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起源】四万年前中原人类的生活实证-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

【人类起源】四万年前中原人类的生活实证-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

四万年前中原人类的生活实证——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的考古发现
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5年第10期P21—26；　
作者：王幼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郝红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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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奶奶庙是郑州地区常见的那种青砖小庙，低矮，窄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离想象中的红墙碧瓦庙距离很远，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庙，愣是让考古界发生了“地震”。2011年，在老奶奶庙旁发掘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入选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让人们牢牢记住了贾鲁河边这座巴掌大的小庙，四万年前，这里已经活跃着一支古老的郑州人了。

　　我们不得不从旧石器和旧石器时代说起。



老奶奶庙遗址位置

　　石头——人类最初的朋友

　　旧石器与旧石器时代都是考古专用术语，前者是指打制石器，后者是指使用这种石器的时代。那时的人们为什么不使用效率更高的磨制石器呢？简言之：当时人们的智力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层次，也没有那种需要，打制石器锋利的边缘已足以让人们顺顺当当地从事日常的渔猎、采集活动而得以填饱肚子。

　　旧石器时代大约从300万年前开始，距今1.2~1万年间结束。这300万年距我们有多远？打个比方：人类从诞生以来沿着赤道走了一圈，这一圈是40000公里；人类过上像样的日子只有1万年，这1万年走了从郑州到洛阳的距离——130公里；过上有酒喝的日子是夏代，相当于从郑州走到汜水虎牢关——50公里；过上有车开的日子，相当于从郑州走到须水——14公里；过上有电脑玩的日子，相当于从郑州到西流湖，刚到市边；提升到ipad，仅走了50米，还没出小区。所以，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遥远，很枯燥，很难猜。

　　在将近300万年的时间里，由于冰期和间冰期引发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多次变化，与古人类同时期的不少动物因不适应气候急剧变化而灭绝，但人类却凭着不断发育的智慧和手中仅有的方寸武器，云涯横亘夜无路，朝阳冷暖血沐春，以最低的尊严，繁衍至今。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也就是人类从拣拾天火到自己点火的阶段，人类都在干些什么呢？

　　制造木器，制造石器。

　　木器也就是带尖的或不带尖的棍棒，易于制造，难以保存，所以考古发掘中还没有明确的发现。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一件木器的用途：用作拐棍，对年老体衰者是个不小的帮助；用作武器，围猎时，让人们在爬山越岭时保持一定的速度，最后肯定用于对野兽的搏杀；也许，在人类穴居的晚上，用于自卫也相当不错。还有什么用途？还有什么花样呢？有时看看黑猩猩的电视片，可以想见人类早期的采食方式。我真担心，再过三五万年，黑猩猩之类的类人猿，开始制造石器，在人类帮助下，撵上我们怎么办？

　　制造石器是人类特有的本领，黑猩猩也会用石块砸开坚果，却无法改善石块的形态。制造石器是个很费神的活，人类为什么要选择坚硬的石块来自讨苦吃呢？这就是人类的心智进步，也许只是短暂的一闪念，但这一闪念从此遗传了，于是人们代代制造石器，逐渐摸透了石器的秉性，并最终甩掉了石器，成为现代人。按这个思路，我不担心黑猩猩能撵上我们了，它们砸开坚果有数十万年了，也没闪过加工石器的念头。

　　古人选择石器制作原料时通常要满足三个标准：首先，石料要有一定的强度，用滑石肯定不行；其次要有一定的韧性，方解石一碰就方解，也不行；最后，石料的产量必须丰富，并且距离居所位置不能太远，这个容易办到。

　　今天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多使用砾石制作石器。砾石是经过水流搬运的石头，不结实的那部分已经磨掉了，有一定的磨圆度，也有一定的棱角。人类在打猎的时候，岸边是个不错的路径，比灌木丛好走多了，人们很乐意利用砾石制造石器，河床里合适的砾石多的是，有些就是浑然天成的石器，砧石更不缺，每块大石头都厚墩墩的。

　　用砾石制作的工具，在考古学上称“砾石工具”，个头相对大一点，糙一点，是人类早期的产品；时间距离现在越近，人类认识的石料越多，石器制作越精巧细致，器形也渐渐多起来。能人阶段的石器主要在非洲，我们略过不谈。早期直立人阶段，石器制造仍显粗糙，往往一器多用；晚期直立人阶段，剥离石器的方法出现了锤击法、碰砧法、摔击法和砸击法，器形大为增加，石器的地域特征开始出现。一般认为，直立人生存的年代距今年180~20万年，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都是直立人。早期智人阶段，间接打击法出现，修理台面的技术更加普遍；晚期智人阶段，中国北方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间接打击法，磨制和穿孔技术出现在装饰品的制作环节中。一般说来，我国境内早期智人的代表是大荔人、长阳人、马坝人、丁村人，生活时间距今20~5万年；晚期智人代表是山顶洞人、资阳人、柳江人，距今5~1万年。



老奶奶庙遗址发掘现场

    郑州老居民

　　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最多地方在哪里？无疑是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这里有70~20万年间的北京直立人，20~10万年间的周口店第四地点早期智人，5~1万间的晚期智人山顶洞人。虽然这三种人的化石还没有做到无缝衔接，但通常以为周口店龙骨山一带在几十万年间人类足迹没有间断应当是成立的，这是早期人类连续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剖面。那么，除了周口店，中国北方那么多氤氲之地，朝霞之处，古人有没有机会涉足呢？如果没有，那周口店岂不成了来去无踪的飞来峰了？

　　显然，位于华北南部的郑州地区已很机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郑州，背倚太行，南临淮河，现在有人喜欢称之为“天地之中”，这首先是个文化概念，背后更多的是地理与气候的支撑—平原与山地交界，亚热带与暖温带转换。从很早的时候，郑州就是南来北往，东进西退的孔道。这个孔道，恐怕不止只有人类利用，温暖的气候与优越的地形可以使兽与人交织。在郑州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荥阳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巩义洪沟旧石器中晚期遗存和荥阳蝙蝠洞遗址等。



老奶奶庙遗址密集的动物化石

　　织机洞遗址，位于荥阳市南20公里的崔庙镇。这里是嵩山北侧低山丘陵区边缘，溶洞较多，织机洞是发育最好的一个。上世纪末经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洞内发现肿骨鹿、斑鹿、披毛犀等动物化石及鸵鸟蛋碎片，并出土6000多件石器制品，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2万到10万年间古人类居住的洞穴遗址。

　　洪沟遗存，位于巩义南河渡镇的邙山北坡上，出土纳玛象、斑鹿等动物化石及百余件石器，加工方法简单，其中一件纳玛象象牙化石距今约11万年。

　　蝙蝠洞遗址，位于荥阳南庙子乡，嵩山北侧低山丘陵区，东距织机洞不远，时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石制品40多件，动物化石400余块。

　　以上三处地点是郑州地区仅有的三处旧石器遗存，时代上属于智人阶段，令人扼腕的是这三处遗址均未发现人的头骨化石。不过织机洞的旧石器地层有连续用火的痕迹，将来发现人体遗骸还是很有希望的。

　　进入五万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晚期智人，体质上有了明显分化，人种已初步形成，在我国发现的晚期智人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按照非洲起源说，七八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那支人，先到了中东，分成两路：有一部分向北，成了欧洲白种人的祖先；一部分顺南亚次大陆南下中南半岛，路过次大陆时，这部分人的遗骸发现非常之少，他们是黑的还是白的？于三四万年进入南中国时，他们已经是蒙古人种了。问题是，中南半岛的气候和华北的气候也并非冰火两重天，为什么北方的周口店或织机洞的智人要集体自杀，虚位以待入侵者呢？难道他们是蜂拥而来？或者组团迁徙？

　　因此，在华北地区寻找本地延续下来的智人或智人足迹成为当务之急。



老奶奶庙遗址远景

　　2011~2012年夏季，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发掘位于嵩山东麓的郑州西南郊老奶奶庙遗址，揭露面积近50平方米，发现石制品3000余件,动物骨骼12000余件,用火遗迹21处，以及多层叠压、连续分布的古人类居住面。老奶奶庙遗址的新发现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活动细节，将近年来在嵩山东南麓新发现的300多处旧石器地点有机地连接起来，不仅系统地再现了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的栖居形态，同时也发掘出土一系列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为探讨我国及东亚地区现代人类出现与发展等史前考古学核心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

　　曾经生活在老奶奶庙一带的古人类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郑州老居民，“门牌号”：老奶奶庙1号。

   遗址概况与地层堆积

　　老奶奶庙遗址具体地址是郑州市西南郊樱桃沟景区内，东南距郭家嘴约400米，西邻贾鲁河上游九娘庙河，坐落在河旁二级阶地之上。遗址西北角建有一座小庙，当地人称“老奶奶庙”或“九娘庙”。遗址地处嵩山余脉向东延伸地带，东高西低，区内黄土堆积发育。



老奶奶庙遗址2011年发掘区3F层古人类活动面

　　遗址东侧的马兰黄土断崖剖面高近20米，马兰黄土之上还叠压有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的文化层,但在发掘区内，由于雨水冲刷与当地村民取土破坏，大部分马兰黄土以上的堆积已不存在，已接近旧石器文化层，仅局部尚保留有1~3米不等的残余堆积。发掘区中部的东剖面地层堆积如下：

　　1层：表土层。

　　2层：扰土层，含陶片、汉砖，以及动物化石与打制石器等。

　　3层：黄褐至灰褐色黏质粉，旧石器文化层，可进一步划分为6个亚层：

　　A层：黄褐色黏质粉砂，含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B层：灰褐色黏质粉砂，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非常丰富，并有多处灰堆遗迹。

　　C层：灰褐色黏质粉砂，含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等遗物，有零星用火遗迹。

　　D层：灰褐色黏质粉砂，含石制品、动物化石及用火遗迹。

　　E层：灰褐色黏质粉砂，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较丰富，也有用火遗迹。

　　F层：灰褐色黏质粉砂，含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亦发现数量较多且面积较大的用火遗迹。

　　4层以下的试掘面积很小，平面布局情况尚不清楚。从剖面观察可见，该层为灰褐色、灰黄色至黄褐色粉砂，局部有较清楚的水平层理，亦可分为多个亚层，除最下层为较纯净、水平层理明显的灰黄色粉砂外，其余6个亚层均含有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炭屑等文化遗存。

　　老奶奶庙主要文化层的加速器C14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40000年前后（未校正），结合附近遗址光释光测年数据来看，该遗址C14测定结果校正后的实际年龄应早于距今45000年。

　　深厚的家底

　　老奶奶庙遗址的主要发现是以灰烬堆积为中心的居住遗迹，以及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遗存。

    用火与居住遗迹

　　遗址地层堆积与遗物分布特点显示，除1、2层外，3、4层皆为旧石器时代遗存。多个文化层连续分布，表示古人类曾长期徘徊于此。在揭露区域内，除3A层的遗物相对较少，其他各层均有由用火遗迹、石制品、动物骨骼及其碎片构成的居住遗迹，尤为引人瞩目的是3B、3F层大量的石制品、动物骨骼与多个用火遗迹共存，清晰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居址结构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3B层共发现用火遗迹10处，这些灰烬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中部和中南部，面积有大有小。较大者如H9分布范围，南北长20厘米，东西宽30厘米，最厚3厘米，剖面观察则呈浅锅底状，周围发现大量动物骨骼碎片与石制品。另外在发掘区北部至中部的不同区域，也有大量动物骨骼残片、石制品、炭屑等遗物密集分布，应是当时人类规模性居住活动留下的活动面遗迹。

　　另一处比较清楚的活动面遗迹保留在3F层。其原始地面呈北高南低的缓坡状，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发现灰烬堆积6处，面积分布较大。如分布在发掘区西南部的灰烬堆积平面呈椭圆形，南北长126厘米，东西宽100厘米，最厚处8厘米，含有大量炭屑和灰白色块状物质，灰烬周围散布着较多的动物骨骼碎片与石制品。发掘区中部发现的灰烬堆积，平面近圆形，直径160厘米，灰烬内包含大量炭屑，其周围也散布着大量的文化遗物。在中北部区域还有另外几处面积略小的灰烬堆积，其周边分布有大量的动物化石及石制品。离灰堆稍远处，可见明显的石器加工区，有数量较多、产生于同一原料的石核、石片、断块及碎屑等。

　　石器工业

　　老奶奶庙遗址所发现的石制品有3000多件，种类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及各类工具等。石制品的原料以灰白色石英砂岩和白色石英为主，亦有少量的石灰岩、火成岩及燧石等。在石英砂岩制品中，石片与石核的数量较多，石核多为多台面石核，均为简单剥片技术的产品，尚不见预制石核的迹象。石英原料体积较小，亦采用锤击技术或砸击技术直接剥取石片。经过仔细加工的工具多系石英原料，数量不多，形体细小，主要有边刮器、尖状器等。



石英石核

    动物化石与骨制品

　　出土动物骨骼数以万计，包括数量较多的下颌骨、肢骨、牙齿等，以及大量骨骼碎片，其中来自食草类动物头骨的下颌骨与牙齿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部位的骨骼。多数动物骨骼的石化程度较深，可鉴定的种类主要是马、牛、鹿、羊与猪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鸵鸟蛋皮碎片。动物骨骼上完全不见食肉类或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说明大量骨骼在遗址上出现完全是人类狩猎与消费活动的结果。另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其中较多骨片的大小比较相近，很多骨片长度集中在10厘米上下，刚好便于手握使用，有些残片上有比较清楚的打击修理痕迹，个别还可见到明确的使用磨痕。这些迹象显示，该遗址的居民除了使用石制品外，还大量使用骨质工具。



马下颌骨化石



牛下颌骨化石

　　贾鲁河上游其它发现

　　在老奶奶庙遗址附近，沿贾鲁河上游近10公里长的范围内，还分布着20余处旧石器地点。这些地点也埋藏在马兰黄土上部堆积之下的河漫滩相堆积或与其同期异相的红褐色古土壤层中，其时代也当与老奶奶庙遗址相当，只是多数地点的堆积较薄，文化遗存也较少，应只是临时活动场所。从分布位置、地层堆积与文化遗存的保存等情况看，老奶奶庙遗址位于这个遗址群的中心，当是一处中心营地，并与前述临时活动地点共同构成一个遗址群。

　　重要意义

　　区域地层对比显示，老奶奶庙遗址与郑州地区新发现的大量旧石器地点，主要埋藏在马兰黄土上部堆积之下的河漫滩相堆积或红褐色古土壤层，属于深海氧同位素三阶段的气候较暖湿时期，加速器碳14与光释光等测年数据也显示旧石器地点的时代主要分布在距今3~5万年期间。这些情况说明老奶奶庙遗址等新发现正处于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出现与发展的关键时段。

     另一方面，位于中国与东亚大陆核心地区的嵩山东南麓，也是晚更新世人类与文化向南北与东西方向迁徙与交流的中心。该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对于深入探讨当前世界史前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歧见尤为重要。

　　首先，老奶奶庙遗址以及郑州地区属于距今3~5万年的数百处旧石器地点与数以万计文化遗物的发现，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也确切证明有关晚更新世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最后冰期寒冷气候中灭绝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与此相反，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人类与旧石器文化已发展至更为繁荣的新阶段。

　　第二，老奶奶庙遗址多个用火遗迹所组成的复杂居住面的中心营地的出现，偏好收集并带入居址内大量狩猎对象的下颌骨等非功利性行为的存在等特点，都是史前学界判断现代人行为的重要标志。

　　第三，老奶奶庙遗址等新发现旧石器工业展示出更鲜明的区域性文化特征，无论是石料选择与石器加工，或是工具组合等技术特征与类型学特点，均可以找出与本地区更早期文化的密切联系，却看不到来自旧大陆西方同时代人类或文化影响的迹象。

　　第四，老奶奶庙遗址大量使用骨质工具的发现，也应与现代人类在本地区的出现密切相关。虽然旧大陆西方同一阶段也开始大量使用骨质工具，并被视为旧石器晚期文化与现代人的重要主要特征，但后者的骨制品加工技术与老奶奶庙却明显不同，老奶奶庙遗址所发现的骨制品基本不见磨制技术的应用，而主要是通过打制加工的特征，与本地区更早的发现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老奶奶庙遗址的新发现确切证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中原地区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晚更新世人类在这一地区繁衍生存的辉煌历史，不但是探讨中华文明之源的重要资料，而且更进一步展示出多项与现代人行为密切相关的新文化特征。这些出自中原地区的新发现，与中国及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明显相悖，而很清楚地展示了我国境内更新世人类发展的连续性特点，为研究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在东亚地区出现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