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
这本书，放在我这里，已经一年多，竟是如此的沉重。 我的眼前总是闪烁着那样一双眼睛：充满了渴求与疑惑。 那是我在退休以后，第一次回北大讲课，课后很多人围着我，突然有人塞上两册厚厚的书，我抬头一看，就与这样的目光相遇，心里一震。待要说话，人已经不见了。回到家里，连忙打开书看，发现夹着一封信，是作者孙世祥的弟弟（显然是送书人）写的，信中讲述的作者和书的故事，再一次让我为之震撼。 一个出生在滇东北最边远、最贫困的山区的巧家发拉村的农民的儿子，靠苦读走出大山来到省城工作，却念念不忘培育自己的土地，以及仍在贫困中挣扎，陷于无望中父老乡亲，于是拿起了手中的笔，先后写了近二百万字的四部记实性作品，作为试笔，又在此基础上，呕心沥血，写出了这部百万字的小说《神史》，并准备再用十年时间修改打磨，定要使其成为传世之作。但命运多舛，在他三十二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因肝硬化医治无效而骤然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孙世美、孙世先）又接续他的事业，一面整理堆积如山的遗作（除《神史》外，还有长篇小说《乡长》及多部诗歌、散文集与研究著作），一面为《神史》一书的出版而四处奔波，却处处碰壁。在绝望中偶然遇见了后来成为本书责任编辑的尹杰先生。尹杰先生事后回忆说，最初他也是为兄弟情谊所感动，对书本身并未注意，拖了两个多月，才在偶然中随手翻看文稿，没有想到看到的那一页，描写的竟是小说主人公孙富贵的父亲深夜送儿子上学的情景，和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极其相近，顿时产生了生命的感应。于是用半月时间一口气将全书读完，又一次次唤起自己的苦难记忆，以至被作品表现得惊人的真实的农村苦难所压倒，竟感到全身不适，犹如生病一般。尹杰先生说，这种感觉是自己在25年前读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才有过；于是，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力量催促自己必须成为这本书的整理与出版者：这是一种责任，更是自己生命的内在要求。 这样，在为《神史》出版的苦斗中，孙氏兄弟之外，又多了一位有眼光、有良知的编辑。 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的，还有书的前言里所提及的陈正彪、夏代忠、周文林、方绍忠诸位先生，相信每一个人与这本书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的相遇，都会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于是，这本书的出版，成了一个夙愿，一个排解不开的情结，一个社会文化与心灵的“事件”。 而且说这是一场“苦斗”也并非夸饰：书的出版真正是困难重重，可谓一波三折。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其中的曲折。但结果是知道的：书于2004年9 月在删除了十万字之后出版，已经折腾了三年。而孙家前后付出了将近十一万元：孙世美、孙世先兄弟俩说服了因痛失长子已经病倒在床上的父母，将一处住房出卖，还欠下了将近五万元的贷款。这个已经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农民家庭，难道不害怕被这如山的债务所压垮？他们可以说是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这本书出版！这是怎样的决心和代价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正是怀着这些疑问，打开了这本书。小说一开头通过一位外地调来的李老师的眼光，将法喇村的外在贫困一一展现，确实很抓人；但作者描写的笔触深入到乡村生活更内在的层面，就产生了阅读障碍。我的感受几乎与尹杰先生一样：“书中对家族之间错综复杂关系不厌其烦的描述，让我感到沉闷又疲惫，在毫无阅读快感的心境下，不时将书稿推至远处”。我明白，这冗长的多少有些自然主义的描写，是来自生活本身的沉闷与琐细，这背后有惊人的让人不堪承受的真实，是对自己追求快感的阅读习惯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我同样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看见了那双充满渴求与疑惑的眼光，如此执拗地凝视着我，我实在无法回避。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对于我，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使我既想读又怕读，无论怎样，我既已打开这本书，就再也摆脱不了它，它已经和我的生命发生了某种关联。于是，我读了又放，放了又读，痛苦地而又不无迷恋地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对于以阅读与研究各类文本为职业的我，这是一个虽不能说全新也是少有的阅读经验。 而且，我不断地接到作者的弟弟孙世先的电话，紧张地，充满歉意地，然而又是执拗地问一个问题：“我哥的这本书，有没有意义与价值？”后来，我与尹杰先生见面时，他告诉我，孙世祥的病重的母亲，也是这样一再地问，人们怎样看待他的儿子写的这本书？ 有一天，孙世先突然闯进了我的家，依然用那双充满渴求与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正准备和他讨论他哥的书，他却谈起了他的家乡，云南农村里的乡亲的生存困境，谈起乡村的建设与改造，并且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正准备做一点实实在在支教支农的工作，听说我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很有兴趣，因此，是特地来和听取我的意见的。整整一个上午，我们谈得非常的投合，尽管没有提到，却分明可以感觉到当年曾两次到贫苦地区去支教扶贫的他的大哥仿佛也在参加我们的讨论。于是就在他告别离去的那一刹那，我对一直迷惑我的一个问题：孙氏兄弟为什么如此执拗，不屈不饶地非要写书、出书，一再地追问书的价值？突然有了一个感悟：或许他们追求的不仅是个人的价值与家庭的地位，还有着更为广大的关怀？但似乎一时也说不清楚。 有好几天，我都在想着这个问题。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了鲁迅——这大概是我的一个思维习惯：遇到问题，总喜欢到鲁迅那里去寻求灵感，而且似乎总会获得某些启示。这回又是这样：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个观点。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自序》里，提到中国的百姓由于受到等级制度的束缚，由于汉字之难，被剥夺了受教育与言说的权利，只能“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因此，“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像他自己，“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只能写出“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而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我突然明白，孙世祥在他提笔写作时，心里所想的，就是要为养育他的中国的农民，“沉默的的国民”说话，画出他们的灵魂，写出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在这个已经将他们遗忘的中国与世界，自己来发出声音！ 正是在这神圣使命的召唤下，孙世祥献出了生命，他的两个兄弟又在父母的支持下，拼将所能有的一切，全部投掷进去，可谓“前仆后继”！借用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的说法，“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他们眼光里的“渴求”，更是对我们这个冷漠的，世故的，虚华的，失魂的文坛的一个挑战，而他们的“疑惑”，则逼使我们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今天的中国，普通的民众依然“围在高墙里”，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依然“难于上青天”。作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我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这大概就是这本书让我感到如此沉重而不安的原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