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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后，农村的沉重话题再次引发热议，这几乎是每年的固定的话题，病仍是沉疴旧疾，痛依然萦绕心间，只是苦无良策，久治不愈。因农家子弟的身份和曾经工作的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有效为直观的体察，留守儿童实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昨天看电视新闻，又在关怀留守儿童了，国务院要求建立健全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大家来“关怀”，政府来“问责”，而不去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留守儿童，想点办法让那些孩子不再“留守”。 中国留守儿童知多少？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称：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也就是说，占1/5的儿童缺乏父慈母爱。 留守儿童不是个数字或符号，他们首先是一个个同样天真同样充满希望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国有效的14亿分之一。中国的农民被社会抛弃，自谋生路；而农民的后代又被父母丢弃，坚守农村。更为悲催的是，父母子女分离的局面并不会因为一代人付出就结束这样的命运，等到农民工老了，又为成为“留守老人”，而是其后一代又成为新的打工者，貌似代代相承了。因此，留守似乎成为中国农村子女的必然生活经历？ 留守儿童留守在日益荒凉的农村，面临如何的命运可想而知。“养不教，父之过”，父母不在身边，言传身教何从说起？对于这些留守儿童而言，父母亲成为一个失去血肉和情感的文字符号，他们当于有父母的孤儿。这种尴尬身份很容易造成人格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父母亲情需求得不到满足，典型的“爹不疼娘不爱”的人群，无法得到他们真正需要的、能够滋养生命的爱和关注，于是就强迫抑制这方面的需求之后，内心矛盾无法统一，久而久之，就会擅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回避亲密关系，建立亲密关系出现困难，甚至出现与人沟通的情感障碍；另一个极端就是容易轻信别人，对于别人的对自己的肯定和关注反应剧烈，容易付出自己的感情。 二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在他们生活中根本没有亲密的模范，是非观、价值观很容易出现偏差。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灯塔”、“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才是最好家教。众所周知，是非观是价值观的核心，如果连基本的是非观没有建立起来，遑论价值观树立？是非观又并非简单的对与错，而是对很多事情的对错建立起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是连续的，对错的严重程度，更需要从自己的错误和父母对自己反应中学习并且掌握的。因此，留守儿童很难建立起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 三是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和缺失的亲密关系会让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得非常脆弱，父母不在身边，既不能给以爱的呵护，更不能给予心的支持，他们往往无法承受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很容易生活失去信心，或者表现对生活极度麻木，过早地对亲人和生活失去了希望，被动地承受一切，认为没有人可以理解自己，封闭自己的内心，因此，极容易走上自伤或伤人的歧途。 正因为留守儿童处在这样心理状态，出现犯罪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比如偷窃、弑师、杀友等事件频现。有调查显示，3/5的少年犯有“留守”背景，一些以劳务输出为主的地区这个比例还要更高。极端案例只是这些原因导致的结果。 另外，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其安全问题历来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失去父母庇护的孩子往往更容易成为校园霸凌、性侵、拐卖、意外死亡的受害者，比如近几年来的贵州毕节，从垃圾箱内取暖身亡到兄妹自杀，从被性侵到失踪，毕节近年来仿佛遭受“诅咒”，事件不断，悲情蔓延，主角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毕节悲歌只不过是中国留守悲剧的缩影。 在这些危险面前，普遍的监护人祖父母往往无力保护孩子。也正因为这些危险，家庭的教育方式又倾向于对孩子的约束，恰恰与孩子青春期的心理变化冲突，所以很多留守儿童在青春期就早早地与父母感情破裂以致无法挽回。 以上说的种种问题，如果你还没有切身体会的话，是很难理解和认同的。想一想你自己的童年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那些美好幸福的记忆，然后突然有人要剥夺你的这一切，要删除17岁之前与父母在一起的所有记忆。你会作何感想？ 问题是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也不是发生在一个家庭里，而是6000万未成年人，五分之一个未来中国。因此，留守儿童是中国目前的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留守儿童是如何产生的？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在智库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解释下面的问题：留守儿童之所以被迫离开父母留守在农村，是城镇化过程中支持城市发展付出的必要代价。目前，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仅仅怪村镇干部没有好好的担起责任，救助不利，以及父母照顾不周远远不够。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在哪里出现了偏颇。正因为如此，国家发文禁止“不满16周岁儿童无监护独居”，其实是脚痛医脚，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 要了解这个问题，不妨跟着笔者对中国工业化之路稍作梳理，就可能知留守问题产生的原由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探索一条大城市和小城镇同时进入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确实齐步并进，确实让一些乡镇展现出其经济活力，在乡村无论是农业和工业都有所发展的，农民在农闲时期可以就近打工，不会出现农村的空心化，但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出现了两条道路的抉择：到底是先兴办大城市大工业，还是先让乡镇工业化？从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选择了大城市大工业的道路，也就是优先发展城市，特别是随着“政府公司主义”的形成，政府主导房地产、政府主导城市基建、政府主导项目建设、政府主导招商引资……大城市自然就成为虹吸资源的中心。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不少地方政府搞起一刀切将乡镇企业改制成破产，这无疑雪上加霜，于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对现代化的容纳力逐渐下降，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呈现逃离农村、涌现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趋势。 结果呢，城市无限扩张，各种拥堵、各种雾霾、各种发展矛盾。与此同时，乡村无限空心，各种抛荒，各种衰败，各种发展遗忘……正是这样的工业化之路，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乡村。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增长，人均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糊口，“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成为时代之痛，农民在农村附近根本没有打工可去的企业，呆在农村无异于自我封闭慢性自杀；另一方面，城市可以提供的机会和收入都远高于并不发达的农村，而且城市里才有他们渴望的生活。正因为城乡生活有着天壤之别，迫于经济压力之下，年轻的农村父母就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去了。 有人说：进城务工，为何不牵家带口，一起进城，融入到城市生活中，那就没有留守儿童的问题了。如果说出此等言论，基本与“何不食肉糜”无异。 谁不向往美好的生活？农民进城务工就是向往美好生活的表现。但是，农民进城根本负担不起孩子的生活：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工作辛苦但工资低廉，也就是说根本没精力和财力来照顾孩子；另一方面，城市也没有向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城市福利，并且受到严重歧视，孩子的教育、医疗都是摆在他们面前无法逾越的障碍。 大城市大工业发展模式需要农民付出廉价的劳动力，但又不想承担他们的社会保障，其实，这样的发展模式就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是大城市不想承担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保障，而是城市发展过快，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跟上。 因为这种发展模式，大城市大工业最终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了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了，所有的人都蜂拥至那里。而那些城市里的居民对各种资源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要全面解决农民及子女的社会保障问题，确实是捉襟见肘了，心有余力不足。 如今国务院发文要求：留守儿童监护人半年不履责可撤销资格。 如何评价这个政策呢？一句话，理都懂，然并卵：政府一方面禁止“不满16周岁儿童无监护独居”，呼吁要关爱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却又用户口、医保、社保等制度限制农民工及其子女就近看病、入学，这完全属于口惠性质，根本无任何实际意义！ 根本不是农民不想履行监护其子女的责任，而是迫于生计，想尽这个责任而不两全。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人提出通过公益机构的带动，调动所有的社会力量来关注留守儿童。笔者并不反对公益，但是若留守儿童问题通过公益来解决，那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要知道中国留守儿童有多少？是6000多万，公益机构能够解决多少？有60万吗？即使是60万留守儿童，也不过就是百里挑一罢了。更何况，中国的公益大家都懂的，有些人是带着商业目的的，赚点眼球，谋个生财之道。 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既然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那就必须通过国家来解决。是发展带来的问题，那么也必须要用发展加以解决。比如浙北苏南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别并不是很明显，留守儿童问题就相对少一点，这些地方“城乡一体化”就差政府临门一脚的事了。所以，留守儿童还是一个发展的命题。正因为如此，笔者提出一套方案：一进一退，进退有据。 一、先说“退”，那就是回归，让农民“回家”。 乡村是不是该抛弃不顾？笔者认为不应该抛弃，而且要大加保护，保护其生态，保护其文化。乡村毕竟还有清洁的山水、乡愁的寄托、文化的遗存……乡村的消亡，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付出这样的代价，这个代价太高了。 比如笔者在城市里已有20多年的时光了，却一直有回归田园的念头。说实话，我倒是非常愿意回归的。当然，笔者的乡村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处在世界互联大会举办地乌镇的一隅，无论从经济和生活质量而言，比起大城市生活相差不了多少，而且有更好的生态。我想像我这样有回归情结的人并不是孤例。 如何建设美丽乡村，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发力侧重点。中国除了现代化的城市，还应该有生态美的乡村，而且应该让乡村更美，即生态更美、生活更美、文化更浓，完全可以做得比城市更好。正因为如此，国家应该鼓励让一些社会精英回归乡村，去经营那里的文化，去维护那里的生态——毕竟乡村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为什么要将所有精英都要挤进城市里？难道那里才能发挥他们的社会作用？退却也是一种进取，更是一种回归。当然，让这部分人回归，国家也处理好资源配置、政策配套的工作，也就是在乡村集镇配套好良好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让他们安心回家，让一部分做良心医疗，做良心教育，做良心养老，服务当地父老乡亲——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试问谁不爱家乡？谁想背井离乡？种种无奈，种种诱惑，让农民包括其优秀的子弟都离开了乡村，纷纷奔向纷扰的城市，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城市并不是让他们有归宿感——至少笔者没有在城市里找到归宿感——虽然笔者并不是城市的Loser。 二、再说“进”，那就是进化，让农民“进城”。 很多农民兄弟冲到城市里来，他们确实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希望成为城市的一员，也希望将子女带在身边的。但是，他们也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首先是他们收入有限，根本买不起房；其次他们受到户籍限制，子女无法就近入学，城市根本容纳不了他们，而他们也融不进城市的，他们只不过城市候鸟，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家，即使献出他们的青春，也不过是个过客罢了。 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突飞猛进，都发展到非常现代化的、非常庞大的规模了，确实需要农民工来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比如笔者所在的杭州，一到春节许多店铺都关门大吉了，于是，我早上吃个早餐都成问题，晚上洗个车也没有个地，甚至理个发因缺少理发师也只有再等几天……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城市若没有了农民工，完全处于运转不灵的状态。大城市大工业已经大到了这副程度，并不是不需要农民工了，城市既需要高尖精的技术人才，也需要低矮拙的服务人员，一个城市没有环卫工人一定是垃圾满街的场面，就像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是需要广大的服务型的工种，要不然就不需要引进菲佣了。 一进一退，进退有据。让真正热爱乡土的人能“回归”，这部分人的父母很有可能留守在乡村，他们的回归会带去技术和资金，会更有效地反哺乡村，完全可以补足乡村发展缺少资金和技术的瓶颈，美丽乡村的建设需要他们回归。让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去，让他们真正地进化，成为市民，因为一座城市需要他们勤勤恳恳地付出劳动，劳动最光荣，劳动才能让城市更洁净、更美丽。国家应该因势利导地解决，通过资源配置的调控，推动社会的公平，从而达到城乡之间有互补互存，而是城乡二元化，城市与乡村成为两个世界，城市的现代化，乡村的生态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进入城市和回到农村，并不是解决生存的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取向。 问题的意义是用来解决的，而不是用来回避的，回避这会让问题永远变成问题。还是一句前面说过的话：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留守儿童不是个数字或者符号，他们成为有父母的孤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沉疴旧疾。遇到社会问题时，总有人会归为时代原因而逃避责任。但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必须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许并没有预料问题的发生，但是我们却有责任做出应对。问题越严重，越复杂，我们越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把它当成发展必要的代价，当做别人的问题——反正我又不是农民，我又不是留守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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