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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有东厂和锦衣卫，清代雍正有“血滴子”（粘杆处），这些都是著名的特务机构，想必不少人都有所闻。 明代的厂卫监视群臣，刺探民情，权力无边，以至于市井之间，见到衣着光鲜骑着高头大马说一口京腔的人都吓得躲着走，怕是厂卫。 而雍正的粘杆处更玄乎，据说一位臣子打牌时丢了一张，第二天雍正问他是不是丢了一张牌，臣子据实回答，并说出了丢的是什么牌，雍正很高兴，对臣子说“你是忠臣，说的是实话。”然后，只见雍正竟然从侍卫手中拿出了那张牌，原来，这位臣子打牌时的所有言行都在粘杆处的监视之下。这件事传开后，大清上下人人自危，就连平时在家中也不敢多说话了。 其实，原在明清之前的三国时代，中国就有了类似的特务组织，而且手段和权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俞正燮在《癸巳存稿·校事》中说：“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侯官，明之厂卫……”。 他所说的“校事官”就是曹魏和东吴的特务组织。 当时在曹操集团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 曹公就是曹操。这句话是说：不怕曹操，却怕卢洪和赵达。 卢洪和赵达是谁？他俩就是当时有名的校事官，约相当于明代东厂魏忠贤的地位（当然是有权力无官爵）。 我们都知道曹操心狠手黑，是乱世枭雄，他曾屠徐州，坑杀七万降卒，连曹操都不怕，却要怕校事官？那么校事官到底有恐怖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几件事，你就知道三国时代的特务组织有多厉害了。 魏国的名臣徐邈曾在醉酒后说自己是圣人，结果，这件事被校事赵达知道了，赵达立刻向曹操告发。曹操很生气，便将徐邈逮捕。最后是旁人劝曹操，说徐邈不过是酒后失言，再加上对曹氏有功，不能随便定罪，曹操这才饶了他。 还有曹操时代著名的“崔琰案”和“毛玠案”都是校事官的“杰作。” 崔琰、毛玠都是汉末名臣，跟随曹操立下很大的功勋，但他们都被人告发下狱，最后因此丧命。而告发他们的人就是校事官。 曹操去世后，曹丕建立魏朝，依旧用校事官控制群臣，据说，仅校事刘慈一个人，在曹丕初年就告发官民达上万次，魏国名臣高柔因此向曹丕劝诫，说：校事官告的事情有的是夸大其词，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干脆就是凭空捏造，堂堂大魏岂能容许这种小人横行？ 曹丕虽然部分采纳了高柔的建议，但是校事制度依旧。 直到魏明帝曹睿时代，校事官仍是权力极大，宜阳县典农刘龟私自擅闯皇家猎场，被下属向校事告发，随即刘龟被逮捕。 或许很多人看到这里，多半会认为校事官实在可恶，应该立刻取缔。可实际上，校事官的存在是有它的深刻意义的。 曹操用校事有几个目的，其表面作用是：控制军队、检举贪污、防止叛乱等。 乱世中，力量强就是王，人心难测，背叛和兵变是家常便饭，曹操经历过丹杨兵兵变和陈宫叛乱后，不可能不有所思考，校事制度应该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在曹操集团中出现的。 但是，除了控制军队将领和监视群臣这些作用以外，校事官其实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制衡世家大族。 汉末，豪强地主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而曹操以新兴士族起家，面对传统世家大族他必须有一支绝对忠于自己，能够监视控制大族的机构，校事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对比孙权的校事官就能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孙氏是以基层武人起家，依靠武力在江东立足，江东大族看不起孙氏。孙策大肆诛杀江东豪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他后来被刺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经过孙权改变了孙策一味强压的政策，改用恩威并重的手段，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大多数江东大族归心。 但是，孙氏与江东大族的矛盾并没有因此完全消除，为了更好的制衡这些“地头蛇。”孙权效仿曹操设立校事，著名的有吕壹等人。 吕壹秉受孙权旨意，用酷刑严厉打击了一部分江东大族，结果，却遭到陆逊、步骘、吕据、顾雍等人的强烈反对，而陆、步、吕、顾都是江东大族。 最后，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孙权不得不“丢军保帅”，杀吕壹，安抚江东大族。 不过，孙权是记仇的，他最终还是在十年后的“两宫案”中，对江东大族开刀，弄死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陆逊。史书记载，陆逊是在忧虑和愤怒交织的心情中去世的。 我们从孙权吕壹事件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孙权重用吕壹为校事的真实目的：就是针对世家大族。 史书中将吕壹描写了一个“卑鄙、阴险、歹毒”的角色，陆家后人陆凯就说：“夫校事，吏民之仇也。” 但我们现在看来，这恐怕只是江东大族的一面之词。 孙权的这个做法，其实与武则天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有异曲同工之妙，毫无家族背景根基的武则天若不用这种出身寒微，为人阴狠的角色，又靠什么来制衡唐代的关陇门阀呢？ 具体到曹操身上也一样，曹操提拔相当一部分没有家庭背景，绝对忠于自己的人充当校事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衡世家大族的手段。 这个手段直到魏国第四任皇帝曹芳时代才废除。 程昱的孙子程晓向皇帝曹芳上书，驳斥校事制度说：“此（校事）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 此书一上，随即，存在了半个世纪的曹魏校事制度就此终结。程晓也因为驳斥校事而名留千古。 但是，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程晓的话说的冠冕堂皇，可实际上，曹魏废除校事制度绝非是程晓的“语言魅力”，而是司马氏的权力所致。 程晓上书时间是在嘉平年间，那个时候司马懿已经发动高平陵兵变，篡夺了曹魏的实际领导权。 司马氏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对校事制度可谓深恶痛绝，所以，司马氏刚一掌权，便迫切的希望废除这个原本就是用来对付他们的组织。 程晓的上书，不过是受司马氏教唆。 曹氏废校事，也绝非是出于曹芳本意。  乱世英雄曹操和孙权，能以宦官之后和基层武人在动乱年代建立基业，开疆拓土，没有两把“刷子”又怎能做到呢？ 曹操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条，改变汉代豪强大族掌权的新路，他重用寒门，唯才是举，提倡诗歌都是这一类的尝试，而校事制度则是他许多尝试中比较重要的一环。 可惜的是，曹操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在曹丕执政后被逐渐放弃，最终司马氏掌权，豪强门阀的势力不但没有被限制，反而越发疯狂滋长。 权力导致腐败，而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从某种程度上说，校事制度消失后，世家大族更加肆无忌惮，这也间接助长了后来晋代门阀骄奢淫逸、专横跋扈的作风，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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