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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总是举手喊叫“我反对”的人 文 | 丁小村 我是一个写作者，但我不得不说，在很多社会很多时代里边，一个真正的作家往往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不讨谁喜欢？当然是那个社会的主宰者或者主流人群。 卢梭在《忏悔录》中不止一次写道，当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主流人群——绅士、法官、议员——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他是在那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雇工、佣人、农民——那里感觉到温暖和安慰。但那往往是最下层最无助的一群。 卢梭这种遭遇也是此前此后许许多多作家的遭遇——他们本来寄希望于那个社会的主流人群，但是最终他们发出了“我反对“的声音，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职业天生就是跟社会的权力话语唱反调的人。 就这样，那些伟大的作家们，往往接受了自己的宿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境遇下，终生都要不可遏制地举起手，喊一声“我反对”——举手，是尽量遵循那个社会的规则；“我反对”，则是对那个社会的规则或者任何别的东西，提出质问、表示否定。 作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哲学家，当然一般来说也不是社会改革家，甚至，作家很多也算不得是思想家、更算不得是个行动者。 一个真正的作家该干些什么？ 他们往往记录最真实的事情，表示现在本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现在不该是什么样子。 他也许会追索历史，写下历史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被某些人歪曲了的那样。 他当然也会想象未来，把自以为美好的可能性写下来，他启发了更多人的想象，让人对现状并不满意因而去追求或想象更好的生活。 因为这样，那些真正的作家，往往在当世得不到任何宠爱或者敬仰，只有少数的人对他们报以同情或者理解乃至爱戴。 主流话语往往对这些人极尽打压之能事，嘲笑或者丑化他们的形象、抹杀或者歪曲他的思想、焚毁或者查禁他的作品、乃至逮捕或者消灭他们的肉体。 这样的作家举不胜举，甚至过了几千年，他们依然被一些人丑化或者憎恶。屈原是个哼哼唧唧的愚忠者，杜甫是个可怜的落魄酸文人，关汉卿是个混迹娼妓中的嫖客……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此类掌故。丑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人性考量，都可以用来作为武器，对那些作家进行丑化、歪曲乃至戮尸。 说起来，很多伟大的作家是十分悲催的。一个绿林好汉也能经常被作为英雄受到崇拜，因为他劫富济贫，往往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却使另一部分人得到好处，所以他虽然被判了死刑砍了头，却有人把他放在神位上祭祀。 作家往往连这种待遇也得不到——因为他有时候甚至连一点小小的利益都不能为别人谋到。他喊出“我反对”，并不像政治上的“左派”“右派”那般，一定是代表了哪个阶层的利益。 作家往往只代表“他自己”。那些伟大的作家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和眼睛，因此忠实于真实（历史、现实和想象的真实）。因此依照当世的价值判断，他一般来说都是“错的”。 历史人物可以“是否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可以寄希望于后人来还原他的正确性。但是作家永远都未必有后人来判断对错。唯一保留下来的，依然还是他的作品。而他的作品，可能依然是一部被人误解的“天书”。
巴尔扎卡发现金钱社会人性的扭曲、卡夫卡书写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对人性的扭曲，米兰·昆德拉书写人的自由被集权政治剥夺……他们可能被后世读者敬仰，或者深得当下读者喜欢，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不是什么可爱的人。他们发现了我们人性中的许多病象并且描写出来，因此即便是普通人，多数也并不喜欢他们这样做，这正如鲁迅写出《阿Q正传》，引发了无数的猜疑——让你不舒服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发现了并且描写出来而已。
一百多年前一位作家约翰·缪尔常年行走在山野，他徒步穿越森林、冰川、峡谷，描写出了自然的壮美与奇妙，也发现了近代工业迅速发展对于大自然的毁灭性破坏。他的写作对于读者欣赏自然之美固然让人拍案叫绝，但那些新兴的产业资本集团并不喜欢这样的呼声——经过多年的写作和呼吁，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在美国建成，几十年之后连胡佛大坝也被炸掉。而另一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上说：我们社会的整齐划一，尽管发达繁荣，却在一步步消灭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这并不讨人喜欢的言论，是一个作家正常的发言：它表明，作家的荣辱并非来自于当世的肯定与否定、喜欢与讨厌。 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逊在1962年出版了著名的作品《寂静的春天》，她在书中描写了现代工农业和科学发展，导致了动植物特别是野生动植物的毁灭，这一著作的出版引发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在现代社会资本不可一世的强权下，一个作家的声音必然是不讨人喜欢的。工农业科技的发展，完全依赖于牺牲环境和其他物种作为代价。当然事情的结果让人欢呼：从此以后世界上多了一个词语“环境保护”，农药DDT在全球范围内被禁止使用——但是我可以想象，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痛骂一个作家，因为她可能断送了很多人的财路，让这些政府受到必然的谴责并且留下了永久的耻辱。
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位三重身份（前苏联与乌克兰背景、白俄罗斯籍）的女作家，一生致力于“口述”体非虚构写作。她所做的，只是采访、观察、感受，并且把这一切记录下来。《锌皮娃娃兵》，记录前苏联士兵入侵阿富汗的历史，《切尔诺贝利悲鸣》记录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中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遭遇，新作《二手时间》则记录苏联解体之后民族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尽管她真实地记录，采用客观的表述，甚至连口述者说话间的停顿都要标注下来……但她获得诺贝尔奖在她的故国却并非荣耀。经纪人说，她收到许多来自俄罗斯的恐吓信件，这些信堆得和祝贺信一样高。甚至连俄罗斯的作家们也纷纷批判她，辱骂她是“仇俄者”“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犹太裔，也从未有私生活内容公开）。
要丑化一个人，可以用任何方式：道德观（女同性恋——反社会道德）、价值观（仇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乃至人性考量，俄国女诗人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就曾被辱骂为“腐化堕落”、“娼妓”；鲁迅被称为“尖酸刻薄文人”、张爱玲则被认为是“个性偏执的女人”……等等，一个社会痛恨一个作家，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些人不喜欢一个作家，可以竭尽所有来丑化、来判决，因为一个作家比起一个社会来说，那真是太微不足道了。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不喜欢一个作家，那可以发动全部的资源和力量，来对他进行丑化、污蔑乃至道德和人性审判，这种事比比皆是。 但是，身为作家，他愿意、他必须、他只能这样做。 这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他总是举手喊叫“我反对”，并不在乎周围人的脸色。这个人叫作家，往往也是伟大的作家。 如果考察一下文学的历史，你会发现我所言非虚。（图片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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