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新整理《宋史全文》

13和4 201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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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理宋史全文的緣起

我很早就萌發了整理宋史全文的念頭，但因找不到時機，同時也因爲校勘工作用書方面的困難（此書古本全部爲難得一用的善本），遲遲未能付諸實施。當我終於下定決心要作嘗試的時候，卻發現已有人捷足先登，二○○五年一月，李之亮先生點校的宋史全文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決定放棄原先的計劃，改向全國高校古委會申請了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箋證的項目。但當我拿到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版宋史全文（以下簡稱李校本）後，卻又改變了想法，決定重新整理宋史全文，這是基於如下考慮：

一、李校本點校、排印均有失誤，以致出現相當數量的底本（四庫本）不誤而李校本誤的情況，甚至還存在數處遺漏較多文字的情況（總字數達八百字以上）。

二、李校本未能有效利用文海影印本與四庫本進行比校。

首先，此書中被四庫館臣改動的大量文字李校本都没有回改（只回改了很少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夷狄”、“虜”等清統治者所反感的文字，也包括一些少數民族的人名等。例如宋史全文卷一四（标出文字爲被四庫本删改的文字）：

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限以沙塞。自適其俗，不通中國者，狄之常也。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乃摇尾乞憐（今乃遣使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陛下將啓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鋭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

其次，四庫本不是一個完整的本子，有幾處佚文尚存於再造本、文海本中，這些佚文總字數有數千字，李校本未能利用後者補前者，這是一個很大的疏漏。例如卷二七下丁未淳熙十四年八月至十一月内應補入一千六百七十四字，包括本年八月部分記事，九月、十月全部記事，十一月大部分記事。

最後，利用文海本可以校正四庫本的不少錯訛，李校本完全没有做這件事（當時可能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尚未出版，故李校本没有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李校本校勘時雖利用了續資治通鑑長編、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以下簡稱長編、中興聖政）等書，但大量四庫本的錯訛未能得到糾正。李校本校勘時很少利用長編、中興聖政、要録以外的史書（如宋會要輯稿）和各種文集。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校勘品質。

四、李校本給本書加入了標點，有些處點得很不錯，顯示出點校者較高的水準，但所作標點仍存在不少失誤。而且人名、地名等都未能用專名綫標出，不利閲讀。

關於校勘用書

（一）宋史全文的版本及工作底本的選定

整理此書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古本難以利用的問題。此書包括四庫全書本在内，幾乎所有的古本（包括古抄本）都是善本，直接將這些善本作爲校勘工作用書，其困難是衆所周知的，幾乎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但是，筆者曾到國家圖書館等處考察過若干種此書的古本，驚訝地發現，除四庫本外，凡是古印本，都源自同一套印板：它們都或是同一元刻板不同時期的印刷品，或是此刻板的翻版印刷品。除個别字有挖改等情況外，其基本字形、字的大小、每頁的起始字和尾字等都是基本相同的。由於直接利用此書古本作校勘困難太大，於是就想到一種較具可操作性的變通方法，即利用古本的影印本作主要的校勘用書。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史全文（以下簡稱“再造本”）無疑是元刻本的最好替代者。它的優點是底本最原始，同下面涉及的幾種版本比較，它的文字錯訛較少。它的主要缺點是殘缺較嚴重，例如卷二四缺前部大半卷，有數卷卷首卷尾殘缺，而且有不少頁因印刷不當而字迹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再造本中的一個現象，即此本理宗部分有几十處空鉛（絶大多數是單字空鉛），這些空鉛在下面述及的二種版本中不復存在，它們分别被“寇”、“敵”等字所取代。有意思的是替换爲“寇”、“敵”等句子較通順，替换爲其他字、詞則往往不通。於是筆者有如下一種推測：元代後期統治者開始重視文化統治，印書者迫於政治壓力，倉促地對書版作挖改，這些空鉛就是此次挖改的結果。由於倉促，挖改得並不徹底。如果以上推測能被證實，則可進而推斷：空鉛處大約原來都是蒙古統治者最忌諱的“韃”字或含“韃”字的詞。現今替换原空鉛的文字都是後人根據文意臆加的，所以才有讀不通的情況。

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宋史全文（以下簡稱“文海本”），無疑也可替代一種古本。然而出版者没有説明、我們也無法確切知道它的底本的出版時間。但如前所述，它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一種新的版本，它的版式、每頁起首字與末尾字都與再造本基本相同，它或是再造本底本的元代翻印本，或是明代翻印本，因其不避清諱，出版時間應在清代以前。它的字形不如再造本規整，它的錯字、不規範字明顯地比再造本多（四庫本的不少錯訛可能都源於它）。但它完整性比再造本好，闕頁比再造本少，再造本一些印刷質量較差的頁面它往往印刷質量相對較好（也有相反的情況，但總的講，文海本的情況要比再造本好），可作爲再造本的最佳補充。在完整性方面，文海本與四庫本互有短長，有些四庫本殘缺的内容在文海本中得到存留，但也有不少文海本殘缺的内容四庫本卻有保留。作爲元刻本的翻刻本，它與再造本本應是差異很少的，但事實卻不如此，二者之間文字上頗有差異。究其原因，大約有三：一是元刻本所用不規範字較多，給後人造成識認上的困難。二是元刻本中頗有印刷品質較差者，文海本底本翻刻所用的大約就是一種印刷品質不佳、又有殘損之書。三是主持翻刻者水準較低。從文海本與四庫本錯訛常常相同這一現象看，二者使用的底本關係很密切。

四庫本形成最遲。内容有幾處集中的闕失。文字最規範，錯訛相對較少。在各種四庫本文獻中，此書是避清諱相對較差的一種，“虜”、“夷狄”等辭語保留得較多，其原因大約是此書當時不受重視，改得不認真所致。它與自稱影宋本的中興聖政形成鮮明對照，只要將二書作比對，即不難看到：後者避清諱比前者避得要徹底得多。

選擇哪一種版本作工作底本的問題，史學界、文獻學界普遍存在一種認識：四庫全書本不是善本，特别是當某種文獻（書）内容涉及宋、金關係時，此種文獻（書）的四庫全書本就更加不適宜作校勘的工作底本。宋史全文内容大量涉及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有相當一部分更涉及宋、金關係，照理校勘此書也不應以四庫全書本作底本。我親耳聽到人們對李之亮先生點校的宋史全文的批評中，就包括他選擇四庫全書本作工作底本一項。所以，我原本也想不用四庫全書本作工作底本。但是，當我對宋史全文現存古本作了較多考察後，卻不得不放棄最初的想法，仍然逆着許多人的想法，採用本書的四庫全書本作校勘的工作底本。這是因爲，如前所述，本書的元本、明本都出於同一祖本，大抵爲同一刻版的不同時期的翻印或翻刻，而其祖本爲元代坊刻，字迹潦草，錯字、俗字、異體字、不規範字比比皆是，再造本和文海本都殘缺嚴重，而包括這兩種版本在内，現存四庫本以前的古代各種印本，有許多頁字迹模糊，成段成行地難以辨認，實在找不到一種堪作校勘底本的本子。宋史全文現有二種四庫全書影印本流行，無疑可代替四庫全書的古本。本書的四庫本訂正了再造本、文海本的不少錯訛（當然也製造出了一些新的錯訛）。相對再造本、文海本而言，本書的四庫本除因政治原因被竄改處外，其他殘缺、錯訛相對要少得多，用字也相對規範。所以，斟酌再三，還是犯忌諱地選擇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件，以下簡稱四庫本）作工作底本。

總之，用古籍的影印本代替古籍本身，這是本次校勘整理不得不採取的一種做法。

這裏還應説明，永樂大典卷一二九六五宋宋寧宗引録有宋史全文。經比對，這部分文字並不是宋史全文寧宗部分的全部，而只是摘録了其中較少一部分内容。此次校勘也作了利用。

（二）宋史全文與幾種書的特殊聯繫

1.宋史全文與續資治通鑑長編

如四庫館臣所指出，宋史全文北宋部分大量摘用續資治通鑑長編文字，所謂摘用，是指宋史全文不是完全照録續資治通鑑長編，而是採取摘録的方式壓縮後者的文字。宋史全文的作者儘量使用長編的原有文字，有時這種摘録做得很巧妙，顯示出編撰者運用文字的較高技巧，但編撰者卻很少採用自己重新撰寫的文字取代長編原有文字的方法。宋史全文編撰者所參考的長編不是完整的長編，而是與今存本長編接近的殘缺本，其最好的證明就是，將本書徽、欽兩帝的内容與長編紀事本末作比對，二者文字很少能找到共同處。衆所周知，長編紀事本末大抵是改編長編的文字，就具體某一紀事而言，二者間的文字差異是很小的。今本長編紀事本末紀録徽、欽二帝時的史事，儘管很不全面，但卻豐富多彩，而相比之下，宋史全文此部分文字卻顯得乾癟枯燥，而且所用文字數量之少，也顯得不合比例。所以，本書撰者很可能既没有見到完整的長編，也没有見到長編紀事本末，這一點是四庫館臣所忽略了的。李之亮先生沿用四庫館臣的意見，並説：「宋史全文的北宋部分録自長編，乃是勿庸置疑的」（前言第三頁）。這並不確切，至少記述徽、欽二帝史事的文字不是録自長編。李之亮先生還批評長編拾補没有從宋史全文中「拾補」徽、欽二帝的内容，這種批評也是不對的。

2.宋史全文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四庫館臣講：本書“高、孝二代則取諸留正之中興聖政草。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聖政草相與參校，其文大同小異。留正等所附案語亦援引甚多。”認爲本書高、孝兩朝紀事文字都取自中興聖政草（今存本稱皇宋中興兩朝聖政）現成文字，這是正確的。但是，四庫館臣的“取諸”容易給人造成誤解，即認爲本書此時間段文字完全照録中興聖政。而事實上，本書此時間段文字仍然是一種摘録，儘管這一部分的“摘録”明顯不同於它對長編的“摘録”。它對中興聖政文字都是整條整條地摘録，一般不對中興聖政語言作壓縮删簡。它對中興聖政的大部分正文都予以保留（它摘録的長編的文字只是長編原有文字中很少的一部分），只整條地删除了中興聖政正文中較少一部分。但它對中興聖政中大量存在的“臣留正曰”、“龜鑑曰”、“吕中曰”等議論文字則删除較多，只有少量保留。李之亮先生説：“中興聖政今殘的第三十至第四十五卷，完全可以據宋史全文補齊”（前言第三頁），這就言過其實了。因爲宋史全文只是摘録了中興聖政的部分文字，不能簡單地認爲宋史全文高、孝兩朝紀事文字是原封不動地轉録中興聖政，用宋史全文是補不齊中興聖政的。經過比對，筆者發現宋史全文撰者使用的中興聖政、永樂大典中徵引的中興聖政草與今本中興聖政存在一定差距，筆者所能見到並使用的只是宛委别藏影宋本的影印本。此本名爲“影宋”，形式上確也類似宋版，但凡涉及清代避諱的文字，都作了挖改，其徹底程度超過四庫全書中的宋代史籍（例如四庫全書本宋史全文）。所以，此次用今本中興聖政對宋史全文對應文字進行了校勘，但此書中涉及清代避諱的文字都不具校勘價值。今本中興聖政在挖改文字時，没有改動少數民族人物的名字，這是與四庫全書有異的，所以，可以利用此書回改被四庫館臣改動的人名。今本中興聖政是一部嚴重殘缺的書，即缺卷二十九至卷四十四（紹興十三年至三十二年紀事），卷四十五（原書誤標卷二十九）只存乾道二年四月至十二月紀事，即缺遺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三月紀事（乾道二年四月缺開頭部分）。此外本書各卷頗有闕頁。所以，本書高宗、孝宗部分的校勘，並不是每一時段都能利用中興聖政的，特别是高宗後期的紀事，往往不得不用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代替。中興聖政據説今存有宋巾箱本殘本，筆者無緣一見（據説今存臺灣故宫博物院）。

3.宋史全文與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史全文關於光宗、寧宗兩朝的記載的史源，不像高宗、孝宗二朝那樣單純劃一，那樣簡單。將宋史全文此二朝文字與續編兩朝綱目備要進行比對，儘管二者記載的史事大同小異，但文字差異較大，特别是記述順序明顯不同。不過，二者的史源很可能是相同的，關於一些重要史事的記述文字也出奇地一致。所以，本書光宗、寧宗兩朝文字的校勘，較多地利用了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前已有學者研究指出，續編兩朝綱目備要的許多内容，是以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爲史源的，故而相應地光宗、寧宗兩朝部分的校勘，也就較多地利用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史全文的特點及文獻價值

宋史全文是一部成書於宋末元初（大約始撰於宋末，而完成於元初）記述整個宋朝歷史（含北宋和南宋）的編年體史書（缺度宗、少帝朝紀事，原目録有，有可能是書未撰完，也有可能是此部分文稿佚失），在今存同種體裁、同一時限的成書於宋元時期的史書中，它具有唯一性。

以往學界有一種不正確的認識，即認爲本書是書坊爲牟利找人胡亂拼湊的一部質量低劣的書。筆者多年來反復閲讀此書，得出的結論是與此大相徑庭的。本書作者不詳其人，或者不是一位史學名家。本書中確有不少粗糙不盡如人意處。但是從字裏行間我們仍可看出，本書撰者的寫作態度還是嚴肅認真的，而且在材料的搜集和取捨上也頗爲用心。所以，本書實際上仍是一部值得重視的、甚至是研究宋史不可不讀的史書。

正如前人已指出，宋史全文有相當多的内容是摘鈔自長編、中興聖政兩書，這主要是北宋初至哲宗、南宋高宗至孝宗二時段，這二大時段的文字，没有提供新的史料。但是，如前所述，本書撰者所摘録的，是不完整的長編，所以，這一不完整長編所闕的時段，本書的記述源自何書，目前尚不清楚，很可能是撰者自己編寫的。而本書與不完整長編所闕時段對應的文字，特别是關於徽、欽二宗時期的記述，是有一定史料價值的。又由於今存中興聖政是一部嚴重缺殘的書，本書與其缺殘部分對應的内容就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特别是關於孝宗初年史情的某些記載，例如關於此時期楮幣的記載，就有獨特價值。又如前所述，本書關於光宗、寧宗二朝的記述，部分可能源於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但與續編兩朝綱目備要不同的内容（筆者發現有些對應的文字宋史全文比續編兩朝綱目備要更詳細）、今本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不載的内容，其史料價值就不容低估。

宋史全文關於理宗時期歷史的記述，是本書中史料價值最大的部分。這一點，整理者曾專門撰文論述（見本書附録），在此不作重複。

宋史全文引録的宋人議論，是體現本書重要文獻價值的又一組成部分。本書史論徵引了三十種文獻（有同一種文獻用二種名目者，也可能有不同文獻名稱相同者），儘管這些議論不盡精彩，但卻有助於我們對當時史事認識的深化。同時，這些議論又是研究思想史、史學思想史的重要資料。這三十多種文獻中，有不少書今已佚失，其殘存文字也有相當文獻價值。關於這些史論文字的分析，詳見本書附録“宋史全文插引史論文獻研究”。

本書的作者受到理學的影響很深，如果我們將本書與李燾長編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對本書的理學色彩有突出的認識。本書總字數有限，但書中凡涉及理學家的活動，都不惜篇幅，對理學家的言論，都多加引録。當然，本書撰者又不完全是程、朱理學的正宗傳人，這突出地表現在書中對蘇軾本人及蜀學並不採取排斥的態度上。同時，作者所徵引史論中，徵引吕中的言論最多，而吕中被認爲是受浙東學派代表人物葉適等影響較大的史家，這表明作者對浙東學派也不絶對排斥。這種既尊崇理學又調和衆家的態度在南宋晚期的士大夫中可能帶有一定普遍性。宋史全文反映了當時流行的史學理念，特别是反映了理學佔統治地位後，人們對歷史的重新解讀。將全文與長編相比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間的明顯差異，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對儒學、理學在歷史發展、國家管理中的作用的評價明顯提高。因而，對與之相關的史事的記述所佔比重明顯增加，對重要儒學學者、理學家的活動的記述明顯增加。但是，宋史全文作者生活年代的理學，與純正的朱熹理學又有明顯差異，例如，書中多次徵引蘇軾的文字，與程頤、朱熹對蘇軾的貶抑態度有所差異，書中對元祐黨争的記述，也與程、朱對此的評價不盡相符。而這些認識恰好可以從南宋後期文人士大夫的著述中得到説明。與此相關，全文作者由於受理學影響，對皇帝個人言行的重視程度較前明顯提高，特别是對皇帝的治心，其關注程度尤顯加强。對理學、理學家以及皇帝個人作用的誇大，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歷史，同時也必然導致對一些重要史事記述上的疏漏。

宋史全文的又一特點是詳略不均衡。這當中有撰者有意爲之的成分：如有些歷史人物的奏疏撰者認爲很重要，就長篇引録，不厭其煩（如胡寅、朱熹的奏疏）。有些時間段撰者認爲非同尋常，就安排了較多的篇幅（如高宗初年）。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本書在均衡性方面確也略顯不足，文字在各歷史時期的分配上也存在不盡合理的問題。例如，徽宗在位二十五年，本書記述徽宗朝歷史只用了一卷篇幅，高宗在位三十六年，本書記述高宗朝歷史卻用了八卷（若上、中、下各記一卷則爲十九卷）。記述南宋高宗時期歷史的文字數量過多，而記述徽宗時期歷史的文字數量相對過少。

宋史全文最顯著的缺點是它的粗疏。首先是繫時方面的粗疏：月、日的遺漏頗多，理宗部分還存在前後時序混亂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大部分，顯然不是流傳中産生的，而是由撰者本身造成的。其次，文字上不够通順的現象也較爲多見，其中多數也是由撰者造成的。再次是同宋史本紀比較，在内容選擇上也頗有取捨不當的問題。本書選用的史論，也存在重複徵引的情況，標注出處也不規範嚴謹（例如“吕中曰”、“講義”、“大事記”並出）。最後，是文字上的錯訛較多，這當中可能有相當數量是刊刻、流傳中産生的，但也應有一定數量是撰者的失誤。

限於筆者的精力與條件，本書定有不少失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汪圣铎 1948年生，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