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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春秋时期考古遗存的“缺失”和金沙与战国时期考古遗存的相异而言，金沙文化或说“三星堆—金沙文化”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存在着断裂。是否如此，以及何以如此，这需要进一步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致力于研究长江流域的青铜器与青铜文化，一直关注成都平原的文明起源问题。关于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以及二者的关系有哪些新思考？随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推进，又有哪些新的学术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施劲松。 新发现推进认识 成都平原文化发展脉络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成都平原先秦考古的现状如何？ 施劲松：成都平原的考古工作开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历史即使与中原地区相比也不为晚。不过，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学文化受到广泛关注，当与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的发现有关。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偶然出土后，学术界对三星堆器物坑和三星堆文化的讨论曾出现热潮。现在距三星堆器物坑的发现已近30年，其间在成都平原又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比如有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城址群和什邡桂圆桥遗址、三星堆城址的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以及晚于三星堆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等。 新的发现和研究，使我们对成都平原的文化发展脉络和文化面貌的认识又有推进。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学术界提出了桂圆桥文化（距今5100—4600年）、宝墩文化（距今4600—4000年）、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100年）、十二桥文化（距今3100—2600年）的文化发展序列。我认为，尽管成都平原的文化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序列，但这个日渐完善的序列为我们探索成都平原的早期文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线索。 从三星堆到金沙 社会发展并没有中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年来关于三星堆和金沙以及二者的关系有哪些新思考？ 施劲松：目前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多道城墙，表明其城市形态较宝墩时期的古城更加复杂。在三星堆城内的青关山还新发现高等级的大型建筑，再结合过去器物坑中出土的大量金器、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等贵重物品，可以说，三星堆文化时期很可能已形成了早期国家，三星堆古城就是都邑，也是一个区域性文明的中心。这样一个区域性文明不同于包括夏商周在内的其他已知的文明。三星堆器物坑中那些极具象征性的器物，表明三星堆文化具有独特的宗教信仰。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中的铜器以青铜人像为主，可能陈列于宗庙，反映了祖先崇拜；二号器物坑的遗物基本都与太阳崇拜的主题相关，应出自太阳神庙。在这个文化和社会中，王权和神权并存。 成都金沙遗址的一系列发现可以印证并且加深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上述认识。在金沙遗址虽然没有发现像三星堆城址那样的城墙，遗址的范围也还难以确定，但遗址内的功能分区却比三星堆更为清楚。2001年以来在约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确认了宗教祭祀活动区、大型建筑区、一般居址区和墓地，金沙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个都邑遗址。在金沙遗址同样出土了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木器、陶器和象牙等。这些遗物是认识成都平原商周时期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的新资料，也是我们探讨三星堆文化发展去向的关键。 金沙遗址的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初期，与三星堆遗址的时代有部分重合，说明三星堆古城和金沙曾经并存。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物大多相似，并且都突出了对太阳神的崇拜。有所区别的是，金沙的祭祀器物是由多次实际举行的祭祀活动所遗留，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祭祀有不同的器物组合与埋藏方式。这反映出金沙时期的祭祀活动已不同于三星堆时期将大量表现祭祀对象、祭祀者和祭祀场景的器物供奉于宗庙与神庙之中的做法。 另外，金沙祭祀区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形体小而轻薄、多锻造成型、采用镂孔或彩绘装饰，并用大量石雕、木雕、玉器、漆器等代替青铜制品。结合铜器成分检测结果，可以推断金沙青铜器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主要原因当是金沙时期缺乏铜料。铜矿资源匮乏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当时成都平原的权力中心由三星堆转移到金沙的新线索。 不论三星堆和金沙在年代和文化面貌上有着怎样的具体差异，从总体上看，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文化显然具有同一性和延续性，从三星堆到金沙，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脉络并没有中断。正如此，我目前倾向于将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合二为一，将二者作为同一文化即“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早晚两个阶段来看待。 至于这里称“金沙文化”而未用学术界早已提出的“十二桥文化”，则是因为我认为三星堆之后的权力中心在金沙而不是十二桥，金沙的发现也远比十二桥重要、丰富并更具代表性。相对于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以及更晚的战国时期的大量遗址和墓葬，成都平原相当于春秋时期的考古发现却很少。另外，到了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已完全不见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那些遗物，此时的巴蜀文化与此前的文化全然不同。 就春秋时期考古遗存的“缺失”和金沙与战国时期考古遗存的相异而言，金沙文化或说“三星堆—金沙文化”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存在着断裂。是否如此，以及何以如此，这需要进一步探究。 努力探究春秋时期遗存减少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研究的推进，当前在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工作中还有哪些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施劲松：资料不断增多，认识在不断推进，但新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比如我们如果同意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明，那么自然就会追问这样一种文明是如何产生的。 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之前是宝墩文化。宝墩文化虽然出现了城址群，但似乎还难以确认三星堆文化是直接从中产生。三星堆文化具有较为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同时还拥有崇拜太阳的宗教信仰，那么，构成三星堆文化核心的这些技术和观念究竟来源于何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三星堆文化本身而言，现有的研究和关注点多集中于两个器物坑出土的丰富遗物，但对于三星堆古城，以及同时期成都平原上次一级的城址或聚落，我们知道的还不多，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三星堆时期文化和社会的认识。至于为何到了春秋时期各类遗存明显减少，文化面貌也发生明显变化，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8日第833期第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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