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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虑不足，是广义的虚劳。常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起居饮食失调，或有疾失治，或劳累内伤，导致脏腑机能衰退于前，气血生化不足相继于后。在临床上、除原有的病证外，主要出现血虚(贫血)证候，甚至血虚证候掩盖了原来的病证，缠绵、反复、不易恢复。今之各种继发性贫血、脾功能亢进、白细胞减少缸及粒细胞缺乏症，均属于诸虚不足的范畴。 关于诸虚不足的病因证治，早在《内经》就有记载。如《素问·上古天真沦》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个防虚养生之法，正是告诫人们，凡外感内伤，不顾四时，不知调神，足以耗伤精气，积劳成疾。《素问·通评虚实论》所谓“精气夺则虚”，对诸虚不足下了一个概括性的定义。至于精气被夺的临床表现，有“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等，在《素问·玉机真脏沦》称之为“五虚”。并在《素问》“三部九候论”、“至真要大论”中提出：“虚则补之”，“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等治疗原则。 《难经》创立“五损”之说，“十四难”提出“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的治疗大法。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中，列举了“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内有干血”、“半产漏下”、“亡血失精”、“风气百病”、“肠鸣、马刀侠瘿”等，均为引起“五劳虚极”、“诸不足”的病因，同时还提出了虚劳的脉象有大有小，以及治疗方法，对后世的启迪很大。 《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侯》用五劳、六极、七伤来概括虚劳的证候，五劳为志劳，思劳、心劳、忧劳和疲劳；六极为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和精极；七伤为肿伤、肝伤、肾伤、肺伤、心伤、形伤和志伤。并且强调大病之后，气血减耗，脏腑未知，复感外邪，常可引起虚劳病候。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将虚劳分述于脏腑证治之中，重视“安谷精生”这一治疗原则。王焘《外台秘要》立“五脏劳”专论，收集了许多经验方，丰富了诸虚不足的治疗学内容。 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及《本事方续集》中，主张虚损一证，当从脾肾着手治疗。严用和《济生方·五脏门》中，对五脏六腑虚证的论治颇为丰富，并提出了“补脾不如补肾”的独特见解。虽然严氏在当时已经认识“五劳六极之证，非骨蒸传尸之比，多由不能摄生，始于过用”所致，不能与“传变不一，积年染疰，甚至灭门”的痨瘵相混淆。但严氏还未提出痨瘵之后，可以发生诸虚不足，彼此之间亦有关连之说。 金元时代，李东垣《脾胃论》认为，肿胃内伤则元气亏虚，以致阴火上冲，遂表现为气虚发热之症；并认为阴火内炽则消烁元气，故谓阴火为“元气之贼”，善用甘温补中法调理脾胃虚损，为后世“甘温除热”开辟了治疗虚劳发热的新途径。朱丹溪《格致余论》创立“阳有余、阴不足”之说，擅用滋阴降火及泻火保阴之法，善从肝肾论治、对于阴虚火旺的病证有其独到之处。 明代张介宾提出“阳常不足，阴本无余”之说，对诸虚不足的见解精湛，因此也就善调阴阳。《景岳全书·新方八略·补略》说：“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茵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缓，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此固明阳之治辨也。其有气因精而成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又有阳失阴而离者．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苏垂寂之阴？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张氏的论述，在今日临床治疗学中仍占着重要的地位。 此外，如赵献可《医贯》重视肾与命门，认为真阴真阳，一水一火，为人生立命之根本，提出了肾阴虚用六昧、肾阳虚用八味的补肾观点。又如李士材提出脾肾先后天根本论观点，一直沿用至今。 清代医家对诸虚不足的认识更加深入。如李用粹《证治汇补·虚损》指出，“虚者，血气之空虚也；损者，脏腑之损坏也。”李氏认识到气血脏腑之间相互关连，血气空虚、莫不导致器官损坏。如沈金鳖《杂病源流犀烛·虚损痨瘵源流》提出：“气虚者，肺脾二经虚也”；“血虚者，心肝二经虚也”。而阳虚阴虚，则又皆属肾。《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称：“后天之治本气血，先天之治法阴阳”，为补虚的治疗原则。至晚清，王旭高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提出补肝阴、补肝阳、补肝气之法，一变“肝无虚证”的成见，遂使肝脏虚证的论治渐臻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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