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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并非没有恐惧和烦恼；厄运也决非没有安慰和希望。——培根  在人类生活的四大要素——衣、食、住、行——中，建筑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物质的实体，又是审美的载体。人类自告别穴居和树巢以来，对建筑中的这两种功能的追求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 故宫图片 世界上的建筑——这里指的主要是纪念性的大型建筑——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以石头为基本材料的石构建筑和以木头为基本材料的木构建筑。前者遍布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后者仅见之于东亚的个别国家，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这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世界五大洲都不缺木头，而东亚地区也不缺石头，为什么唯独中国人拒绝石头而偏爱木头？探讨这一原因不是这篇发言的任务。这里只想指出一点：这一现象跟中国的传统哲学精神是一致的，即中国人倾向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亲近自然，因而离不开木头，并在同木头的长期交道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极高的木构建筑艺术。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以“大屋顶”为基本风貌的中国传统建筑早在秦代就已形成了它的基本美学特征。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在这一风格的基础上缓慢地、渐进式地发展和完善着，期间经历过三次高峰（除秦代外，是宋代和清代），至清末形成了这种形式和风格的固定模式，有人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以中庸和沉稳的文化心理为旨归的炎黄子孙们，在这种基本固定的模式中对上述两种功能进行了长期的、精益求精的追求，从而把人类在这一领域的建筑艺术推向了极致。如果说“大屋顶”是中国建筑美学的主要符号，那么木构建筑堪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了。
中国建筑的匠师们在追求建筑的美的时候，都不把注意力放在墙的造型上，而集中在建筑的结构体系上，而这个体系是一个框架结构，它全部是暴露在外的。不难理解，要使建筑物具有审美价值，就必须让那些主要的木头构件在结构过程中体现出美感来。 结构精美的北京天坛祈年殿内景 无论石构建筑与木构建筑都不乏这一审美属性。这既体现在建筑物本身的造型，也表现在附属于建筑物的各种雕塑和陈列品。比较起来，这一点外国的石构建筑包括现代的钢筋水泥建筑有较大的优势，直到现在虽然它们在总体上已背离了以往的传统，却依然有小部分甚至比以往更强建筑物出现，如悉尼歌剧院、伦敦“小黄瓜”（瑞士再保险总部）、迪拜帆船宾馆、新加勒多尼亚首都的文化设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法国的里昂火车站、巴西议会大厦等这样一些雕塑感极强的建筑杰作。雕塑美虽然不是中国建筑的长处，但中国建筑也具有雕塑美的特点。与外国的石构建筑多半以几何造型的特点相反，中国建筑主要是以曲线造型为特征的。而且中国人对建筑的这一审美理想很早就萌发了，早在三千年前，《诗经·小雅》中就有“如鸟斯革（jí），如翚斯飞”（像鸟那样激动地拍打着翅膀，急欲腾飞）的说法，要求一种富有动势的、生机蓬勃的建筑。后来我们的按照曲线原理建造的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和点缀性的亭台楼阁，生动地实现了这一浪漫性的建筑美的理想。不说北京这样一些大建筑，外地许许多多较小的建筑，如太原晋祠的圣母殿、四川绵阳的过街钟楼、贵州黔灵山的洪福寺、上海嘉定的真如寺、峨眉山清音阁的牛心亭、云南的剑川石窟乃至丽江的许多民宅，都可以看到这种特点。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突出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威严，他们的皇宫及其所属的大型寺庙建筑一般都要衬以高大的台基或须弥座，有的非常宏伟壮观，像北京故宫太和殿和天坛祈年殿的基座，它们的墙体和栏杆的造型十分讲究，雕刻非常丰富，其雕塑美的品格堪与外国的石构建筑相媲美。 这一点中国的传统建筑明显优于外国的石构建筑。外国，首先是欧洲的建筑主要表现为雕塑的美，而中国建筑则主要呈现为结构的美。欧洲的石构建筑除哥特建筑外，其重量几乎都由外墙承载，而中国建筑的重量全部都由梁柱负担，就是说墙与建筑物的结构是分离的。因此中国建筑的匠师们在追求建筑的美的时候，都不把注意力放在墙的造型上，而集中在建筑的结构体系上，而这个体系是一个框架结构，它全部是暴露在外的。不难理解，要使建筑物具有审美价值，就必须让那些主要的木头构件在结构过程中体现出美感来。众所周知，中国建筑的梁柱结构，是由梁、柱、枋、檩、椽等主要构件产生的，它们按照结构所需要的形状、大小和间距组合在一起，在合乎目的的明确性和逻辑的合理性中体现出理性与秩序，产生美感，从而达到技术与艺术的浑然统一。在这方面尤具审美价值的是斗拱和外挑的屋檐（包括重檐），特别是那种反曲向上的翼角，其曲线或弧度完全是由斗拱和椽木构制出来的，真可谓匠心独运。北京的团城承光殿、雍和宫万福阁，山西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万荣县飞云楼、五台山佛光寺，河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正定县隆兴寺摩尼殿等等，都是结构既精妙又美观的建筑杰作。
中国建筑结构美的另一个体现是藻井，这里又一次表现出技术与艺术的谐调一致。我想，凡看到过天坛的皇穹宇、故宫养心殿和承德普乐寺旭光阁藻井的人，对此都会有深刻印象。 此外，中国建筑匠师善于用不同的色彩区别各种构件的不同作用。例如，用蓝、绿两种颜色分别表示梁木、枋子、椽子、斗拱等那些着力的构件，用红色来标示垫板、望板等起填充作用的构件，因而使结构的脉理一目了然。 故宫图片  无论外国、中国，其建筑装饰美的构成都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建筑物自身的某些构件被赋予的视觉美，另一种装饰不属于建筑物本身，却为建筑物锦上添花。
故宫图片 就像人需要穿戴一样，建筑除了它自身的造型和结构所体现的美以外，还需要经过装饰才能显示出更加美轮美奂。外国的建筑装饰以豪放、明朗为特征，中国建筑的装饰则以精细、因借显示其长处。无论外国、中国，其建筑装饰美的构成都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建筑物自身的某些构件被赋予的视觉美，这方面我们的曲线美学又显示了它的长处，建筑师首先对木构件的形状就开始做文章。例如，把横梁加工成微微拱起的月牙形，使其更好看，更富张力；把顶在上下梁之间的短柱加工成瓣状的瓜柱；把上下梁之间两端的垫木做成各种式样的驼峰，等等。同时，建筑匠师们在制作零件时也不忘装饰美：每块屋檐下作支撑用的“撑拱”和“牛腿”都是美观的雕刻件；梁枋穿过柱子的出头部分被雕刻成各种动植物图案的小品，有的叫蚂蚱头，有的叫麻叶头、菊花头等等。由于中国建筑的屋顶都是坡顶，所以顶上的形象也是匠师们所关心的：凡是两面相接或是三面相交的地方都由美观的动植物图形加以掩饰，因而有“鸱吻”、“宝顶”这样一些名称；屋脊两头加上一系列形态生动的各类动物，叫“脊兽”或“吻兽”作为点缀品，为屋顶增色不小。中国的宫廷建筑强调宏伟与威严，所谓“高台榭，美宫室”是它的美学追求。故室内的雕梁画栋、水门窗格，室外的台基雕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只要看一看天坛祈年殿与故宫太和殿就够了，尤其是保和殿后面的那块16.75米长、250吨重的云龙石雕，不由让人吐舌惊叹！另一种装饰不属于建筑物本身，却为建筑物锦上添花，如璧挂地毯、金石雕刻、陶瓷制品、帛书字画、珠宝玉器等艺术陈列品。外国建筑作为装饰品使用的这类陈列品如雕塑、绘画等多半以人像为主，中国建筑这类装饰品人像不多，但题材则要丰富得多，如象征雄健、威武与吉祥的飞禽走兽，尤其是龙、凤、狮、虎、仙鹤、寿龟等生动形象随处可见，它们丰富多彩，令人赏心悦目，具有独立的把玩价值；其他如屏风、卷帘等则产生一种含蓄、幽密的意味。 建筑不仅是空间的艺术，也是时间的艺术。因为建筑的美是在人的运动过程中逐步展现的。所谓“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一为古今的欧洲哲学家、建筑学家、文学家、美学家所论证和议论不休的命题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和感受。故歌德曾经对人说：当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的椭圆形柱廊里散步时，就仿佛在享受音乐的节律。建筑的这一特性，首先是在建筑的空间序列中体现的，是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中取得形式的韵律感时完成的。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名的建筑学家阿尔柏蒂曾经研讨过建筑与音乐的这种关系，他说：“宇宙永恒地运动着，在它的一切动作中贯穿着不变的类似，我们应当从音乐家那里借用和谐的关系的一切准则。”（《建筑十书》）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建筑较之外国建筑有较大的优势。大家知道，外国的建筑大多是以单体的存在来显示其美的韵味的，而中国建筑则不同，它是以群落为单位的，而且往往是由多重院落组成的。当你随着时间的推移走进一个院子又一个院子的时候，那种由于有规律的重复而产生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便油然而生，从而让人获得一种音乐的美感。不妨回忆一下游览北京故宫的体验，或者去浙江东阳的卢宅走一走，也会获得同样的感受。
故宫图片 建筑的韵律感不仅在水平方向产生，它在竖立方向同样存在。中国的古塔就十分突出。像我国最早的密檐式砖塔——河南登封嵩岳寺塔、云南大理崇圣寺的千寻塔、北京的天宁寺塔等都是有名的实例。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甚至为北京天宁寺塔的韵律记了谱。现代的高层建筑也不例外，特别是与中国古建有关的上海金茂大厦是根据中国古塔的特点设计的，具有很强的韵律感。 在传统的审美概念里，特别是按照欧洲古典主义的美学原理，“谐调”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这条原则早在17世纪就被突破了！20世纪以来，“不对称”更成了现代美学理论的一条新的原则。 然而，正像文学艺术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审美现象刚刚出现的时候，几乎都伴随着一阵大喊大叫，贝氏玻璃金字塔以及70年代诞生的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也不例外。但是，凡是天才智慧的产物往往都具有征服力，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束缚着多数人的审美惰性渐渐地被化解了，而变成一片叫好！这一审美经验虽然无法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移植，但它的遭遇却有一定的规律性。君不见20年后，当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刚公布的时候，也立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49名院士）联名上书中央，试图依靠行政力量来推翻这一业经专家评审委员会通过的设计方案。他们主要的反对理由是该设计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等建筑“不谐调”！这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富五车的知识里手可惜在现代审美领域失语了！殊不知，欣赏现代艺术或建筑，不仅需要知识，还更需要实践和体验。我说过：一个经常接触现代艺术的出租司机和一个很少涉猎这一领域的科学院院士，在对同一件现代艺术作品或建筑发表意见的时候，我相信前者的见解可能比后者要在理！是的，在传统的审美概念里，特别是按照欧洲古典主义的美学原理，“谐调”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如前所说，这条原则早在17世纪就被突破了！20世纪以来，“不对称”更成了现代美学理论的一条新的原则。这是1970年分别在罗马和威尼斯举行的两次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得出的共识。难怪，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曾强调，“我要的就是一条弧线”！很清楚，他追求的就是一座没有棱没有角的、与周围建筑“不争不吵”而形成“反差”的建筑，以避免跟“有棱有角”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建筑去争锋。因此安德鲁的这一条“弧线”实际上成了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建筑理念的分界线。从现代建筑学角度去看，安德鲁用这一条弧线，也就是用反差的美学原理来处理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附近的空间难题是可取的，它体现了建筑学在“后现代”语境中形成的一个新的理念，即“对话意识”：首先在态度上它既尊重古人或他人的既定存在，同时也不掩盖自己的时代标记和价值取向；其次在行动上它对前人或他人在体量、高度和色彩上不采取“争”的架势，而表现出“让”的姿态。上世纪末德国科隆大教堂近旁新建的一座二层楼的艺术博物馆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我国近年来诞生的国家体育场即“鸟巢”身边“低矮”的“水立方”游泳馆也是设计师自觉之所为。
朗香教堂。位于法国西部一个较偏僻山区的同名小镇，建成于1955年。这座只容纳200人的小教堂（外加一个万人广场）解构了欧洲历代教堂的一切特征，你看它那沉重的屋顶好像一床快掉下床来的厚厚的棉被又被翻上去了；它的墙壁无不弯曲甚至倾斜；它的窗户高高低低，而且形状和大小各不相似。一般人很难解读它的哲学或宗教寓意，好像它被作者赋予了一种神秘性或曰多重解释性。但它出之于赫赫有名的瑞士出身的法国建筑师勒·科布西埃之手，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主义四位建筑大师之一，而且他设计之前曾不止一次去当地考察过地址，并进行了认真的构思。这座建筑以结构复杂、细处简洁为特征（与传统教堂相反）。作者构想出了一种“视觉领域的听觉器件”，它“像人的听觉器官一样的柔软、微妙、精确并不容改变”，从而“成为人与上帝之间沟通的渠道”。
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古根海姆是美国的一位富翁，他的财富专门用于世界连锁博物馆经营，故世界各地现在有许多家同名博物馆，其中早先享有国际盛誉的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为第一代现代主义经典建筑大师赖特所设计。西班牙的这座古根海姆博物馆建在西班牙的一个正在衰落的城市——毕尔鲍鄂。这座建筑的“怪”处在于它是由一系列的双曲面的体量组合而成，曲线是它的基本造型原则。它的外立面乍一看根本不见门窗。其设计师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先锋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美国）。也许它毕竟离我们很近（1997年建成），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吧，故当它横空出世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负面的舆论爆炸，而毕尔鲍鄂这座原本已沦为“破落户”的城市一下子又光鲜了起来！可谓一个“怪”建筑救活了一座“病”城市。
时间和空间离我们最近的一座举世皆知的“怪建筑”当推国人最熟悉的“鸟巢”了！它的天才奇想来自仿生学。作者将这座举世瞩目的国际大型体育场设计成一个巨大的“鸟窝”，一个生命憩息的家园。当万千运动健儿从五洲四海飞来于此济济一“巢”的时候，立即唤起全球几十亿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观众的和平温馨的宽慰感！在美学上它采用大曲线，极富运动感，这与欧洲17世纪十分流行的“巴洛克”审美风尚相呼应。结构上它让所有看似杂乱无章的钢条衔接裸露在外，这又与中国传统建筑惯于外露的结构特征相谐和。而场内的碗状大贴面更是采用了大面积的“中国红”，这就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东道主观众的陌生感。这座石破天惊的建筑物不仅为首都北京中轴线增添了一座新的地标，它的天才的创意也为世界当代建筑史书上新的一笔。此外它的两位杰出建筑师即瑞士的赫尔措格（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茨克奖获得者）与德国的德·梅隆也有一段佳话：两人从幼儿园起就是好友。这次合作的成功堪称这对建坛双璧不朽的友谊纪念碑了！
来源：中国艺术报 故宫等图片为北清讲座小编上传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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