而荷兰Radboud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分别在2014和2015年的两项研究，都发现2006-2011年的严重干旱对导致当下难民潮的叙利亚内战起到了引发作用，而这场干旱被研究者的分析和模型证明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是人为气候变化的后果”。
当然，如果将战争和气候变化直接挂钩就将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环境学院教授Thomas Dixon在《Environment, Scarcity andViolence》一书中解释道，环境压力本身并不导致冲突，而是必须结合其它社会经济因素，比如经济制度和政府管理的失败，两者之间才有着因果联系。上述两项研究也同样论述了相似观点。
同时，气候移民是引发冲突和安全问题的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问题适应性上尤为孱弱，业已存在的种族、阶级等社会不平等问题常常被激化和放大。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研究学院的Adrian Martin博士在2005年的《EnvironmentalConflict Between Refugee and Host Communities》文章中指出，当移民接收地的本地人口和移民被迫分享生存资源时，就可能出现资源竞争，可能恶化种族或社会紧张局势。在重新安置人口的社区，“人们越来越担心，稀缺所引发的不安全，可能对种族差异与不平等的设想重要性进行放大，为毫无结果的冲突制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利用冲突的观念和不平等的观念在相互增强。”美国HampshireCollege的和平和全球安全研究教授Michael T. Klare认为，叙利亚2006年到2011年间的干旱，是60%左右的国土变为沙漠的因素之一。庄稼没有收成，整个国家绝大多数的牲畜消失了，数百万农民落入贫穷，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但当他们迁徙到叙利亚的大城市想要找份生计时，却极端困难，而且遭受到本土居民和城市精英的敌意和不接纳。
而对这种情况，阿萨德政府不是对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住房和工作机会；相反，他减少食物和能源补贴，境况悲惨的移民只能诉诸反抗和动乱。城市边缘迅速扩大，伴以非法和拥挤的居留，薄弱的基础设施、失业和犯罪，成了激起社会动荡的核心原因。 非洲中北部的萨赫勒地区也有相似的景象，撒哈拉的南部边缘的严重干旱，加上政府的忽略和不作为、栖息地的环境恶化，已经引发了武装冲突。
比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本来就有很深的民族和宗教上的敌意，同时在土地和水资源上经历极端不同的命运。气候变化的因素渗入到这些状况之后，这些群体之间的矛盾和进一步区隔可想而知。
其实，不管是叙利亚还是达富尔危机、巴以冲突，形成的危机本来就是极其复杂，多个面向的矛盾相互作用和激化的结果。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移民和全球环境变化》报告认为: “环境变化是通过一系列作用于移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驱动力而影响移民。这些驱动力之间相互作用，范围广而复杂，几乎不可能区分哪些个人（“环境移民”）完全是由于环境因素而移民。”所以，这些地区的难民究竟是战争难民还是环境/气候难民，不仅很难辨别，而且在人道主义危机面前，去分辨这个问题的意义也不大。
但是，实际状况是目前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被简单而直接地挂钩了。它早已不再单纯是环境和发展问题，而变成了一项一国内部和国际间的安全事务。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干旱或水灾、水和石油等资源短缺，以及移民（气候难民），导致地区和国际间暴力冲突和社会动荡。达富尔危机、马里、孟加拉国和印度边境冲突等等案例，加上越来越严重的气候灾害和气候移民预期（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许多非洲国家将是重灾区。英国政府也早在2007年就发布警告称，到本世纪中叶，可能会有2亿人因为海平面上升、水灾和旱灾更加严重而永久离开家园）都让人越来越直接地把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在政策层面，冲突和危机作为气候变化的后果被直接着手处理，形成“气候安全化（securitisation of climate）”的趋势。
去年五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康州海岸警卫队毕业生讲话时说:“气候变化对全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对我们国家安全形成最直接的风险……会影响军队如何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行动——现在就行动。”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4年是也发表过相似的讲话:“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它不仅仅是一个环境威胁，它还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在这样的表态下，仅仅看英国的例子，他们采取的行动气候政策的倒退和军事开支的增加。是在去年宣布增加120亿英镑用于发展军事设备，未来10年总开支达到1780亿英镑。
近十几年，或者说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在气候变化构建的“世纪大灾变”、末世和反乌托邦图景下，诸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水源安全”等等叙述不断被强化。人类生命赖以延续的商品，被纳入到建立在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和不平等的关于“安全”的叙述。而当下的难民潮带起了新一轮关于“安全”叙述和话语，在北方国家的边境上，在他们的政治军事决策机构里，关于欧洲国家的城市日常生活，关于宗教，关于恐怖分子和那些来自受战乱和气候灾害交织折磨的国度的难民。在这种叙述，或者说这种气候和安全问题的简单挂钩面前，我们不能忘记分析的是：这是为了谁的安全？防范和区隔开的是谁？以谁的权利和利益为代价？将气候变化建构为一个安全问题，而非一个平等、正义和人权议题的后果是什么？
这时候我们在回看新奥尔良在Katrina飓风过去10年之后的场景，也许是将军事化处理气候/环境危机的后果的最好说明。许多人（大多数是贫困人口）仿佛仍置身于战争环境，环境/灾难问题与当地的种族、阶级积弊端交缠在一起，使其更加恶化。2010年新奥尔良的人口比飓风之前的人口少了80%，家庭平均收入每年为33,557美元，比2000年（飓风发生的五年前）的水平少了四千美元。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生存，比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 在一国以内如此，在地区间和国际层面上也如此。以“维护安全”为导向的应该气候变化手段不仅不能触及危机的根本原因，反而常常加剧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粮食安全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土地掠夺，流入军事开支和战略的资源，限制了资金被投入到预防危机，造成人的不安全的根源也得不到处理。鉴于气候变化会对最贫困的人群造成最不成比例的冲击，军事化的气候应对只会恶化根本性的不平等——那些对气候变化最没有责任的人们却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讽刺的是，尽管军事领域的碳排放量对气候危机贡献不少，也解决不了气候问题，但最大声疾呼、吁求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声音也是来自于它们。
但在他们所谓遏制气候变化的叙述下，仔细观察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军事策略，可以发现其关注点是边境安全，保护大企业的交易和供给路线，控制可能因资源而起的冲突，极端天气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压制社会动乱。他们将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变为需要控制和对抗的“威胁”，军事组织对大公司掌控的、引起气候变化的石化能源经济提供的支持，却从未经过批判性的检视。
这种叙述下的潜台词是：在工业化的北方世界国家，在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其预设的社会动乱的时期，如何将自己从气候难民的“威胁”中，从资源战争中拯救出来，并保持对关键战略性资源和供应链的掌握。
军事是维持全球石化能源经济运行的主心骨。不管在中东、海湾地区还是太平洋区域，现代军事发展是关于控制盛产石油的区域，关于防御那些承担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管道和路线。而这，关乎整个消费资本主义体系和建立在其上的我们的生活，关乎维持我们的消费经济和生活方式，甚至是文明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黎气候协定的拍板的最后一刻，军事仍然被划归在外，“地理工程（geoengineering）”却被写入了进来。作为一种抵消气候变暖的科学技术方案，除了一系列技术和实施效果上的不确定性和副作用，因为牵扯到商业和军事对技术的使用和控制，地理工程在道德上一直饱受争议。这种技术是典型的放弃直面气候变化的原因，假定其已经发生，直接去处理气候变化的后果，而且，它能产生商业利益。
将气候危机的解决被诉诸于这类商业技术和军事手段，是一种投资-消费主义的逻辑，当下更辅以国家力量的支持。如前所述，军事化和安全化气候危机不仅激化种族、阶级、性别等业已存在的社会不公正和南北不平等问题，其处理思路和方式本身就没有将这些价值观纳入考量。它试图处理和转移这些矛盾的后果，继续在这些矛盾上寻求价值和利益空间，进一步加剧军事化和社会控制，资本主义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借口下再度扩张。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灾难资本主义”，一个建立对未来不安全感上的政治，和来自“恐惧”的商业利益。
消费资本主义总是为了发展去创造消费，为了消费而消费。这个过程中，消费、资本主义和国家高度地结合。而现在，更加蹊跷和可怕的结合是：如果说，气候变化本身就是消费资本主义矛盾的症状和后果，我们在处理因消费资本主义而起的气候危机时，仍然延续了消费主义的思路。我们将自然、公共资源私有化、商品化，我们创造人的需要、愉悦，可以在任何事物上做生意，这导致了包括环境、气候在内的一系列危机，和对未来资源匮乏、甚至是末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而现在，我们开始在这个环境危机和灾难、末日的叙述上做生意了，开始在对未来的恐惧和不确定性上创造“需求”和寻求商品价值了。
这个过程得以实现的细节看起来也如此熟悉：在“大企业-军事-安保”行业相结合的架构里，气候变化不仅被看做是一种威胁，而且是一种机遇和盈利机会。军工/武器和安保行业在暴力冲突、社会动荡和气候变化交织的背景下蓬勃发展，在经济上成为当下强化社会控制和反恐战争的受益者。安保公司想在驱赶“气候难民”的边境控制领域捞一笔；投资基金观望与气候相关的食品预期价格；石油公司希望冰川融化，让更多石化能源能被开采出来；传统能源行业希望拿到更多补贴；保险业在多灾变的未来预期里发展业务；粮食行业在研究新作物已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建立在极端天气、灾难和气候不稳定上的商业市场正在扩大，自然和生物在继续被商品化。
当下的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一部分灶因也与消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非常简化来讲，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胜利在同一时期出现并非巧合，当新自由主义试图将一切都商品化时，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面临“高失业、高通胀、高贫困”的困境，市场的无限扩张使劳动者失去最基本的社会保护，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失业、两极分化成为滋养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力量的温床。这种灾难性后果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时期更加显现出来，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加之种族和阶级力量的登场，失业、贫困、骚乱、恐怖袭击开始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
现在我们仍然还在以消费主义的方式，佐以国家政治支持，在难民危机、气候灾难和安全问题上寻求可盈利可商品化的机会，在不同的领域和空间，资本和国家继续以“解决”气候问题、维护安全的名义在寻求资本积累和扩张。然而这一次，环境／气候危机是没有国界的，很多时候这是一个超国界/国家的问题，那么资本主义将如何、在哪里消化这个矛盾？是否能消化这个矛盾？这一“军事－资本－国家”的所谓“维护安全”气候危机解决模式，是否将我们带到了更加根本性的不安全的境地?当资本开始在气候/环境灾难上寻求扩展的空间和动力时，它会不会反噬自己？
气候难民不是加剧现有难民潮，也不尽然是对战争难民的关注可能遮蔽我们看到气候／环境难民这一群体和问题，而是相互交缠在一起，很多时候，它分明就是许多相互作用、激化的问题种出的同一个恶果。
我们如何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是绕过它的根源和灶因，将它作为一种危机，以“安全化”的方式去处理其后果，加剧军事化、社会监控，加剧“控制”和“排斥”一无所有的人，还是像在当前的难民危机中许多人已经疾呼的那样，对接纳、辅助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去帮助灾民/难民，去直面和考量危机产生的原因，在全球气候行动中，更细致入微地将阶级、种族、性别等价值观，纳入到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视域，真正去处理气候／环境正义的问题？
这要求我们找到一个更宽广的、能够批判性检视商业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国际层面的策略。这意味着在解决食物、水资源、能源问题，以及应对极端天气时，在基于市场和纠缠于所谓“维持安全”的路径之外，寻求一个更为进步和激进的、触及根本的解决方案。 编辑、作者：朱小朱，微思客Marshland版块编辑 校对：宋韬，微思客校对编辑，法学硕士在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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