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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与商文明有关的三大考古学文化的史料性质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殷墟文化已被确证属商代晚期。二里冈文化作为早于殷墟晚商文化又与之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可推定为商文化。但其本身还没有可“自证”身份的文字材料，因而还具有“原史时代”文化所特有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由于不能确认二里冈文化究竟仅属商代中期抑或涵盖整个商前期，所以早于它并与其有密切文化关联的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也就无法确认。夏鼐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如下的总结：“1952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冈更早的文化遗存”[1]（注：着重线为引者所加）。这相当准确而贴切地表述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到目前为止，也是由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类似二里冈文化乃至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族属及所属王朝阶段之类的问题，是无法通过考古学的努力来解决的。正因为商文明介于“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上，可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种状况导致商王朝的下限已经澄清，而上限则仍是模糊的，迄今为止还无法究明。就方法论而言，“原史时代”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质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极强的相对性，这是应引起研究者“自觉”的。“任何把个人的描述、解释和复原绝对化的倾向都没有意识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当然更没有意识到解释者个人所处时代和能力的局限性”[2]。 有关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归属及其与二里冈文化的关系问题存在多种假说。与此相应，关于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究竟属文献记载中的哪座都邑，也有多种推定意见。择其要者，可罗列如下。 由上表可以显见，只有最后一种推定意见，即以小屯宫庙区为中心的洹南殷墟属商王朝最后一座都城的观点，因有直接文字的出土而可成定论，对其余诸遗址的性质归属问题均存在多种推测。到目前为止，除了“偃师商城盘庚亳殷说”[3]因与考古事实相差太远而不为学界接受外，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排除或否定其他任何一种假说所提示的可能性，没有证据去证实或否定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和早商的历史。在可“自证”遗存归属的直接文字材料发现之前，由于学科的局限性，考古学尚无法使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成为真正“信史”的一部分，尽管学术界一直寄望于通过发现的机缘与自身的努力将“历史时代”的上限进一步提前。 早有学者指出考古学存在着若干局限性，其中之一是，“考古学只能见到人们表现于物质的活动，和能揣测到物质遗存所能体现的人们的关系及其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1]。落实到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可以说考古学仅可提供某一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达程度是否接近或达到国家（王朝）水平的证据，可以探索文明的形成过程，却无法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证明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如夏、商王朝的存在。“夏文化、商文化同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2]。 如前文所述，前殷墟时代的遗存因尚未进入“历史时期”而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整合性研究结论也就具有不可验证性，如“五帝文化”、“夏文化”、“先商文化”、“中商文化”等。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冈文化等属于“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用上述整合层面上的概念加以命名。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可以用整合层面上的概念加以命名的研究取向，其前提是“周甚至周以后的文献”即间接文字材料“是形成关键论点的关键论据”，这正是张光直主张在商文明研究中应加以避免的[3]。 明确了商前期及更早阶段属于“原史时代”，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把握相关问题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笔者在回顾夏文化探索历程时曾指出，“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 我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包括商文明前期在内的原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仍是学界应当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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