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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德胤先生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在松阳感悟“古典中国”》的文章，将松阳列为“古典中国”的“一号种子选手”，好奇的亲，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几十个保存完整的、之前从未进入过公众视野的古村，一下子铺陈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仿佛被猛地当头棒喝。最后的江南秘境，不能再丢掉了 
黄家大院万寿厅天井
在乡土建筑领域，或者说传统村落领域，浙江的松阳无疑是我们这几年最大的发现。
第一次认识松阳古村，是阅读刊登在2013年4月号《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瓯江上游：一片残存的江南田园》。这篇出自松阳本土作家鲁晓敏和摄影师叶高兴之手的文章，洋洋洒洒，足足占据了三十多页的篇幅，足以反映编辑对松阳的偏爱。封面上还压了一行富于诗意的文字：最后的江南秘境。
江南确实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这种诗意，源于她时常呈现的烟雨迷蒙，源于她袅娜多姿的林泉山水，也源于她在经济上的富庶，更源于她在文化上的发达。自中唐以降，中国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就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好日子，一过就是一千多年，直到今天。
可惜，江南的诗意在最近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一多半都消失了。山水不改，烟雨依旧，但是建筑大都变了样。白墙黑瓦，翘角飞椽，纷纷化作平顶或尖顶的瓷砖楼、红砖楼。这些楼房，说土不土，说洋不洋，和诗意两字是半点扯不上干系的。
江南的诗意倒也不是全面沦陷。西湖还是在的，还是那么美丽，而且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几个著名的古镇，还有几个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村，比如诸葛村、长乐村，也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如果没有松阳，我们也许会认为，江南能留给后人的诗意，大抵就是如此了。然而，当《中国国家地理》把几十个保存完整的、之前从未进入过公众视野的古村，一下子铺陈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仿佛被猛地当头棒喝：不，不能就这样，因为还有这么多的精彩，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关爱！
最后的江南秘境——既然是最后，就不能再丢掉了。
一千多年的江南，经济中心加上文化中心。代代才子，生于斯，长于斯，反哺于斯，最后又回归于斯。这里不仅是中国的中心，还曾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前工业化时代里，一度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三都乡杨家堂村
“古典中国”的空间单元
前工业化时代，村落是中国基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元，大部分生活生产资料在一村之内即可解决，大多数人在这个基本单元里度过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少数人——主要是商人和官宦——会在外地生活较长时期，但他们通过经商或其他途径得来的财富，大多又流回家乡，为家乡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在年老退休之后，他们也大都返回故里，成为主导地方建设、掌握地方舆论的乡绅精英。
关于农业社会中的乡村建筑，陈志华在《中国乡土建筑的世界意义》里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国两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主要是农民的文明史，这一部文明史的见证，极重要的是千千万万农民生活在其中的乡土环境，主要是建筑”；“中国农业文明时代的乡土建筑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可以凭借它的乡土建筑对世界文化遗产宝库做出重大的贡献，原因在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里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实用主义的泛神崇拜给中国乡土聚落带来了大量艺术水平很高的建筑，这些建筑就是这些制度和崇拜的最生动的历史见证。正是它们，无论在结构技术上、功能型制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是中国传统乡土建筑最典型、最高水平的代表作。这三大类辉煌的建筑又是中国所独有而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无的。”
三大类“辉煌的乡土建筑”，在哪里存在得最多、最集中呢？答案是江南。北方的某些地区，寺庙建筑比较发达，但是宗族力量远远比不上南方，所以北方的祠堂比较少见，建筑规模和等级也要逊色得多。南方除江南之外的一些地方，比如岭南、闽南等，宗族势力不亚于江南，但是在科举和文教事业上就要差个档次。就地区而言，江南是最能代表传统时代的中国的。
整个江南地区都完整保留下来在现实当中无法实现，退而求其次，是否存在一个比江南地区小的空间单元，足以当得起“古典中国”之名呢？
如果有的话，这个空间单元最小也得是县。不能比县再小了，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一直是中国的基本体制。在传统社会，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一个农业超级大国的统治管理。皇帝派官员分赴全国各地，代表他行使治理之权。这些官员里，通常品级最低的是知县，俗称“七品芝麻官”。知县以下，尽管还有八品和九品，但是权力上就差远了。基本上，知县就是个“土皇帝”，他对县内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有裁决权。但是，这些权力在很多时候只是名义上的，其实际工作压力比不上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们，因为很多事情都由宗族、乡绅按乡规民约宗法规范解决了，根本进不到衙门里头。
在建筑配置上，县城内设有县衙，其地位就相当于京城里的皇宫。县城内设文庙、学宫，是全国最高教育部门——国子监分设到地方的机构；城隍庙是掌管阴间的地方“衙门”（城隍的最高长官不在都城，而是在泰山）。县城内或城门外设有集市、商铺进行物资交易，还会有鼓楼、关帝庙、真武庙、社稷坛等公共建筑。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共建筑，加起来有几十上百个，它们是传统社会里公共生活的载体和见证。
在县城之外、县域之内，还有若干集镇和几十至几百个村落。村落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但是有一部分生活生产物资，比如铁制农具、布匹、食盐、瓷器等，仍需到集镇或县城去购买，农民生产的富余农产品，也要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个县，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完整的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
所以，“古典中国”至少以县为单位，而且县城要保存得相对完整，县域内要有一定数量的保留相对完整的传统村落。用这个条件一框，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地方就比较有限了，因为绝大多数县城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都已经“沦陷”，而村落保留数量较多的县份也是不多的。
 云漫石仓 阙献荣 摄
为什么是松阳
松阳是符合“古典中国”条件的。
首先，她最大的优势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有几十上百个。这些村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平地村和山地村。平地村分布在瓯江上游松荫溪两侧的松古盆地内，以界首、吴弄和山下阳为代表，其建筑质量在浙江省内亦属上乘。
松古盆地是浙西南山区最大的盆地，面积约285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农业条件优越，以县域20%的土地面积出产了全县90%的水稻。不过，由于交通相对便利，松阳的平地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大部分已经消失，只有少数得以幸存。
山地村的保存程度要远远好于平地村，松阳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大部分属于山地村。能有如此大量的村落得以保留，除了交通相对不便的因素外，松阳县领导的及时觉悟是最主要原因。山地村的经济水平和建造水平总体上不及平地村，但是它们借助山形地势和溪流林石的复杂多变，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面貌。山坡高差所造就的可视性又使得这些村落呈现出丰富的立体景观。诸如呈回、横坑、官岭、球坑等规模较大的山地村，其层层叠叠如多级瀑布的壮观景象，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松阳的传统村落，除有数量较多的民居之外，一般都会有祠堂和庙宇，还有一个园林式的水口（即村口）。祠堂、庙宇和水口，堪称松阳村落的“标配”（实际上这也是江南地区村落常有的配置）。祠堂是宗族组织和儒家观念的体现，是连接上层政治的桥梁。庙宇则是地方信仰的载体，对底层民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松阳所在的瓯江流域，历史上属于百越之地，盛行巫神崇拜。在接受中原传来的儒家观念之后，这里的巫神崇拜在逐渐规范化和正统化之时，依然保留了底层信仰的特色，神灵繁多，祭祀庞杂。
水口园林则是文人和乡野的结合。几棵参天老树，一条蜿蜒小溪，再配上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可能再加上一两个规模或大或小的庙宇、祠堂，一切看似浑然天成，实则经过精心布置。如果不是受过长期的古典文化浸淫，同时又对家乡山水发自内心地喜爱，是不可能“设计”出这些美妙的艺术品的。
其次，松阳有一新一老两个县城。新县城即现在的县城——西屏镇，保存程度相当之好。西屏镇的规模不大，没有城墙，从县城的典型性来说略有缺憾。不过，西屏镇内，以南直街为核心的历史街区，面积超过了1平方公里。除大片传统民居和商铺之外，街上保留有12座宗祠和文庙、武庙（即汤兰公所）、城隍庙、天后宫、药王庙、瑞冼夫人庙等建筑。城外还有一座建于北宋的延庆寺塔。松阳县建置始于公元199年，西屏镇是唐贞元年间才成为县治所在地的。在此之前，松阳县城位于现在的古市镇。古市至今仍是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镇内以横街、三角坛为中心，三百米长的街道上聚集了一百多家店铺，商业规模只比县城稍逊。
再次，松阳的古镇和古村里，不乏装饰水平很高的民居和公共建筑。建筑装饰主要表现为木雕、砖雕和石雕，是建造工艺水平的体现，也是文化艺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松荫溪流域与瓯江下游的温州之间，自古就有贸易往来。在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之后，沿海进口的工业产品和内陆的土特产之间形成了更为强烈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商业的带动下，松古盆地的村落经济发达，建造水平相当高，与浙中、浙西的村落相比也毫不逊色。松阳的山地村，虽然水稻产量不高，但是盛产木材、竹材、蔬菜等物产，有的地方还曾经出产过银矿。这些物资和松古盆地的水稻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同时也是瓯江物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松阳的文教事业。在传统时代的中国，判断一个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最直接的指标是科举成绩。在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松阳一共诞生了96名进士，其中包括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和明代“一门双进士”詹雨、詹宝。这份成绩，放在江南地区不算突出，远远比不上苏州、杭州这些“状元盛地”，但就全国来看，无疑又是比较先进的。
除进士之外，松阳还出过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比如唐代被称为“国师”的道家叶法善，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的张玉娘。清末科举取消，松阳又是较早出现留学生的地方之一。界首村的刘德怀于1903年留学日本，是松阳第一个留洋学生，在日本期间还加入了同盟会。他1905年在家乡倡办震东女子学堂，是丽水地区第一所女子学校。
总的说来，松阳在“古典中国”的代表性上虽然比不上江南核心地区的县份，但要素和空间是齐备的。假如时光倒流十几年，“古典中国”的桂冠一定轮不到松阳来戴。但是现在，江南核心地区的传统村镇大多消失殆尽，松阳反倒成了“一号种子选手”。
松阳之外
除松阳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称得上“古典中国”的呢？
列入名录的中国传统村落，目前总数是2555个。以县为单位，拥有传统村落的总数前十名里，贵州就占了五个——黎平、雷山、台江、从江和剑河。从保存的完整度来看，贵州这几个县很可能是优于松阳的。但是，这些村庄地处西南大山里，儒家文化未能完全渗透、浸润到这些地方，而较低的经济水平也无法支撑起一定规模的多种类型且质量较高的建筑，难以用来代表“古典中国”。除了民居之外，这里的村落少有祠堂、庙宇、书院之类的公共建筑，说明聚落的发育程度较低。
前十名的县份，云南也占有三席——腾冲、建水和玉龙。应该说，云南这三个县在“古典中国”上的竞争力，比贵州那五个县要强得多。玉龙是纳西族自治县，2003年由老丽江县分出，另一半就是现在的古城区。所以，应该拿2003年之前的丽江县来做样本。丽江县有丽江古城，保存完整，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县境之内，也有几十上百个完好的传统村落；历史上，丽江的统治者早就主动接受了汉族文化。不过，丽江毕竟地处边陲，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汉文化的影响终究有限。我们曾经去调研过一个保存极为完整、规模也相当可观的古村，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最郁闷的一件事就是难以了解到村落的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村民连在这里住了多少代人都记不清楚。
建水和腾冲，都是汉族为主的县。腾冲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有57个，比松阳还多。腾冲在历史上是著名的“玉城”，是缅甸玉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和主要加工地。依靠着玉器贸易加工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物资交流，腾冲也曾经是较为富庶之地。不过，腾冲县城在抗日战争期间饱受战火摧残，几近无存，所以在“古典中国”的要素上有较大缺憾。
建水靠近“锡都”个旧，历史上有很多靠挖矿而致富的人家，从而造就了为数众多，分布于城市和乡间的优质四合院。建水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有23个，虽不及松阳一半，但也在同一量级上。建水县城也保存有比较好的老街。建水文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可以说，建水和松阳是水平最接近的两个县。住建部将它们同时列为第一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是有道理的。
除了贵州和云南，我们能想到的其他地方，还包括河北的蔚县、安徽的黟县和江西的婺源。河北蔚县，在北京以西约200公里，位于内外两道长城之间。因为经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蔚县的城市和乡村都是以防御性为首要考虑的城堡型聚落，有“八百村堡”之称。县城是大城堡，村落是小城堡。集镇由若干个临近的城堡组合而成，城堡之间有贸易市场和街道。进入清代之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对抗大大减弱，聚落的防御性让位于生产生活需要。随着交通贸易的发展，蔚县城乡的公共建筑，尤其是庙宇大大增加。蔚县县城保留有一定规模的历史街区和数量不少的历史建筑，城墙的局部也幸存至今。“八百村堡”，尽管大多面临荒废，但并未消失。从历史遗存的独特性和丰富度而言，蔚县不亚于松阳。蔚县的短板，一是祠堂太少，二是城市和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不够优美。
安徽的黟县和江西的婺源，都是古徽州的地盘。黟县的国家级传统村落有25个，全国排第八，其中的宏村、西递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婺源县的传统村落有19个，总量未入前十。徽商是中国第一大商帮，徽州的村子在建设质量上也是全国一流的，在这点上松阳真没法跟黟县、婺源比。不过，黟县和婺源有两个弱点，降低了其在“古典中国”上的代表性。一是两地的县城保留状况都不好，二是徽州的理学力量过于强盛，导致这里的泛神崇拜受到压制，庙宇建筑不发达。
以上关于不同县的比较，仅限于个人的主观认识，难免偏颇。古人云，爱屋及乌。由于我两年里对松阳的关注比其他地方多，也势必影响到价值判断。不过，比较法有个好处，就是让不同对象的特殊性得到凸显，从而加深理解。在从“古典中国”的角度梳理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遗产之后，我本人对松阳的认识也比以前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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