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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酒文化的利弊

 天凉好个秋zdy 2016-02-17

      中国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记载,早在七千年以前,我国就已经发明了酒。在中华五千年辉煌历史的狂涛巨浪中,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品,历经了岁月沧桑的洗礼,见证了数代王朝的兴衰。在拥有灿烂文明的中国,酒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被文人志士赋予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的洒脱和桀骜,被英雄豪杰寄托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壮和苍凉。酒,微浊而清冽,味苦而微甘,既有“导气养形、遣忧消患”之功效,亦有“祸国殃民、伤身乱性”之骂名。它是情感的挥发,更是灵性的汇聚,饱含着中国——这个神秘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独特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于历史的尘埃中缓缓向我们走来。

      酒之“修身”、伤身

      宋代有一喜爱苏轼的士人,名朱肱,对酒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著有《北山酒经》三卷。其书云: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虽可忘忧,然能作疾,所谓腐肠、烂胃、溃髓、蒸筋。细致阐明了酒对人体的危害。然而,随着时代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对酒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加深。现代科学表明:适量的饮酒对人的身体是极为有益的,甚至被认为是”百药之长”,能起到强身健体之功效。酒精还有利尿作用,能将盐分随尿排出,且对于心血管疾病也有很好的预防效果。英国King’s College及St Thomas Hospital的专家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每天喝啤酒,可以提供大量天然来源的硅元素, 对于骨骼健康非常地有帮助。此外,使啤酒会有苦味的HOP(啤酒花)含有一种女性荷尔蒙,这种成分具有美容和减轻压力的作用。

      酒之养性、乱性

      中国民族性格有着自己的特点:尊老敬长,知足常乐,注重生命,温文尔雅等等。而中

      国人对酒的态度以及饮酒的方式在这些民族性格特征的形成过程当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单看“酒”字,左边为水,右边为“酉”,即代表着酒须水才能酿成,而饮酒则要先敬长辈。

      再以“知足常乐”为例,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使中国人想

      获得丰衣足食十分不易,另一方面则与酒也有着一定的渊源。酒,由于它的醇厚清香,能够

      刺激人的感官,并且带来精神上的兴奋与愉悦,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为人们生活上的一种需要。于是,以饮酒为知足,以饮酒为常乐,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点。然而,物极必反。适度的饮酒固然能陶冶人的性情,过度耽于饮酒作乐,则会使人迷失本性,以至于癫狂而不能自拔的地步。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昏君夏桀以饮酒杀人为乐。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还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据说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醉而溺死的事情时常发生,荒唐无稽之事,常使妹喜欢笑不已。可见,酒对一个人的本性可以造成多大的扭曲。

      酒之怡情、伤情

      自上古开始,酒就被中国人所喜爱。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饮酒使得人心情愉悦,心胸开阔的事例俯拾即是。酒可怡情,陶冶人的情操。从文人墨客的诗句中即可窥见一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些诗句的作者,虽早已无可稽考,但表露出来的士大夫胸襟,则至今仍让人钦羡不已。在封建王朝君王专制的古代,士大夫饮酒的目的无外乎有三:追求自由,佯醉避世,享受人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饮酒怡情、自斟自饮、自娱自乐的典型首推陶翁陶渊明。他所作的《五柳先生传》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传诵不绝。“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增不吝情去留。”至此,一个洒脱不羁、任情率性的超凡脱俗的教书先生形象已赫然跃于纸上,深深印于人们心底。在陶渊明这里,自然有对人生若梦的感伤,也有追求自然、超然物外的襟袍,其中多多少少也流露出一点享乐主义,但他并不暴饮,以致坠入单纯享乐的泥坑,也并不为酒瘾所驱使,做出有辱清贫的事来,总而言之,他并没有把这些倾向发挥到极致,相反,他把这些东西平淡而又融洽无间的结合在一起了。他所品尝的是酒中的“深味”:“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手持一杯清酒,悠然而望南山,魏晋名士的荣誉和富贵,这一切的一切,于他看来,也不过是过往云烟罢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老夫子的这句醒世哲言在碰到“性嗜酒”的五柳先生时,算是找到客观实物的寄托了吧。不过,在我们过多关注于历史上那些因饮酒而变得洒脱、狂放不羁、超然于世俗之外的“谪仙”时,也不能疏忽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因过度沉迷于饮酒而造成性情大变、消极避世、浑浑噩噩无所寄托地生活于天地之间的“以酒浇愁者”比比皆是。有竹林七贤之一称谓的三国魏诗人阮籍,三岁丧父,家境清贫,勤学而成才,然后遇仕途不顺,闭门谢客,终日沉醉不醒,缄口不言。有史料载: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是以王勃在其所作《滕王阁序》中称:“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表明自己对这种消极避世、耽于酒乐、浑噩不知所终、生命意义渺茫不知何在的生活态度的不解与坚决反对。

      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本人所知晓的不过沧海一粟。然,即便如此,仍窃以为,饮酒贵在适度,重在修身、养性、怡情。试问,中国酒文化何以经得起岁月风霜、时代变幻的侵蚀和冲刷,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焕然一新的现代社会依旧如沐春风,左右逢源?单单因为它是餐桌上极佳的感情“催化剂”?抑或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宣泄情感、释放身心的必不可少之伴侣?不!经过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沉淀的酒文化绝不可能只有这些表象的东西,它应有着更加深刻之内涵和独一无二之真义。酒,它包容着贫苦人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无奈和辛酸,吟咏着文人志士“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飘逸和洒脱,歌颂着边关将士“燕然未勒归无计,浊酒一杯家万里”的豪迈和悲壮,承载着芸芸众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与厚重。酒是政治,君不见“杯酒释兵权”之险象环生;酒是经济,君不闻“牧童遥指杏花村”之轻灵悦耳;酒是习俗,君不知“端午雄黄酒”之镇邪祛毒;酒是艺术,君不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万种风情。上至帝王,下至黎民,追溯远古,窥望当今,酒,这雅俗共赏的文化精灵,无不深深地渗透其间。中国人,可以不喜饮酒,却断断不可能不爱酒,因为——这小小的一滴酒,融进了中华盛世几千年的文明,散发着炎黄子孙骨子里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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