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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9年进入史家胡同小学的。
1958年底，由于父亲调到张家口外语军事学院学习，所以我们全家从空军长沙基地搬到北京居住。先是住在锣鼓巷总参3部招待所。天气转暖后，搬家到史家胡同11号。当时该处是总参的房产，“文革”中移交地方。
1959年夏天，史家胡同小学招新生。因为我是10月26日出生的，超过了9月1日，所以起初学校不收我，让我第二年再上学。父亲着急了，从学院跑回来，拉着我的手，拿着部队的介绍信，亲自跑到学校，好说歹说，终于让学校同意我当年入学了。
记得上学第一天，我背着妈妈亲手缝制的书包。书包是用旧衣服改的，外面包了一层新的褐色和黄色线条的大格布（绒）。语文（算术）书的包书皮用的是《大众电影》穆桂英挂帅的封面，上面用繁体字写着“賀铁軍”。我学着写，但是一直记不住“贺”字里面那个“贝”，是三横还是两横。后来老师教了我简体字，名字才能够正确书写了。
刚刚进校，就被高年级的孩子戏称：“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于是心里着急，恨不能马上长大上二年级，也加入挤兑一年级新生的行列。
我们班是“十年一贯制”试验班。学习进度比普通班快。算术方面，3年级结束时，已经学完普通班4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以此推算，小学6年可以学完初中一年级的课程。后来听郑万和讲，我们班在4年级时被解散，班上的同学被分配到各普通班。
得益于三年级时提前学习了四年级算术的缘故，1962年我调到新的学校——育鸿小学后，算术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老师的宠儿。及至考入101中后，我的数学成绩也是非常了得，成为班上5人自学小组成员之一。1966年初一毕业时，我已经学完初二的数学。在小学、中学打下的良好数学底子，甚至影响到我的电大学习。1982年第四学期期末数学考试，我以84分的成绩在全北京市3000多名考生中位列第二名。着实给房山电大工作站的同志挣了一回脸。
在史家胡同小学用的“十年一贯制”的三年级算术课本让育鸿小学的田老师要去后，一直没有还。
在史家胡同小学的三年期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吃不饱。学习了“杨靖宇”课文后，受他吃草根的启发，有时上课时饿了，就尝试着吃书，吃书的白页部分。撕下一小块，放在嘴里慢慢咀嚼、咽下。有时越吃越饿。所以那年我的课本，边边角角都让我撕下吃了。后来管片的朝内派出所董所长上我家玩，知道了这事，加上身为居委会主任的妈妈患肾盂肾炎，双腿浮肿，特意让粮食部门批了我家几斤黄豆。
1、2年级时，因为学习成绩好，经常被老师“请”去，帮助判（算术）作业。初，老老实实，从头至尾、认认真真检查每个人的每一道题。后来老师说，不用那样费劲，可以先找一名好同学的作业，判完后，没有错误，就以此为标准，对比着判；文字题以最后的答案对否为主，中间过程不管。我负责判题的对错，老师负责打分。梅凯、吕梅梅、郑万和等同学的作业，都曾经是标准。
我们班的同学，男生有：郑万和，叶强强，宋苗苗，宋晋华，田维仁，杨兆麟，石春玉，史龙，薛宝义，佟钊，鲍晔，王兰兰，吴尚志。女生有：梅凯，韩×军，王妮，阴欣欣，李秀英，范小秋，臧克家的女儿（忘了叫什么名字），李丹妮，吕梅梅，童小凯。其他同学的名字已经忘了。
其中，杨兆麟在三年级时是班长，家住在干面胡同7号。
宋苗苗，田维仁，梅凯，韩×军，童小凯是人艺的子弟，住在人艺大院。
田维仁的父亲是演员，当年出演过话剧《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在火车站被特务打死的苏联红军战士。
梅凯的身高在全班女生中是最高的，学习也好，当过班干部，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之一。
韩×军的父亲是人艺的电工。她经常让我去她家里玩。
童小凯在1965年与我一起考入北京101中，进初一（2）班。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甜甜的笑意。“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与同班同学程思远的儿子关系密切。1997年101中校庆50周年时，了解到她已经改名“童凯”，在匈牙利一所基督教学校工作。现在美国居住。
郑万和目前是王府井集团总裁。他的鼻梁骨较高，乒乓球打得不错。三年级上体育课，老师组织的全班比赛乒乓球赛，我输掉的唯一一盘球就是跟他打的。因为“文革”中他与我在101中的同学韩静男一起去了东北插队，所以在2000年前后，通过韩，与他取得过联系。
鲍晔的父亲是北大副教授，住在“少年之家”那条胡同的尽南头东侧。某天一大早，我跑到他家玩，正赶上吃早饭。他爸爸非常和蔼，马上让保姆给我盛了一碗白米粥。粥的滋味没有记住，反正比我妈妈熬得好喝。盛粥的瓷碗对我印象颇深。是那种很小的瓷碗，我一只小手能够端起来。碗的基色为白色，带蓝色花纹，碗体上带几乎透明的菱形凹进去的图案，透过碗体，可以看到端碗的手影。说明瓷碗很薄。我家的大粗磁碗，盛满粥，得双手捧着喝。据说“文革”中，鲍晔全家搬到西安去了。
吴尚志是著名心血管专家吴英铠的儿子。他是在三年级时转校来的。那年评“三好学生”，老师有意识地想让他当，因为好几个人不同意，第一次没有通过。他
“哇”地一声，放声大哭。我坐在他的前面，吓了一跳。经过老师再三做工作，重新选举，大家才一致同意他当班上唯一的“三好学生”。吴家在东单附近，院里有个大花园。1962年暑假期间，一天我去他家玩捉迷藏，藏在草丛中，他愣是没有找到。可是回家后，发现腿上被蚊子、小虫子等咬了N多个大包，极痒。目前他已经是鼎晖中国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王妮是在二年级转入的，家住煤渣胡同2号。学习一般，但是长得比较漂亮。我去过她家帮她做作业。虽然我只有8、9岁，但是也知道什么叫漂亮了。
叶强强的图画绝对是强项！一年级时，全班同学还在使用彩色蜡笔画画时，他已经拥有12色彩色铅笔了。真令我羡慕和眼馋。他画解放军骑马飞腾，占据了整个图画本，我一个劲央求他把此图送给我，没有成功。但是从他那里学会了画坦克。
石春玉和李丹妮住在一个院子里，位于卫戍区警卫营宿舍楼的东边，马路北。石春玉较胖。不知现在是否更加胖了？
王兰兰的语文好。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好像他在三年级的一篇作文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过。他家住在灯市口丁字路口的西北角。
范小秋个子不高，娃娃脸圆圆的，眼睛不大，但是很好看。一天，我去交全班作业，看到图画杨老师（女）正在给她画素描。小秋老老实实地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她家住在“少年之家”那条胡同北把口处的东侧。
李秀英和臧克家的女儿同住在史家胡同1号。那也是个大院子。臧克家的房子坐北朝南，有不少房间，尽是大玻璃。各房间之间带长廊。院子里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李秀英比较活泼，话多。二人的学习一般。
阴欣欣家住在17号。有时我去找她一起上学。欣欣挺瘦的，梳个短发，戴眼镜。当时的个子比我稍高。
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孩是吕梅梅。个子很高，当然比梅凯矮一点，瓜子脸，学习也好。家住东单二条。有一天她约我去她家写作业，还说晚上请我看电视。我只看过电影，电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结果到了晚上7点多，天渐黑，作业本都看不清了，她悻悻走过来，说：停电了。电视自然没有看成，不过我依然很高兴。与漂亮的女孩在一起，总是愉快的。约好，下次再到她家做作业。小孩子之间的约定，忘得快，等我想起来，已经放假了。
说完记忆中的同学，再说老师。
一年级时，班主任是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刘老师。她身材较高，微胖，圆圆的脸，两只圆圆的、黑黑的大眼睛，很好看，长长的两条大辫子过胸。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教室内是两只煤球炉子，位于讲台处和教室中间。靠窗子和后边的同学冻得经常跺脚。老师每隔15分钟左右，就让我们站起来，搓搓手，原地跳一跳，暖和一下。从刘老师那儿，我学到了许多生活常识：放学回家后，要让妈妈把鞋垫烤干；手上有皴后，要用热水泡一会儿，把手上的泥儿搓去，然后在裂口上抹蛤蜊油；外出上学时戴上手套；以及用半张报纸就可以把炉子生着的方法；拣煤核的技巧，等等。她曾经拿起我的小手，告诉我要剪指甲了。老师的手又软又暖和。
刘老师教学方法挺活，有时采用联想的方法，让我们记住比较复杂的字。如“鼓”字，她让我们记住“十豆十又”。在教“获”字时，让我们想想应该如何记住？大家纷纷出主意。有一个挺憨厚的、大家公认比较愚笨的男生（忘了叫什么名字）居然想出了“两只小狗头上戴草帽”的联想，令老师和同学叫绝。
教我们削铅笔是最有意思的。许多同学，包括我，刚入学时，根本不会削铅笔。有时写作业，光削铅笔，就要占小半截课。那时的铅笔质量不好，除了个别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学用得起一毛钱一只的中华铅笔外，大部分同学用的是2、3分钱一只的铅笔。铅芯忒爱断，尤其是咔哧笔尖时。刘老师几乎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咔哧笔尖，什么角度啦，转着圈地咔哧啦，在桌子上垫一张废纸啦……。我成为父亲后，原封不动地教会了儿子削铅笔。
为了节约铅笔，老师鼓励我们用笔帽套上握不住的铅笔头继续用。还推广用纸叠的铅笔帽。大部分笔帽是薄薄的铁皮做的，一用劲就瘪。有的同学用黄铜笔帽，算是当时的高档货了。
手工课上，老师教会了我们叠纸飞机。课间休息时，比一比谁做的飞机留空时间长，滑翔距离远。我们还学会了叠纸衣服、纸船、纸盒、纸花篮、纸鹤，以及用纸叠成的盒子枪。
忘了是几年级时老师叫我们如何正确使用字典的，好像还教了如何使用四角号码字典。因为我爸爸拿回家的字典正好是四角号码字典，比那种袖珍版新华字典要大一些，所以有一些不认识的字，我是通过查字典学习到的。
大字课上，为了节省研磨的时间，我们学会了在研磨时加几根柏树叶，果然，只用平时一半的时间，墨汁研得又稠又浓。能用现成墨汁的同学，大概不超过3名。教我们描红模子的王老师，年级比较大，挺高，挺瘦。他不主张用瓶装墨汁，说：研磨时，可以调节人的心气，心气平和了，才能写出好字。
三年级的班主任是蒋枢霞老师。个子不高，较瘦，忒严厉，梳个短发，快人快语，教语文，家住《北京日报》社的对面。那年期末考试结束，没有见到蒋老师，一打听，病了。于是约了几个同学去看老师。几个小孩，一路打听，一路玩，找到老师家。蒋老师住的地方挺局促的，一进门就看见老师躺在床上。小小的房间居然装不下我们几个小孩，3个人在屋里，还有两个只好站在门口处。
蒋老师名字中的那个“枢”字，我不认识，特意查了字典。
有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王老师，教我们三年级的算术。她戴个眼睛，个子不高，圆脸，扎两个短辨，经常穿件深蓝色上衣。因为经验不足，上课时居然让我们气哭过。一次，她给我们出了一道智力题：山上一群羊，上下一群羊，如果山上的羊给山下一只，则山上、山下的羊一样多；如果山下的羊给山上一只，则山上的羊是山下的2倍。问：山上、山下各有几只羊？一下子，课堂就乱了，大家纷纷举手发言，还相互讨论、争执。大约4个同学发言后，答案仍然不对，课堂安静了不少。我的大脑也在飞速运转，通过大家发言和争论，隐约知道这两群羊应该相差2只，但是究竟是3与5，还是4与6，还是5与7……？突然灵光一现，算出应该是5与7的关系。王老师对我相当满意。
那时我们非常喜欢看苏联出版的一些数学课外读物。我至今记得一个求尾数是“5”的两位数平方速算方法。对于15，25，35……95的平方，末尾两位必是“25”，然后用十位的数字乘以该数字加1之和，比如：252，末尾是“25”，2×（2＋1）＝6，“6”即为百位的数字，252＝625。同理，752？7×（7＋1）＝56，后面加上“25”，于是752＝5625。余此类推。
应该是1961年，“六一儿童节”前宋庆龄副主席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一篇节日祝词。在妈妈的鼓励下，我用田格纸给宋副主席写了封信，大意：虽然我还不到9岁，没有加入少年先锋队，但是我决心听您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早日入队，云云。想不到没过几天，宋副主席办公室给我回信了。写了满满一张红头纸，末尾盖有一个醒目的红章。回信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当我把回信拿到班上臭显孛时，被老师发现，拿走，给全班同学念了全文，然后告诉我：宋副主席很忙，一般情况下不要给她写信打扰；这封信是全班的荣誉，上交学校了。连信封都没收了。不知学校还保存着这封回信吗？
教图画的是杨老师。个子不高，较胖，梳短发。一天上学的路上，在警卫营宿舍楼附近，我追上她，说：有时我脑子里都想好了怎么画画，从哪儿下笔，在哪儿拐弯……怎么就是画不出来？杨老师笑了笑，告诉我：手生，要多多练习才行。上公园、马路、郊外去写生。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写生”呢。
有一个问题，当年到了三年学，还不知道校长是谁？听姐姐（史家胡同小学毕业）讲，当时是个女校长。
1962年暑假，爸爸从外语军事学院毕业。因为国家困难，压缩驻外使馆的经费，所以没有出去当武官，留在空军领导机关工作。于是我们全家搬到公主坟的空军大院。我告别了生活了三年的同学，告别了史家胡同小学。
“文革”中，我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失去了上大学、晋升、调动的无数机会。改革开放后，通过自学和奋斗，我完成了电大专科学习，考取了高级工程师职称，获得了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和国家注册设备监理师的执业资格，成为商务部援外项目评审专家。
我怀念史家胡同小学那三年的学习经历！怀念教育我、关心我、帮助我的老师们！
在此，向学校和老师们说一声：谢谢您们！
2008-10-26完稿
附1联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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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67135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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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小学同学照片
 贺铁军小学毕业照
 鲍晔小学毕业照
 宋晋华小学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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