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前二十几年，我守着生我养我的北京，从未有春节返乡的烦恼。然而去年，我来到深圳工作，终于在年关之时第一次加入了春运大军，有了游子归乡的体验。
早早订好机票，提前几天就和公司请了假，下班后我提着已经带到公司的行李，坐上了去往机场的地铁。
去过深圳机场的人都知道，新机场启用之后却没有配套的地铁线路，只好从地铁再转专门的接驳公交车到机场。费用和时间都增加了，乘客“体验”则是差得多了。据说新的地铁线已经在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在新地铁没来之前，大家只能挤在接驳车上，度过焦急又无聊的短暂时光。
到了机场，意外地人并不是很多，想必真正的高峰应该是除夕前一天吧，现在还没到时候。从人们的装扮举止上，可以看出归乡的比例比往常高了很多。
登机口早早地排起了长队，都是心急回家的人。
起飞-降落。三个小时后，到北京了。 我快步从拖家带口的人群中穿过，走到候机楼外面。那种熟悉的、北方的寒冷在迎接我。如果说南方是丝丝入扣深入骨髓的冷，那么北方就是说一不二刀刀见血的冷。然而冷是在外面，身体是温暖的。 北京的夜已深，我打了个的，回家睡觉。
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北京的阳光着实给了我一个惊喜。回家帮首都人民“人肉吸尘”的愿望落空了。
意料之中的是，北京和深圳一样冷清。一样冷清的街道，一样稀少的行人和车辆。偶尔在路上见到别人，十有八九拎着行李箱，显然已在返乡的路上。只有街上挂起的大红灯笼勉强支撑起一点热闹。
这就是北京的春节。我回来了。从深圳到北京，我从一座空城回到了另一座空城，似乎不是惯常的归乡模式。我见到的，其实是中国通常的归乡旅途的一半。我只看到人们“衣锦还乡”的前半部，至于乡里发生了什么，我未曾见到过，也很少去想。
我想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大城市中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究竟是不是合理？春节返乡的社会成本是不是太高？北京有800万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40%，深圳有700万，占到70%。如此高比例的外来人口，必然会对原住民的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每次说到这个话题，我的母亲——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都和我有不同的看法。
在我母亲的眼里，外地人太多导致了北京的种种乱象：房价高——外地人抬起来的；看病难——外地人把号都挂走了；城市拥挤——外地人太多；治安问题——外地人太多；尾气污染——外地人太多……说到这里，我母亲总是忿忿不平：有本事别来！我最看不惯享受着北京的好条件又说北京不好的外地人。
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有些道理。人口增长过快是导致大城市病的重要诱因，而北京人口的内生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主要增长都来源于外部流入。然而我们不得不问这样几个问题：
谁是北京人？往上数三辈，没有几个是北京人。我姥姥姥爷都是后来进京的，那我母亲还是北京人么？她算不算是后来进入北京、分享了北京的发展机会的外地人呢？
外地人做了什么？外地人不是来白吃白喝白住的，他们也把自己的劳动留在了北京：房子是谁盖的？医生都是北京人？有多少公司的职位都是北京人不愿干或没有外地人优秀的？北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外地人的贡献，不能只看谁切蛋糕，而看不到蛋糕是由谁做出来的。往大了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是“外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深圳在这一点上就要好得多。在深圳，大家都是外地人，也都是本地人。“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口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深圳做到了。它拥有全国几乎最开放包容的城市心态，拥抱一切有活力的新兴事物，拥抱一切愿意在深圳拼搏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离开了传统氛围浓重的北京、只身来到深圳的重要原因（当然，还因为雾霾）。
城市里的年味也许不是那么浓，但城市本身是各种矛盾的交汇场所，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因此，无论在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或是没发生什么，都有值得细细思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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