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良渚“神徽”像，原大为3x4 厘米

　　内圆外方的玉琮传承久远，影响广泛，神人兽面玉牌饰等孤品独一无二，留下独特历史印记。琳琅满目的器型中半数以上是原创和首创，影响覆盖大半个中国。
　　
　　这是璀璨的良渚玉文化。史前的良渚先民，铸就了玉文化的最高峰，以独树一帜的清新风格，融汇到夏商周三代主流文明的礼器系统之中，见证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公布的2015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中，位于江苏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的蒋庄遗址，出土遗物700余件，是目前发现墓葬数量最多、埋葬最为密集的良渚文化墓地之一。据称，作为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它的发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
　　
良渚古城：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
　　
　　岁末年初，《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再访良渚古城遗址。不同于以往的所见所闻，旧有的果园、稻田、农舍已逐渐消失，留下广袤的原野，穿“城”而过的老104国道公路也将被移除。计划中，这里将出现一处面积3平方公里，相当于7个天安门广场大小的考古遗址公园。
　　
　　这里是寸土寸金的杭嘉湖平原腹地，杭州市区的繁华也正朝这里扩张。距今5300～4300年前，这里有一座长江下游最早的“王国”。
　　
　　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进行了调查，发现了十余处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等6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
　　
　　当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心位于黄河流域，在“黄河中心论”等学术大背景的影响下，良渚一带所发现的黑陶，被归入了东西对峙的两大文化之列，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逐渐建立起了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1959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61年，良渚遗址成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首次出土了随葬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礼器的墓葬。人们发现，那些一直被当作周汉古玉的玉器应该有更为遥远的源头。此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江苏吴县张陵山和武进寺墩，以及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等地，也陆续发掘到随葬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随后在当地建立了工作站，从此良渚一带才有长期稳定的考古工作。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了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1987年，瑶山遗址又发现了良渚贵族墓地，并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从此，良渚遗址的地位得到了跃升。
　　
　　1991年，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西距反山遗址约2公里的汇观山，又发现了与瑶山十分相似的良渚祭坛和墓地。在1987年发掘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在1992～1993年又对莫角山遗址进行发掘。莫角山是良渚先民人工堆筑而成的大型宫殿基址，属于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块。此后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累计发现了上百处遗址，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7年底，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宣布了良渚古城的发现。它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北京紫禁城那么大。
　　
　　古城“初露端倪”归功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等人的“无心插柳”。2006年6月，在葡萄畈西侧，政府计划兴建农民房，以便外迁安置原居住在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的农民。考古队员们先进场试掘，挖出了一条长40米的南北向小河沟，带出了一些破碎的良渚时代晚期的陶片。大家又向东试掘，发现有一座宽60米，全部用圆滑石块铺成，走向南北的地基。石块大小基本均匀，显然经过人工挑选，它们铺就的地基之上是一层层夯土，夯土里有5000年前红烧土的痕迹。通过进一步的挖掘，大家形成共识：这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的古城墙。
　　
　　实地考察之后，考古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张忠培教授和严文明教授均给出高度评价。张忠培明确指出，良渚古城的意义不亚于殷墟。严文明说，良渚古城可看作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对整个良渚遗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文化中，良渚玉文化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原良渚博物院院长、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申遗处处长蒋卫东，研究良渚玉文化多年。他介绍说，良渚文化玉器量大面广，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已知有琮、璧、钺、璜等40余大类。其中琮、锥形器、三叉形器、柱形器、半圆形器、钺冠饰、钺端饰等半数以上的器形，为良渚文化原创和首创。
　　
　　蒋卫东说，良渚玉器的工艺已经十分成熟，代表了同时代最高水平，在成形、切割、管钻、纹饰雕琢、碾磨抛光等各个环节都达到了那一时期的顶峰。大小控制自如，比如截圆，现在发现最大玉璧直径已经达到26厘米，非常圆整平滑，最小的、用于镶嵌的玉粒，宽度不足2毫米，有些玉粒的表面还经过细致抛磨。琢刻纹饰的技艺非常先进，微雕技术已臻化境，可以在一条3.5毫米的凸棱上刻划12条弦纹，肉眼几乎无法数清。
　　
　　良渚文化玉器按功用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礼仪器、装饰品以及目前用途不明的冠状器、三叉形器和锥形器等。其工艺水平的高妙，主要体现在精致的纹饰上，具有创新性的主要是以玉琮为代表的玉器造型，以及神人兽面纹等纹饰。
　　
　　在中国，玉一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蒋卫东认为，良渚玉器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神崇拜的气息，这也是一种宗教气息。比如玉琮，内圆外方，符合“天圆地方”的观念，中间穿孔象征天地之间的贯通，四角琢刻神人兽面，表达祀神求福的愿望。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祭祀礼器，玉璧是在良渚文化时期才开始被用作礼器。
　　
　　在良渚文化时期，可以说是“全民尚玉”，所以玉器在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良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玉是用于区分等级、性别的身份标志。良渚从出土的殉葬玉器来看，可划分五个以上的等级。
　　
　　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材种类较多，这些玉材来自哪里？
　　
　　蒋卫东认为，良渚玉器的主体玉料，如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应该出自本地。上世纪80年代，在江苏溧阳的小梅岭发现了一个玉矿，检测发现，其元素构成和良渚玉璧有相似之处。
　　
　　除小梅岭外，环太湖地区的很多山脉都具有蕴藏玉矿的条件，如天目山、会稽山等。《山海经》将天目山称为“浮玉之山”，而会稽山也被古籍描述为多“金玉”的地方。《尚书》记载扬州地区向中央王朝进贡瑶和琨这些玉石。“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良渚的大部分玉料是就近取材的。”蒋卫东说，“当然也有部分是外地流入的，比如绿松石。”
　　
　　严文明认为，良渚玉器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张忠培认为，良渚玉器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世界都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良渚文化的核心区域在整个太湖周围，南至杭州、嘉兴，东至苏州、无锡、上海，北到江苏常州，都有大量良渚文化遗址发现。
　　
　　“虽然东南西北部特点不一，但基本文化特征是一样的，如高等级的礼器形态以及上面的花纹都惊人地相似。”严文明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有一个中央的权力机构统一开采，并按照一定的样本加工玉器。在这样一个区域，有基本统一的宗教观念、基本严密的国家组织。
　　
　　除了核心区域，良渚文化还有扩展区，北至江苏北部、山东北部，南至浙江南部。在山东也发现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发生争斗的遗迹。此外，良渚文化还有一个影响区，在山西南部、广东海丰等地，都发现了良渚玉琮。
　　
　　“良渚文化在当时的影响范围占了半个中国，并被后世中国的主体文化明显继承，如果没有比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政权组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严文明说。
　　
　　在考古学家看来，过去发现的良渚遗址分布密集、规模宏大、类型齐备、级差明显，显示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史前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和聚落布局，却始终缺少一个十分明确的“中心”。而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以前的考古发掘显示良渚文化已产生了贫富分化、等级差别以及礼仪制度等，在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形体接近早期文字的刻划符号。良渚文化由此被认为是“文明曙光初露”。而良渚古城的发现，则将这一认识推进一步，标志着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良渚古城所环绕的莫角山上有宫殿等级的基址，其西北角的反山上有出土过刻有神人兽面纹的大玉琮等数百件玉石制器的王一级墓葬，东北角则有大方墓遗址，东南面出土过重要的大玉璧。
　　
　　严文明说：“从前推测莫角山是中心，现在很明显，这些重要遗址都在古城内，城外则分布着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码头等遗迹。这是明显经过职能分工与布局规划的，意味着当时有个初步的国家组织。”
　　
　　与人们熟悉的陆地城市不同，良渚古城更像是一座水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城墙略呈圆角方形，有内外马面状凸起，共8个水门，南部1个陆门，城墙由内外城河夹抱，内部水系略呈工字型沟通。“我们还发现通向莫角山的数个码头，发现了临河而居的建筑基址和古河道。其格局和目前江南水乡临河而居的景象十分相似。很多工程看得出既需要浩大的人力物力，也需要科学的规划思想。”
　　
　　“这再次印证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已经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刘斌说。
　　
“中国新石器时期
是被考古学远远低估的时期”
　　
　　良渚古城遗址无论规模还是内涵，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极为罕见。
　　
　　2013年，全球顶尖考古学家在全球99个候选项目中，投票产生“2011～2012世界10项考古新发现”，埃及吉萨金字塔得票第四，良渚古城遗址得票第五。国家文物局把良渚遗址定性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
　　
　　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表示，要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典型案例，补充至《考古学》教科书。他认为，“中国新石器时期是被考古学远远低估的时期，在10年内，全球学者将在新石器时代的范畴内重新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2015年4月，由北京大学、浙江省文物局、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余杭博物馆承办的“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其中的500件（组）精美文物，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浓厚兴趣。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首席科学与探索官泰瑞·加西亚、伦敦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苏·汉密尔顿和多里安·富勒教授、犹他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里查·汉森、东京大学教授大贯静夫、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周勇等专家学者们表示，从良渚的玉器上看，良渚文化中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神权与王权是紧密结合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良渚文明是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与古埃及的文明模式极为一致，但是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明模式大相径庭。良渚玉器数量非常丰富，但是上面的图形题材却非常少，仅有神人、神兽、神人兽面等几种形象，其中神人和兽面纹最常见，许多玉器上，神人兽面纹合为一体。从玉器纹饰题材的种类和使用频率、纹饰与器类关系，以及纹饰组合等多方面考察结果发现，神人和兽面纹是良渚人信仰系统中的主体，也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膜拜对象。
　　
　　良渚先民从何而来？以何为生？这些问题的答案近年来逐渐浮出水面。王宁远说，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良渚先民应该是从源自天目山脉西苕溪的河谷地带逐步向平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在河谷地带我们已经发现了多处遗址点，并在当地出土了专业的稻作农具。”
　　
　　水稻需要热量充足、水源充足、地形平坦、排灌便利的种植环境，也需要丰富的劳动力，而太湖平原低平的地势与密布的水源易于形成稻田，也极易形成水患，不适于人类直接居住。“先民的思路就是堆墩，”王宁远说，“这实际上是在低地区域对原有高地环境的一种人为复制和扩展，是对自然微地貌的人工改造。”
　　
　　2009～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联合对茅山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面积达83亩的超大稻田区。5条南北向的红烧土田埂和2条东西向的河沟，将稻田区划分为一个个面积在1000～2000平方米的大田块。
　　
　　同时在茅山遗址发掘的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田遗迹区分为三层。其中，在农耕第一层属于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稻田区，发现一组清晰的大型偶蹄类动物牛脚印和零散的人脚印，这也是国内首次在新石器时代农耕层上发现牛脚印。
　　
　　发掘表明，良渚文化中晚期水稻田已有明确的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良渚先人对水稻田已有了比较先进而细致的规划。遗址发掘规模大、遗迹种类丰富、性状比较清晰，并与布局和结构比较清晰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发达的稻作农业为良渚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出现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不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从事玉石器、漆木器、陶器、纺织等制作，社会分工达到很高的程度，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出现大量艺术精品，包括精美的玉器、漆器、刻纹陶器等。在此基础上，最早的都城——良渚古城出现了。以大型堆土建筑为特征的良渚古城，是良渚基层聚落模式的高级放大版。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出现了战争等危急情况，也有人认为是洪水的影响。王宁远说，实际上，当地在良渚文化之后的钱山漾文化时期，人类活动依然存在，生活模式也类似。真正发生洪水的时期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即传说中相当于大禹治水的阶段。在良渚遗址之上普遍发现一层几十厘米到数米、非常纯净的黄粉土层，其层表水平，显示为多次静水环境下形成的淤积。研究表明，这与当时海平面抬升，导致河流下泄不畅，海水倒灌密切相关。其后，本区域直到商代晚期才有人类活动，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较大规模地经营。
　　
　　还有专家认为，良渚遗址明显体现出那个时代一枝独秀的突出，但某些方面不可持续，给人一种过犹不及的感觉。比如对玉器过分崇尚，把大量精力投入到非生产性的劳动中，很多不是为了满足衣食等生活需要，而是做祭坛、做玉器，为了宗教等精神文化。其结果，影响了生产等经济活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带来灾难，这或许是良渚文化消亡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