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
尹杰先生告诉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批评是文学性不强，不能让人赏心悦目，因此也没有阅读市场。 又是“文学性”！多少年我们都为之争论不休，以至我这个研究文学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知道文学为何物了。但我仍固执地（这一点倒与孙家弟兄有些相似）记住鲁迅（又是鲁迅！）的两个文学观。鲁迅认为，《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就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此他召唤文学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论睁了眼看》）。鲁迅还说：“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摩罗诗力说》），文学就是要搅动人的灵魂。当然，鲁迅并没有试图为文学下定义，文学也可以有多种功能，多种类型，能够“赏心悦目”的文学也自有其价值；但反过来我们至少也得承认鲁迅说的“毫无伪饰”，如实写出现实人生的“血和肉”，因而要搅得读者灵魂不安的如《神史》这样的作品也是文学，而且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吧？还是鲁迅说得好：作品只要“能移人情”，影响人的精神与情感，“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不错，这样的沉重、沉痛之作，在当今的中国，确实没有市场，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只能由市场来决定的吗？一片莺歌燕舞，粉饰太平，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正要呼唤这样的“无伪饰”、“撄人心”的文学吗？ 尹杰先生在他的写在本书前面的话里，强调这是“一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震撼力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的书”，而他最“考虑得最多的是它的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的价值”。这也是进入这本书的一个角度吧。 我读这本书，最受震撼的，是小说的结尾。整部小说的结构是由两条线索相互缠绕而成，同时展现了以法喇村为中心的滇东北农村这三十年的发展历史，以及小说主人公孙富贵（孙天俦、孙天主、孙无名）的个人奋斗、挣扎史。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前者是所谓“记事者似史（书）而悠谬”，后者是“托人者似子（书）而浅薄”；前者是“琐屑之言”，后者乃“狂夫之议”。小说取名为《神史》，如尹杰先生所说，意在“人刚则为神”，显然更看重后者。而这两条线索的最后纠结，却是祖父刚刚撒手，全家、全村寄以希望的年轻主人公即突然死亡，这几乎成了一个谶语，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生命发展的不祥预感，更是作者对现实农村生活的发展的严峻预言：老的一代，年青的一代都将离去，只剩下“半痴半瘫”的父母一代苟活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而主人公的死亡，更是意味着一个“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 的夭折。——这两个方面的“结局”都是惊心动魄的。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小说的题辞：“一个荒凉村”，“廿年悲辛事”。小说所要描写的正是法喇村（它可以看作是滇东北，以至整个西部地区农村的缩影）二十年的变迁：这是一个日见“荒凉”、日趋衰败的历史过程。这荒凉、衰败不仅表现在土地荒芜，生活贫困，更是精神的贫困，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是“精气神儿散了”。我们谈三农问题，往往着眼于物质层面，却忽略了精神、心灵的问题，这其实是更带根本性，也是更难解决的。而这正是文学所关注的领域。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神史》一书对农村精神荒芜现象的生动描述，是最为触目也最发人深思的。 我们已经说过，家族关系的琐屑描述，是小说的一个重点。在小说的上卷里，作者一方面写家族内部无休止的争斗，使人不胜其烦；但又处处流露出浓浓的亲情，那“一家有事，全族人倾巢相助”的古风犹存，家族依然起着凝聚农村社会的作用。而且也正是“光宗耀祖”的观念，才培育出了小说主人公这样的具有雄才大志的誓要改变农村面貌的年轻人，成为农村变革的内在动力。但到了小说的下卷，随着“廿年悲辛”，家族的亲情越来越淡薄，而小说结尾祖父的去世更是意味着家族凝聚力的彻底丧失。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小说未作详尽描写，但也仍然写到了其原本与家族势力的密切联系；家族的衰落，以及自身的腐败（小说有所涉及），也最后导致基层组织在农村生活中的退出，其与农民的关系，确实只剩下多一层盘剥而已。作者正是以其冷峻的笔触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已经如同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组织力量能够把农民凝集起来。这样的内在组织力的丧失，将成为农村建设与改造的最大障碍，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新农村建设”就只会是一个外在强势资源的导入，不能使农民成为农村变革的主导力量，也就不可能真正在农村扎根，只要外部强势资源削弱或退出，农村变革就自然停顿以至恢复原状。以往的农村变革，以至今天的许多“支农”活动一再出现所谓“人一走，茶就凉”、“雨过地皮湿”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一角度看，《神史》一书对农村凝聚力丧失的揭示，是具有警世作用的。 我读小说的下卷，尤感震惊的是，随着“廿年悲辛”，农村中的年轻人与乡村知识分子（大中学毕业生），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也是小说描写的一个重点。这些人是农村最富有活力的力量，在小说上卷，也就是在八十年代，他们也曾经充满希望，奋发图强，小说主人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二十年后，他们却纷纷逃离农村，但也无法融入城市，成为都市流浪者；没有离开，或因不能在城市立足又回到农村的，也依然不能也不愿融入农村社会，成了乡村浪子。因为现实生活的困境，又看不到任何前途，他们精神极度颓废，因为生存空间的狭窄，又陷入恶性的生存竞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依然做梦的小说主人公，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异类，一个“疯子”，越来越边缘化，以至成为残酷打击的对象，这样一位本应作为农村建设与改造的动力的乡村精英，却为当下中国农村所不容，这是一代农村青年和乡村知识分子的悲剧，它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变革的内在动力的丧失，它与前述农村内在组织力的丧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严峻的中国农村的现实图景。 小说作者毫不掩饰地要传达给我们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绝望的图景，绝望的情绪，他着意安排小说主人公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死亡，正是要把这绝望推向极致。这样的对绝望的正视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某些思维习惯、审美习惯的挑战：我们总喜欢用虚幻的希望来自欺欺人，而看不到绝望的力量，即如鲁迅所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唯有正视绝望的现实，才有可能真正反抗绝望，从而置之死地而后生，从中找出一条走出绝望的路来。小说快要结 束时，也就是主人公孙天主（孙富贵）落入死亡的深谷之前，和他的家人有一段对话。父亲 孙平玉对他说：“人要自强，还是你说了一辈子的那些话”。孙天主则说：“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我要使这些贫穷的地方都改变面貌，都过上新生活”，他是至死也不放弃建设与改造家乡的理想的。而作者在送走了他的主人公以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朝日照常升起。它仍从无边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腾。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仍在广大的人类身上展现着。只不过已不在一个名叫孙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最后一点希望，在作者去世以后，就几乎成了一个遗言：尽管现实是绝望的，仍要坚持奋斗。这诚然有些空洞无力，但仍是启示我们：路还是要往前走，不管有多么困难，还是要进行新的乡村建设与改造的努力。而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观风俗”，敢于正视农村现实的严峻。作者说他“作此乡谈村语”，“不过乎欲让世人观风俗而已”，那么，他是充分意识到自己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的。 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天，我始终无法从沉重之感中摆脱出来，化为确切的文字。此刻已是除夕，突然想起孙氏兄弟和他们的父母，今夜守岁之时，大概仍在想着这本书的命运。其实他们不必担心，因为这样一本与我们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 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作者的父母，他们不但养育了这样有出息的好儿子，而且为支持儿子的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已经和世世辈辈生活其间的巧家发拉村的大山融为一体，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
（《神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 (金沙浪子:http://blog.sina.com.cn/u/122283483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