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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姚孝平
小时候过年，最开心的是收到红包。除夕夜，年夜饭一吃好，妈妈就笑眯眯拿出一个用红纸包着的红包递给我，奶奶也紧跟着递上。我兴奋地不敢拆开，总要上了楼才慢慢打开。妈妈的红包代表爸妈俩，一般是一百元，奶奶的红包代表爷爷奶奶，一般是五十元。有了压岁钱，心里想的是明天大年初一到镇上买什么好呢，洋片、连环画还是书包玩具？ 老家习俗，除夕夜的压岁钱是要用掉一部分的。大年初一一早，妈妈带着我去镇上玩，给我买衣服鞋子，我则用压岁钱买回一大叠洋片和一堆变形金刚玩具。 去亲戚家拜年，也会有红包。到舅舅家，舅舅会在我们一到就拿出红包给我；姑妈的红包则要我们临走时才赶上来给我。每个人给的时间习惯不同，因此让我等得既兴奋又忐忑。大人们吃酒聊天，我心里老想着红包什么时候给。有的亲戚今年给，明年不给，我以为哪家亲戚给了就年年会给。等我们要走了，亲戚的手还在裤子外面挂着没有动作，我就很失望，回家路上总会问妈妈：“妈妈，今天舅舅怎么没给我红包？”妈妈笑笑，说：“等明年吧！” 那时，亲戚给的红包不多，一般十元、二十元，多的才五十，甚至还有五元的，就是图个吉利，让孩子高兴一下，想给多少就多少，没有谁攀比。孩子没去就没红包，所以走亲戚孩子总是冲在前面，当地俗语叫“骗见面钿”。亲戚给的红包一般攒起来交父母保管，等考试考得好时父母再加点钱分批次奖励返还，这也是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红包是小孩子过年最大的温暖，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到十八岁一过，就没人给我红包了，几年后，就轮到我给小辈们发红包了。但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压岁钱已成为人们一种不小负担。奶奶去年给表弟的女儿一百元红包，孩子拆开后，居然嫌少扔在了地上。我一个朋友回老家过年，派发了五千多红包，差不多是他近两个月的工资。有的老板还几千几千给。 压岁钱厚薄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喜的是孩子，烦的是大人。有的孩子一年收到的红包就有好几万，孩子不会理财，有的就去高消费，买这个玩那个，还学会了炫耀攀比。今年过年，微信QQ支付宝开始给用户发红包，我拼命戳，三个红包加起来才4.88元，但我很开心，开心的是有了红包而不是具体的数额大小。 网络时代的产物带来正能量，给传统注入新活力，纠正日渐失去本意的风气，更让人们反思过节的意义和生活的本真。人们借助红包这一载体让孩子快乐，增添喜庆气氛，这无可厚非，但有个度的问题。如果红包越来越厚，甚至为面子违心增厚，大家都为红包累，是很毁人的，也失去了过新年的欢乐和教育孩子的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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