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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满清王朝划上了休止符，清廷以《大清刑律》为代表的法制改革昙花一现，中国法制近代化事业却没有停步。 民国时期，在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上，骄狂的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民国政府代表王宠惠：“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各国代表一时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没趣，悻悻而退。王宠惠素有“民国第一法学家”之誉，他不但是联合国宪章起草者之一，还是第一位出任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籍法官，曾以英文翻译了《德国民法典》，享誉西方学界。 作为司法部长，王宠惠对民国的法制建设贡献尤大。民国肇始，明令“《大清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并将其修订后更名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先后形成《第一次刑法修正案》和《第二次刑法修正案》。1927年，王宠惠受命主持草拟刑法。他以《第二次刑法修正案》为基础，参照欧洲大陆法系及日本最新刑事立法，起草了《刑法草案》。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第一部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又称“旧刑法”），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共47章，357条。根据欧陆盛行的“社会法学”思潮，国民政府于1935年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刑法》（通称“新刑法”）。体例上，《中华民国刑法》与德国、日本的《刑法典》相同，甚至总则的内容构成及顺序安排，分则各章的标题（类罪名）等都与德、日刑法差异不大。 与旧刑法相比，新刑法“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而非客观后果，刑法处罚的不仅是违法行为，而且要针对有犯罪倾向的人；时间效力上采取“从新从轻”原则。该法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了一些传统刑律的原则，如规定对于直系血亲的伤害、遗弃、妨害自由、掘墓等罪行，都要加重本刑二分之一。新刑法还规定，未满18岁或已满80岁的人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新刑法连同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共同构建了民国六法体系，实现了法律形式上的近代化。清末以前的封建刑律，与大一统集权制相适应，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编纂形式，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内容于一体，用刑罚方法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新刑法颁布实施后，很快在几大刑事案例体现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法律效力。 施小姐报父仇，孙传芳被刺死 1935年11月13日下午3时许，天津城南马路清修禅院居士林，随着“砰、砰、砰”三声突起的枪响，“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帅”孙传芳后脑、后背中弹，应声倒地，一场震惊中外的凶杀案发生了。 刺杀者是一位名叫施剑翘的女子，时年30岁。原来10年前，军阀孙传芳派兵北上，觊觎山东、河北，与直奉军队正面交火。施剑翘之父施从滨是奉系将领，时任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奉命截击时兵败被俘。孙传芳下令用铁丝绑缚施从滨，用钝刀将其割头杀害于安徽蚌埠车站，暴尸三天，悬首七日。 噩耗传来，施剑翘悲愤之余，发誓一定要血债血还。她先将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帮其谋取了烟台警备司令之职。谁知施中诚升官后只顾吃喝玩乐。其后，施剑翘结识了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施剑翘以身相许要求施靖公为她报父仇，得允。婚后5年，施剑翘生了两个儿子，施靖公却迟迟不履行早先的诺言。无奈之下，施剑翘毅然携子从山西回到天津母家，临行前留书一封，指责施靖公背信弃义，并留诗一首：“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到天津后，改名剑翘，取意“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以此明志。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孙传芳被刺后，施剑翘先将勃朗宁手枪的保险关好，放入大衣口袋，然后将数十张事先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及传单撒向众人，高声大喊：“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去自首。”旁人惊魂未定，无人敢应声。施剑翘见状，走到电话亭，准备给警察局打电话自首。这时值日岗警王化南闻讯赶到，施剑翘把手枪交出，说：“枪里还有三发子弹，我是为父报仇，杀了人，你带我去自首吧。”随即被关押。当天下午，天津大街小巷到处传着“号外，号外”的卖报声，《新天津报》刊发了《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的文章。 施剑翘被羁押后，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刺杀一案，上午8时10分正式开庭，由推事文人豪主审，书记官、检察官及被告辩护人、原告代理律师各就各位。施剑翘穿着一件青布棉袍，神情镇静地站在被告席上。法庭内外人头攒动，观者如堵，尤以学生打扮的青年女子居多。 主审官文人豪首先询问被告姓名、年龄、籍贯及住址，施剑翘一一作答后，公诉人提起公诉，认为“被告持有军用枪弹，杀死孙传芳，自白不讳，且核与证人（清修禅院主持）富明、（和尚）东海、王化南等所供相符。并有传单、手枪、子弹、《告国人书》等证据，实犯刑法第187条、271条第一项之杀人罪，请求法庭公判。”《中华民国刑法》第271条第一项明文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与证人当庭对证后，文人豪传讯孙传芳的儿子孙家震。孙家震涕泪俱下，说遭遇惨祸，母亲悲极欲死，最幼之弟年仅5岁，请求依法严惩凶犯。施剑翘听后，立马驳斥：“他说他父死得惨，不知吾父死于他父之手，其情更惨??”言未毕，亦泣不成声。中午12点，双方仍争持不下，主审官宣告退庭，定期再审。 半个月后，法院再次开庭。检察官除认定刺孙情节与事实符合外，施剑翘自首条件是否完备尚值得研究。施方律师为此予以辩护，认为施剑翘确系自首：其一，被告自首，照《刑法》62条，应当减刑。《刑法》第62条规定：“对于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减轻其刑。但有特别规定者，依其规定。”其二，报父仇孝义可嘉，应援《刑法》59条，酌情减刑。《刑法》第59条规定：“犯罪之情状显可悯恕，认科以最低度刑仍嫌过重者，得酌量减轻其刑。” 12月16日，天津地方法院以“诉字第622号刑事判决书”对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作出判决。判决书肯定自首成立，以“其主观方面，纯为孝思冲激所致，与穷凶极恶者究有不同，合于上述自首减刑，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十年”。不想原告孙家震、被告施剑翘对上述判决均不服，同时上诉河北高等法院。原告认为被告自首行为不能成立，被告认为十年徒刑量刑过重，未能受到法律应有的悯恕。 1936年2月6日，河北高等法院就此案进行复审。施剑翘发现第一次庭讯时的重要证人如王化南、刘恕修等均未到庭。原来，财雄势大的原告孙家震，买通警察局，开除了上述能够据实作证的证人，只留下长期受孙传芳资助、偏袒孙家的居士林和尚富明及东海。为此，施剑翘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我枪杀父仇后，报警的是刘恕修，第一个见我的警察是王化南，他们是本案的重要证人，由于在第一审时说了实话，你们仗势欺人，把他们都开除了，现在离开天津下落不明，法院太黑心了，孙家有钱有势，其情可疑。”结果抗议无效。 经过辩论，2月11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判：原判决撤消，施剑翘杀人，处以有期徒刑七年”。庭长当庭告知施剑翘：杀孙传芳乃为父报仇，情可悯恕，故减至最低之刑；原判认定你属自首则是错误的，因为王化南未到居士林之前，已知案发，进禅院赶往电话室，均在你向警士声明自首前发觉；你虽有自首之意，然事实尚不明显，故此宣判。 河北高等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平息原告、被告的异议，官司随即打到南京最高法院。拖延到8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才作出裁决，维持河北高等法院的原判。 庭内纷争不断，庭外同样群情激愤。由于施剑翘手刃的是曾杀人如麻的军阀孙传芳，当时社会舆论普遍对她表示同情。著名女报人邓季惺在南京《新民报》发表文章《对施剑翘判决书之意见》，认为孙传芳系祸国罪首，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本应处极刑，国民政府也曾通缉在案。诛杀国法不容之人，古今均不为罪，施剑翘以一弱女，诛杀凶犯，法庭却判以十年、七年之刑，实欠公允。南京《朝报》发表了扬州妇女会致首都、上海两妇女会请联合营救的通电。上海《大众生活》杂志则称：孙传芳皈依佛门，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暗中与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等联络），是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放下佛经，立地成屠”的典型屠夫。 此案还惊动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人同情施剑翘的遭遇，联名呈请国民政府明令特赦。冯玉祥早年曾与施剑翘的叔父施从云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之滦州起义，施从云时任营长，起义中牺牲，冯玉祥当时为营副。经多方努力，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于1936年10月14日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囊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印)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68条规定：“国民政府行使大赦，特赦及减刑，复权。” 轰动一时的替父报仇案，至此终于定论。 林森特赦令下达的第二天，施剑翘被释放。由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司法，在民国时期甚为罕见。10月20日，施剑翘离开监狱。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当局在她未出狱前故意放出假消息，转移社会注意。当天下午二时许，警方派出三辆汽车迎接其出狱，施剑翘乘坐中间的一辆，先到天津的亲眷家探视，两小时后乘快车赶赴北平。孙家及孙部旧属虽强烈不满，也无可奈何。他们出巨资16万元，在北京西山卧佛寺旁建造了孙氏墓地和祠堂。现在北京市植物园的范围内，孙传芳的墓穴和墓碑仍完好。后来，施剑翘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1957年起她被聘为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79年，施剑翘因病去世，享年74岁。 救国会七君子“危害民国”被捕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北洋政府的特别法传统，制定了大量刑事特别法进行刑事镇压。主要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常活动办法》、《惩治盗匪条例》等；其后又有《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戒严法》、《惩治叛乱条例》等等。这些刑事特别法可以不受刑法典法律原则的约束，便于规定普通法不便规定的内容，以致民国法学家们在《中华民国刑法》中体现的法治救国理想，不断遭到当局专制统治无情地扼杀，“七君子事件”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1936年，日本吞并中国之心路人皆知，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由此纷纷成立。是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图存，共赴国难。《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1月，在救国会及上海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运动取得胜利。 受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影响，救国会的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敌视。11月23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人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罪名被当局逮捕，引发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刚一被捕，社会各界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等20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此事。国际社会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人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12月4日，沈钧儒等人被押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等候审讯。 国民党中央的陈果夫、陈立夫一度主张枪毙“七君子”，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沈钧儒等人商定一旦被押赴刑场，他们将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在临刑前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张学良等人提出的协议主要包括“出兵抗日，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其中一条便是“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即沈钧儒等人。 1937年4月3日，当局正式对“救国会七君子”提起公诉。主要内容为：“各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第11条、第28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之罪。”《刑法》第28条明文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起诉书》罗织的罪状还包括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等。 6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两次开庭审讯。刘崇佑、江庸等20多知名律师自愿为“七君子”出庭打官司，形成了中国律师史上盛况空前的辩护阵容，沈钧孺、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人本身都是全国著名的大律师。法庭上，他们充分展现了大义凛然的雄辩风采。 沈钧儒第一个受审。法官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答：“赞成不赞成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救国会从来不谈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宣传什么主义，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救国主义”。“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利用。”沈钧儒据理力争。 讯问被告以后，许多律师先后起立发言，提出理由，要求传唤人证，调查证据，但庭上均以摇头、摆手的动作，不予回答。在被告与辩护律师坚持下，检察官面红耳赤，穷于对付。不得已，审判长宣告“明日续审”，草草收场。 第二次审理时，当史良被问到“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时，史良告诉对方:“好比一家人，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救国有罪!” 审讯最后的焦点集中到西安事变是否与本案有关联这一点上。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一致要求应传张学良将军到庭作证，以明确被告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检察官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用多此一举。章乃器随即表态：“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中国人的脸。”检察官恼羞成怒，连连吼叫：“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我要起诉!” 于此同时，慰问、声援“七君子”的函电如雪片般飞来，“爱国无罪”成为全国民众共同的心声。紧接着，“救国入狱运动”如火燎原。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以“爱国罪”候审，同时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表明准备入狱不专为营救沈钧儒等人，更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各界响应，普通老百姓纷纷签名，要求加人“救国入狱”的行列。当局骑虎难下，顿时慌了手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声浪遍及全国。进退维谷之际，江苏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当“七君子”出狱时，数百人立于烈日之下鼓掌欢迎。不过，七君子当时属于“具保释放”，直至1939年1月26日，当局才由四川高等法院宣布撤回对此案的“起诉”，最终在法律程序上结案。 作为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此后不断被修订，台湾地区至今沿用，足见其影响之深远。相比而言，新中国的刑法典，却是1979年以后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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