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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欣赏西方人的骑士精神与贵族风度，荣誉高于生命，做事有原则讲诚信。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也一度盛行过贵族精神，只不过后来如沙漠中的甘泉一样，日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那么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渐消亡的？ 历史上有个有名的宋襄公泥古误国，大意是宋国与楚交战于泓水，非得要按古礼等楚军过完河摆完阵，才开始出击。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宋襄公这人简直就是傻帽一个，但是，这个故事最能反映宋襄公身上的贵族精神。春秋尽管无义战，但因为决战双方的主体都是贵族，那时候连当兵的都是贵族，所以大家打仗的原则是点到为止，给足对方面子，并不以把对方赶尽杀绝为目的，一旦分出胜负，马上鸣金收兵。 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条就是荣誉。贵族阶层就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液是高贵的，绝不能用下三滥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因为重视荣誉，所以贵族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敢于承担，他们身上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承担精神。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项羽宁愿乌江自刎也不愿见江东父老的原因了。 项羽作为楚国贵族的后代，祖父项燕是楚国一员名将，在战国后期非常有名；刘邦则出生在社会底层，是一个平民，没读过书。项羽身上不光有英雄气概，他的贵族血统也使他具备了贵族精神。在楚汉战争后期，他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议，因为战争打了很长时间，双方都精疲力竭非常痛苦，而且老百姓也流离失所，所以项羽就向刘邦提议，与其让天下人为我们俩充当炮灰流血，不如干脆咱俩来一场决斗，来一决雌雄胜负，你看怎么样？这有点像西方贵族之间的决斗，完全是西方贵族式的思维方式。 自刎乌江，其实是到了生命最后一刻，项羽身上的这种贵族精神体现得更加充分，乌江之战非常典型地说明了项羽本身的价值取向。项羽实际是可以逃走的，因为那时乌江上停着一艘小船，乌江亭长正在等他。亭长说，大王您赶紧上船，整个乌江上只有这一条小船，汉军肯定追不上您，大王回去想办法东山再起。但是项羽谢绝了他的好意，仅仅是请他把自己宝贵的战马渡过了江，自己则带领身边的十几名亲兵，重新杀回汉军阵营。项羽实际上是选择了战死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所以这场寡不敌众的战争最后就打得风云变色，气壮山河，项羽一个人徒手杀死数百汉军，最后身受重伤自刎而死。乌江之战，项羽用自刎的方式维护了他最后的尊严，以死保全了贵族精神。楚汉战争的本质，是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文化完全被以刘邦为代表的农民文化所击败。 后世常有人为之扼腕叹息：项羽为什么就不能选择坐船先逃，然后再卷土重来呢？其实若是那样，项羽就不是项羽了，项羽是个真男子伟丈夫。他所崇尚的是那种贵族式的竞争，他不习惯于刘邦的这种靠阴谋诡计来进行的这场竞争。可以说，他是主动选择用死这种方式来为贵族精神做一个殉葬。李清照可以说是项羽千年后的知音，她充分解读了项羽的精神，所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算是隔代肯定了项羽这种以死担当的弥足珍贵的古代贵族精神。 承担和贵族精神挂钩，对于今天的国人似乎很难理解。因为现在中国人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宗主国的贵族必须对自己封地上每一个治民负责。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在享受种种特权的同时，也必须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或者是为自己的君主，不惜献出生命。 先秦时期，贵族的气质是雍容、高贵、从容、信诺。到了后来，先秦时代的这种贵族精神，随着后来皇权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日渐衰减、以致消亡了。为什么古老中国的贵族精神失落得会这么早呢？这是因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当中，把原来国家的贵族集团基本上都给杀掉了，那些没有被杀的或迁徙或流放。就是因为秦国的专Z制度发展得特别早，所以秦国的贵族的特权早已被取消，与平民一样，都是皇帝的奴仆。这就是黄仁宇笔下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平铺社会（又称平民社会）制度的开端，也是西周分封制向帝制王朝转变的历史开端。 因此，自秦始皇建立帝制制度之后，皇帝就开始一个人管理如沙般千千万万的臣民，但是皇帝一个人无论如何是管理不过来的，于是就设狩官“代天牧民”，这就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始，而不再是分封分邑给贵族阶层。中国的贵族阶层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就这样消亡了。没有了贵族这个阶级，贵族的精神文化也就渐渐消亡了。贵族精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消失，带来的影响有其两面性。好的方面是，等级森严的制度也随之消失，天生的世袭思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民的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但在另一方面，贵族阶层毕竟是培养贵族文化的最好土壤，平民阶层无法提供这样一个生长环境。所以贵族文化的那种优雅精致和担当，那种人与人之间讲规矩与讲诚信，那种视荣誉如生命，自然就丧失了光彩。取而代之的，是无恒产便无恒心的流民意识，和一盘散沙状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中国两千年的社会本质的渊薮所在。在一个不讲诚信不讲规则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翻脸如翻书，人与人为了蝇头小利可以尔虞我诈，随着这样的人源源不断地大面积的进入官僚集团，也把这种农民流氓文化带进了官场，所以中国的官场自古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苏轼语），其实是日渐式微的贵族精神斗不过流氓文化。因为中国的官场不像英国文官集团那样，是洋溢着欧洲蓝血贵族精神的官场，而是农民流氓文化的跑马场。 应该说流氓皇帝刘邦是个历史分水岭，秦始皇好歹还是个贵族出身的皇帝，而自刘邦之后许多开国皇帝都基本出身平民，甚至大部分是出身于平民中的流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比如，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他是织席小贩；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卖鞋为业；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年轻时穷困潦倒；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可以用赤贫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往本质上说，中国两千年的王朝换代史，就是根植于农耕文明土壤上的农民流氓精神，打败前朝的贵族精神的历史，就是流氓打败贵族。中国的开国皇帝骨子里都是流氓，只是他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代，后来才逐渐有了点贵族气。林语堂早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时似乎说过大意如上的话， 在贵族社会中，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战争中，彼此都会留有余地，行事相对比较温和，一方对另一方也不赶尽杀绝。到后来，却成了斩草务必除根的帝制社会的政治斗争了。因此，后来中国的历代皇帝在他们的精神层面上，不要说离贵族精神遥不可及，连基本的人性都达不到。中国两千年的专Z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儿，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己之忍、容人之忍、尤其是对付政敌之残忍；第二就是要有极强的权力欲。以至于后来有了这样一个标准：谁在集权专Z社会的政治斗争中心慈手软，谁就是懦弱。而懦弱是可耻的，当然也就没有人会去懦弱。于是他们也就继续进行着那种没有人性的政治斗争和残酷杀戮，一直这样延续了两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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