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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的一天，瑞典斯德哥尔摩某家银行，遭到两名绑匪抢劫。然而，在事件之中和事件之后，却有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们的证词，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匪…… 人们无法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将它病理化。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曰“人质情结”。 此事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当你明白了人性并非我们惯常认为的”人之初，性本善“，也并非“人之初，性本恶”，而是实实在在地具有善与恶的二重性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一个类似丛林社会的社会中，强权崇拜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普遍有一种“崇拜情节”，崇拜权威，崇拜权势，崇拜大款，崇拜大牌，崇拜老爹，崇拜二代......唯独不崇拜自己，非常严重，而且越是处于底层的人，崇拜情节越盛，崇拜的对象越多。在向上崇拜的同时，向下则充满了鄙夷、不屑和欺凌，崇拜越盛，欺压越残忍。丛林法则的残酷使他们人性中的恶发挥到极致，而善的一面却逐渐失去了地盘。他们急切地需要一种认同感，一种对上的认同，这种对上认同的心理驱动也就必然地产生对下的鄙夷和欺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抬高或至少是保持自己现有的地位，所以阿Q总是搜肠刮肚地想找到一点“曾经姓赵”的蛛丝马迹，挨了赵大爷几巴掌以仍然不甘心，后来又总想将自己的行为与革命党联系起来，哪怕为此挨了几文明棍，哪怕最后被“咔嚓”也不曾后悔，攀龙附凤的同时又总要找机会欺侮一下自认为比他更弱的小尼姑和吴妈。可以十分有把握地预料，如果给阿Q一支枪，阿Q一定会持枪忠实地为赵大爷站岗，而不是将枪口最准赵大爷建立起来的封建秩序。 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里的怯者便是社会底层的“恶”者。强权的统治正是因了他们的参与才得以维持，因为他们是整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伙。鲁迅的伟大正在于此：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几十年后发生并定义却又难以找到答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出了合理的社会学解释！ 当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类似于丛林社会的社会，或曰强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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