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现有资料看，吐蕃时候的藏传佛教，似乎更多地走的是上层路线，佛教叙事中出现的往往是吐蕃赞普和贵族子弟，佛教在民间的根基并没有那么牢固。因此，达玛灭法时，仅仅数年间，佛教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从10世纪末佛教重新在藏地勃兴，其发展的维度与吐蕃时期有了重大改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一统政权，地方领主各自为政，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文化，笼络百姓。佛教在此期间承担的不仅仅是宗教教化的功能，同时也承担了日用生活、文化传承发展的功能。各地的僧俗大德掌握的知识不限于佛教义理，还包括世俗学问，并且充分利用这两方面的学问，介入百姓从出生、受教、死亡，乃至医疗卫生、防止自然灾害等方方面面的事务，在世俗生活和宗教解脱两个层面成为百姓的依托。 藏史记载，达玛灭法后，藏传佛教再次弘传的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是拉萨中心地区的人去安多（青海）求法；一是在古格诸王的支持下，佛法从印度传入阿里地区，逐渐达至拉萨中心。这两个地方，一个在西藏的东北部，一个在西藏的西部，根据青藏高原地形从东到西逐渐升高的态势，从安多传入的路经被称为“下路弘传”，从阿里传入的路经被称为“上路弘传”。这就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 种种迹象表明，偏安一隅、由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古格王朝很可能保存了吐蕃时期翻译的大量佛教经论，并使之成为日后藏传佛教复兴的知识源泉。但吐蕃时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显密之争此时愈演愈烈，对僧俗两界产生了很大的困扰。说到底，这是一个从理论上对佛教系统化，从实践上对修学具体化的问题。在印藏双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问题迎来了解决的契机。 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982–1054）应邀前往阿里弘法，写作了著名的《菩提道灯论》，不仅从理论上对显密关系进行了梳理，对佛教义理进行了系统化，而且从三个层面讲述了凡夫不同的精神追求，称之为“三士道”，即“下士唯求乐，中士唯离苦，上士恒勤求，自苦他乐安”。三种人的追求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这就在实践上概括了如何从一个凡夫逐渐修行成佛的过程。三士道的核心是重视业果，即因果报应，以及以发菩提心贯穿全部修道。这种重视业果、倡导实修的精神在塑造藏民族整体思维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阿里的仁钦桑波（958–1055）三次留学克什米尔，回来后一是翻译佛经，尤其是翻译了大量作为后世修法经典依据的密法典籍，被尊为“大译师”；二是建寺收徒，至今阿里和拉达克地区的诸多佛寺都宣称是仁钦桑波所建。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印藏双方最杰出的代表，阿底峡和仁钦桑波对藏传佛教的贡献不可低估。 阿底峡后来前往拉萨传法，并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西藏的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为法捐躯。继承阿底峡宗风并发扬光大的是其高徒仲敦巴（1005–1064）及其后续者，由此开创出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个教派——噶当派。噶当是藏语音译，“噶”指的是释迦牟尼的教言，“当”指的是具体的修行指导，即口诀、教授，类似于修习武学所用的窍决。因此，噶当指的就是把释迦牟尼的一代言教全部融摄在“三士道”的修习实践之中。该派僧人在理论上非常重视显教经论的学习，在实践上重视发菩提心和心性的修持，由此不仅影响了整个藏传佛教的学风，而且开创了修心类的教授，噶当派僧人朗日塘巴（1054–1123）所写的《修心八颂》更是成为藏传佛教各家各派重视的修心指导书，直至今日。 正因为噶当派学风严谨，持律清净，后来藏传佛教各派的创立者或中兴人物多从噶当派僧人学法。至14世纪，宗喀巴（1357–1419）横空出世，充分汲取了噶当派的精神，并加以整合，发扬光大，由此形成了藏传佛教的最后一个教派——格鲁派。格鲁的意思是“善规”，这并非该派最初的得名，该派因为在拉萨东北建立了甘丹寺，而被称为甘丹派，简称“甘鲁”，因“甘”和“格”发音相近而改为现名。格鲁派的宗风虽和噶当派一脉相承，但又有所突破创新，因此也被称为“新噶当派”，加上格鲁派后来逐渐取得了西藏的政教大权，诸多噶当派寺院纷纷改宗格鲁派，噶当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在西藏也不复存在。
从噶当派初创到其最终融入格鲁派的“轮回”中，我们不仅可以瞥见藏传佛教从完全依附印度，到自身理论自信的逐渐树立，也能看见藏传佛教重要特质的逐渐凸显。宗喀巴所推崇的以论理见长的学风，通过对佛教认识论、逻辑学，也即佛教因明的有机汇通，使佛教理论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导致格鲁派能异军突起，迅速占领理论阵地；而格鲁派在西藏政治地位的牢固确立，除了早期重要人物的苦心经营外，与其高屋建瓴的理论优势亦密不可分。 噶当派虽然在显教方面的建树非常突出，但是也很重视密法，这和印度当时崇尚密法的大环境密不可分。而且，大量的显教经论在吐蕃时期业已翻译完成。因此，后弘期译师所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对密教典籍的学习和翻译，其中的重要代表就是前面提及的仁钦桑波。史传他曾翻译过一百零八部重要的密法典籍，校订显密经论更是不计其数。正因为如此，藏史将后弘期密法的兴盛多半归功于仁钦桑波，并以他为参照，在他之前翻译的密法典籍称之为“旧密”，以他为首开始翻译的密法典籍称之为“新密”。学习新密法的人对旧密法多有诟病，一是认为其来源不够清净，也就是说并非源自印度，是伪经；二是认为其传承也不够明朗。这样的指摘直接刺激了学习旧密法的人，他们一方面力证自己的典籍是源自印度，是真经；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教法直承自吐蕃时期的莲花生，相较于新密，更为古老，也更为正统。这样的人，逐渐形成一个团体，称之为宁玛派，宁玛在藏语中就是“古旧”之意，以此彰显其教法的古老。 早期修习宁玛派的人士多是在家人，传承多采取父子传承，因此并不重视建寺收徒，结构组织比较松散，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宁玛派与藏族民间社会的互动往来更为密切。很多宁玛派人士是自己所在小村庄的神职人员，不仅担负着民众精神生活的需求，同时也负责民众日常生活，例如防雹、治病等方面的需求，他们对藏族的传统文化也更为关注。 面对其他教派的攻击，宁玛派十分注重建构自己的历史，客观上促成该派对藏族早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进而催生了藏传佛教独具特色的“伏藏”文化。宁玛派认为，莲花生入藏弘法时带来的诸多典籍当时限于条件，没有宣讲，他将其掩埋到了地下、山岩、湖泊等处，并且预言未来的有缘人会找到这些教法，埋藏的教法称之为“伏藏”，而开启这些教法的人被称为“掘藏师”。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些典籍年代不会很早，应该形成于后弘期，但是其中保存了很多吐蕃时期的资料则毋庸置疑。 谈到这里，有必要对藏传佛教的教派作一简单说明，藏传佛教的教派主要是从各自修习的密法系统，也即实践角度上来区分的，这与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主要从显教系统、也即理论角度的区分不同。藏传佛教教派得名的缘由也各不一样，有从时间角度得名的，如宁玛派，有从口决教授的角度得名的，如噶当派，有从地域角度得名的，比如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萨迦派。即使是同一个教派，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命名，比如，宁玛派是从时间角度的称谓，从修习密法教授的角度则可称之为大圆满派。大圆满，藏语称之为“佐钦”，是宁玛派对其修行最高境界的表述，可以简单概述为“知境为心，知心为空，知空为无二双融”，其旨趣与表述方式与内陆禅宗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因此不但激起了藏传佛教内部的不同意见，也激发了现代学者的研究兴趣。 从密法修行的角度而言，相较于藏传佛教前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密法典籍的翻译，同时也是新的风气，在特定的条件下，必然会对旧有的习俗产生冲击，也会更容易吸引民众。萨迦派的产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派世代信奉宁玛派教法，到了衮却杰波（1034–1102）一代，有一次参加法会，看到尊奉新译密法的咒师声势浩大的金刚法舞，遂将旧有法器、法本掩埋，转而学习新译密法。书中还说旧有法器中有两个金刚橛，因为威力巨大、无法掩埋而继续被供奉修持，暗示萨迦派并没有完全抛弃旧有密法。1073年，衮却杰波在后藏本波山上建了一座寺院，因为建寺地点的土地颜色是灰白色，寺院也以地色为名，称之为萨迦寺（灰土寺），该派亦由此得名。萨迦寺所在的地方也被称为了萨迦，即今日日喀则地区萨迦县。 正因为萨迦派先祖和宁玛派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宁玛派教法家族内部传承的方式也被萨迦派继承发扬，只不过从主要的父子传承逐渐变成了叔侄传承。衮却杰波之后，萨迦寺主持一职由其子衮噶宁波（1092–1158）继承，此后相继由衮噶宁波的次子索南孜摩（1142–1182）、札巴坚赞（1147–1216）住持，札巴坚赞传其侄儿萨班·贡嘎坚赞（1182–1251），萨班贡嘎坚赞传位于侄儿八思巴（1235–1280），之后继续传承，延续至今。而上述五位人物因为对萨迦派初创时期贡献卓著，被称为萨迦五祖。其中萨班·贡嘎坚赞学富五车，曾与印度外道辩论得胜，是西藏获得“班智达”（印度人对大智者的称呼）称号的第一人。他晚年携侄儿八思巴与蒙古领袖会面，使藏传佛教在蒙古人中播下了种子。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仿藏文字母造蒙古新字，用于拼写蒙语，史称“八思巴文”。八思巴后被封为帝师，此后元朝历代皇帝的帝师一职均由萨迦派僧人担任。有元一代，萨迦派与宫廷来往密切，客观上促进了藏汉文化的交流。
萨迦派教法的核心是道果法，也称为基道果，基位指抉择正见，也就是要有正确的见解；道位指修习行持，包含了该派极富特色的修行实践，果位指现证菩提，即觉悟成佛。由此出发，他们在显教层面提出“首应破非福，中则破我执，后除一切见，知此为智者”，在密法修习层面提出“成境为心，成心为幻，成幻为无自性”，以此作为修行的指导。 上期：十分钟读完藏传佛教史——前弘期篇（下） 下期预告：十分钟读完藏传佛教史——后弘期篇（下） http://www./sanskritweb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