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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投资：— 工程期限：1996年——20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修纂。该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初步确定夏朝起始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于10月出版。这是本不厚的书，连同附录、后记在内，只有118页，约10万字，但确实是200余位学者五年心血的结晶。
中国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千百年来，无数学者为改变这一状况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是无法由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改变“有世无史”的时间已经成熟。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以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表。根据夏商周时期各阶段积累的材料不同，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工程"采取哪些研究途径？设置哪些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碳14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它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工程"设置9个课题，最初设置36个专题。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又增设了8个专题，共计44个专题。这9个课题是： 碳14测年的原理是什么？为何选择这一技术来判定年代？ 自然界存在3种碳的同位素，它们的重量比例是12：13：14，分别用碳-12、碳-13、碳-14来表示。前二者是稳定同位素。碳-14则有放射性。它在大气中存在，在大气高空层中，因宇宙射线中子和大气氮核作用而生成。它在大气中与氧结合成C4O2分子，与二氧化碳(CO2)的化学性能是相同的。因此，它与二氧化碳混合一起，参予自然界的碳交换运动。它因光合作用而被植物吸收、并贮存在植物之中。人和动物需要食用植物，於是也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存留。生物在存活期间，他们不断地从大气中获取这种放射性碳。但是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一旦死亡，它就停止吸收，而且会使存留体内的这种放射性碳不断减少。大约在5730年间，它的含量可以衰减一半。因此，物理学家将5730年称为"半衰期"。由此可知，只要用仪器测出树木、谷物、人骨、兽骨等生物遗骸中现有的碳-14含量，与它原始的碳-14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们在多少年前死亡，进而可以推断与它们共存的遗存(诸如建筑遗址、墓葬或其它遗物)距今已有多少年了。 在考古界用于测定年代的方法有好多种，如古地磁断代法、钾—氩法、裂变径迹断代、陶器热释光(TL)法断代等。但它们的精度不高，误差较大，不能用於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碳14测年技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因技术改进、精度得到提高，使历史时期的年代测定成为可能。在"工程"启动之前，我们一些同志就在考虑利用考古学分期成果提供的年代信息，采用碳14测年技术对三代年代进行研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藉考古信息所作的碳14测年，在三代年代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构架夏商周年代框架作出了重要贡献。 碳14测年技术几十年前就已出现，为何到近年才用于三代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中国在60年代引入这一技术，并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第一个碳14实验室。最初测出的年代数据公布以後，立即受到考古界的普遍重视。诸如当时围绕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孰早孰晚的争论，因测定的年代作了客观的说明，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到了70年代，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越来越多，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几乎都测有一批年代，使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在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得以建立。这一成果非常重要。碳14测年技术引入考古学，被认为是史前考古的一次革命。 可是，当时的碳14测年技术的精度还不够高，误差比较大。史前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後，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文化面貌的变化都较缓慢，这些误差在测定史前时期的遗存时，并不显得很突出。但历史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每个事件都需要用一个准确的绝对年代来说明。如果就这个事件给出的年代，误差达100年甚至更多，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测年的精度还不具备研究三代年代时，这项研究就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碳14测年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精度大为提高。"工程"实施期间，常规碳14的测年精度已达到0.3%。加速器质谱计的测年精度达到0.5%。另外，采用系列样品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使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换算成日历年时，也提高了精度。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三代年代学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什么叫树轮校正曲线？怎么进行校正？ 树木在地球上生长时，它的树杆每一年都长一轮，称为树轮或树木的年轮。每棵树的截面上，都可以看到一圈又一圈的年轮。从树心到外缘数出多少个年轮，即可知道它的树龄有多少年。如果找到一棵大树，在它的断面上数出5000个年轮，说明它的树龄有5000年。不过，实验证明，从这棵大树的不同年轮取样作碳14测年，所得的碳14年代与树轮的实际年代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实际差距从2000年内基本一致，到五、六千年前偏近约800至1000年。因此，各国的科学家们在准确测定树木年轮的年代之後，将碳14年代与精细的树轮年代学方法进行比较，从中找到了误差的规律，并用树轮对碳14年代作了精确校正，这就是树轮校正方法。现在已经可以用近万年的树轮，去校正碳14测定的年代。经过校正的年代代表了被测物质生长的日历年代。 出现上述差异是由於大气中的碳14浓度并非一成不变。诸如太阳黑子爆炸、火山喷发等各种因素，都可以使大气中的碳14的浓度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在碳14年代与树轮年代的校正的坐标图上，出现的是一条曲线(如果碳14的浓度一致、没有变化的话，出现的应是直线)。建立碳14年代的校正曲线，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1965年问世的树轮校正曲线几经改进，综合1000多对由不同实验室测定的数据，建立了统一的曲线和表。1998年建立的高精度树轮年代——碳14年代校正曲线，目前被确认为国际通用。 过去在将含碳标本测得的年代数据作树轮校正时，往往是单个数据与曲线拟合。由於曲线的一些部位作锯齿状，拟合时的范围较大，因而误差也较大。这次改用系列样品测得的若干年代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效果就不一样了。由於若干个成系列的数据的连线也是曲线，将它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成了曲线与曲线的拟合，这使校正误差明显缩小。"工程"中测定了数百个碳样，并用上述方法进行拟合。实践证明，用考古学家提供的、早晚成系列的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将这些年代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其误差比过去大为缩小。这就确保了所得日历年代的准确性与可信性。
沉默的历史见证：甲骨文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11世12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是建立西周年代学的可靠的基准点，所以“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孝王—懿王—夷王—厉王—共和元年。 西周年代学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 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工程”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则能够建立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作横向比较。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邑遗址，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发现西周早期城址及西周墓葬200余座，其中M1193等墓出土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琉璃河遗址M1193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其中出土有两件铭文相同的青铜器克、克，铭文记载了燕国的始封：“王曰：‘大保，……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铭文中“大保”指召公。《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燕国之封，见于《史记·燕世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克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M1193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 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1层和第3层中发现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1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因此，“成周”卜甲的出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得超过成王时期。H108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址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特征的分析，H108的年代应在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可与M1193的测年对照。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山西境0内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80年代以来，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晋侯墓地。“工程”对晋侯墓地的部分墓葬做了AMS测年，并对测年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做了对应研究。 “工程”通过对西周晚期金文材料归纳得出金文纪时词语的涵义，利用66条年、月、纪时词语、日干支确定的文献和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由于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金文历谱只能是一个西周王年表。
这件西周利簋供给了确认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所载“周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的日期是在甲子日”是正确的最佳实证。 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左传》宣公三年： “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另据《孟子·公孙丑下》和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上推，西周始年应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此外，古今都有学者用古历推求武王克商之年的，如刘歆用三统历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积年为352年），汉代学者用殷历推得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积年为300年），清代学者以颛顼历推得的公元前1066年（西周积年为296年）等。但上述各种古历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西周的真实历法。 为了缩小克商年的范围，“工程”对沣西等遗址的系列样品作了14C测年，并通过对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范围。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发现。沣西97SCMT1探方，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H18，由4个小层构成，包含内容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与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时代大体相当。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属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有各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该包含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工程”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从这组地层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14C年代测定，并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得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得到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 与推定克商年范围有较直接联系的考古遗址样品系列，除上述沣西系列外，还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马—曲村系列。经14C年代测定，其年代范围分别为：殷墟四期为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为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曲村一期一段为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考虑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续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围的上限取为公元前1050年。 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经多学科合作，“工程”对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证认，并计算出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以及由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的克商年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由沣西等遗址分期与14C测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年范围，虽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与前述先秦文献研究所得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 天文推算的三个克商年，是各自独立得到的。三个方案都在前述由相关系列14C测年以及由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范围之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根据“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目前尚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据《尚书·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因此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统计，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异说。 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正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 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的主要依据是商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古代文献有关商年记载的研究。 属于商前期的遗址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工程”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第一期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为代表；第二期以郑州商城C1H17、偃师商城86J1D5H25为代表；第三期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第四期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工程对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花园庄遗址、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常规14C测年或AMS测年和拟合，得出了系列年代数据。 根据先秦及汉代文献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二十九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大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 夏商分界是商前期年代框架构建的定点之一。目前关于夏商文化的分界，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等说法。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工程”根据14C测年数据，推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间。 参考文献有关商代积年的记载，如取商积年576年说，由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则为公元前1622年；如取商积年496年说，若依陈梦家的解释，则当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种解释，则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26年为公元前1572年。再参考14C测年数据，现取整估定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山西灵石县出土的商代铜鼎 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其间经八世十二王。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以殷墟文化的分期和14C测年为基础，以甲骨分期和测年与殷墟分期相印证，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历法材料的研究来完成。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后期都城所在。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根据最新发现，洹北花园庄早段遗存早于第一期）。殷墟文化一期到四期对应的商王如下：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晚段尚未发现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工程”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殷墟甲骨文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期断代标准。“工程”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用AMS法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甲骨测年的目标，是用AMS法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 目前已对37个有字卜骨样品和9个无字卜骨样品进行了明胶提取，其中31个有字卜骨样品和8个无字卜骨样品制备成石墨，用AMS法做了14C测量。31个有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有22个在合理的年代范围之内，另外9个明显偏老。8个无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也有2个明显偏老。专门的实验研究表明，偏老的主要原因当是样品受到老碳的污染。 除去分期尚有争议的历组卜骨等，将剩余的15片有字卜骨、6片无字卜骨和2个层位清楚的同期骨样纳入拟合系列，用贝叶斯方法对测得的14C年代数据进行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所得日历年代与既有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 “工程”还对甲骨文中可能的日月食记载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由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宾组卜辞属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在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奇迹。天文计算表明，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①如果乙酉夕月食当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②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从甲骨分期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较好。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年、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所以，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纪时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为妥。 商后期王年在《尚书·无逸》中有所叙述，古本《竹书纪年》亦保存两条。后世学者在利用文献推定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时，有275年、273年、253年三说。现已推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以253年说较妥，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今取整为公元前1300年。
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器 夏代年代学研究 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14C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有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两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说：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自禹元年起算。“工程”采用前一种解说。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1959年调查“夏墟”时发现的。学术界把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的一类遗存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有两个类型，分布在豫西地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二里头类型；分布于晋南地区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东下冯类型。东下冯类型的起始年代略晚于二里头类型。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工程”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对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出二里头文化各期年代范围。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在豫西地区、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之间尚有差距，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以王城岗一期、煤山一期为代表；第二段以王城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为代表；第三段以王城岗四、五期，瓦店三期为代表。“工程”对王城岗遗址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AMS14C年代测定并拟合，得出了各期、段的年代范围。 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遗址一期之间，从文化传承关系和14C测年结果分析，仍存在缺环。有学者认为以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某些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 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都是规模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发现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它们的发现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线索。 夏代有五星聚、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可通过天文推算考察夏年。 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对文献记载的仲康日食，根据现有条件进行推算还很困难。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工程”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14C的测年数据。 关天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 工程争议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就不绝于耳。国际上有人评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学术上的批评也不断提出。 2003年4月美国亚洲学协会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赴美参加了会议。会议上不少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置疑，这次会议是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交锋。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文章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研究方法上有致命的错误。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武王伐纣：一个典型文本
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 夏代年表： 商前期年表： 商后期年表： 西周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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