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识局 智库 发表于 02/18 06:30  镇上的孩子“读书”，接受教育，一直被赋予着改变个体和家庭命运的大任
贯穿渔镇中心的水泥路成了一条停车带。过年了，星散各地的乡亲们回来了。小镇上车牌纷杂，字头各异，展示着这里的人们把谋生的脚步延伸向何处。 从改革开放始，我的家乡就发生着种种为营生进行的迁徙。早年间，渔家人以各种方式漂洋过海，在全世界有海水的地方落脚，立业，成家。 后来，此岸生路渐广，普通家庭要营生，若不想远涉重洋，也可选择赴“外省”办厂炼钢，不必承受非法出国带来的长达数年或十数年的生离之苦。 打听“外省”的名字，广布中国中西部各地。正是这种流动，为春节时空的小镇带回挂着异地车牌的各种好车，甚至豪车。 小镇的＂迁徙＂，不止向外“流出”，因为沿海相较富庶，也吸引着中部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入”。在纺织厂、海产厂等民营企业。打工的外地人，补上了本地人去往异乡或异国留下的空缺。 这是我的家乡在城镇化大潮中的两种遭遇。一面，青壮年外出，挣钱归来，把家安在县城，或者干脆把生活的根脉扎在外省或外国，人们走向远方。一面，操着不同方言的来自远方的人，结群而来，出入这里的市集、楼群和校舍。 本地人暗地里称外来的人为“2+3”，笑话他们咿呀学习本地方言，如孩童照本宣科背加法法则。乡村社会排外，这些微妙、狡黠的恶意在生活中俯拾皆是。来务工的异乡人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在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上，乡村社会已自生了一套分层排序的逻辑。 “这两年，镇上小学一个年段都凑不起两个班了。”亲友告诉我，因为生源持续减少，镇上的中学和小学已归到一个校址，在我曾上中学的地方。如今，小学和中学一个年段都只余两个班级，一个班，稀稀落落，只二三十号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比不小。 孩子们都到哪去了？一友在县城一所重点小学任教，他告诉我，学校生源近几年急速膨胀，一个年段有10余个班级，每班60余人，都是乡镇的孩子通过各种渠道，托了关系“加塞”进来的。三千多个孩子同在市区的小校园里，挤挤挨挨，据说做课间操都得分年段隔天做。 去年，市教育局严控市区小学规模，该小学的一年级才将班级数限定到7个。被挡在市区学校门外的孩子们退而求质量较佳的乡镇中心校。临镇是附近的商贸重镇，在该镇中心校当老师的亲戚告诉我，这所学校也是人满为患，最多的班级人数达70余人，而一个班内真正分属这个学区的只有10余人，余下的孩子都来自该镇的下属村落和临镇，我们镇也有不少家长在找着法子走后门。据说教育局来检查时，老师就通知一些家长把孩子先藏在家里，伪装成班额正常的模样。 财富和资本涌回小城，人们举家搬至县城，乡村小学日渐萎缩，再经撤并，人丁日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越来越多，中心校不向“外”开放，村小自然成了他们的聚集地。邻镇下辖的一个自然村的村小，也是一个年段两个班，每班二三十号人的规模，学生构成几乎全是外地孩子。 问起村小的教学质量，一友回“怎么说呢，都是外地来的孩子和本地没钱去好学校上学的没素质的孩子”，此语说明了乡民们的态度，他们用脚投票，自认生源萎缩的村小已是低人一等，若有条件就谋划着把孩子往富镇和市区的学校送。 本世纪初，我在镇上上中学时，这所中学还能集结渔镇几乎所有的适龄少年，一校七八百个学生，生气热闹，能把孩子送去市区上更好的中学的家庭也是个别。 十几年间，眼见家乡日渐富裕，民风也日益虚浮。在资本和财富的猛烈冲撞下，教育链条的第一环开始生发变异怪像。 我曾去过高考大县甘肃会宁采访，当地同行指着县城学校周边正在兴建的楼盘告诉我，这些楼房大多被来陪读的家长买下。在那里，参加高考、上好大学仍被视为跳出农门、实现阶层跃动的主要渠道，因此盛行苦读之风，举家陪读、苦供也甚常见。 在我的家乡，人们依然看重高考和上大学，但“读书”已不是改变家庭和个体命运的唯一出路。前文说到，小镇盛行出国打工和赴外办厂，普通人家的孩子，若初中或高中毕业没有兴趣继续升学，即可选择这二条路谋生，在备尝离乡之苦后发家立业。 但这两年我在乡间听说，有大学毕业生回乡后，兜转发现没有合宜的工作机会，仍然选择出国务工。 在我的家乡，想出国并不缺少门路，几代乡人铺垫，业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假托留学之名行打工之实的例子并不鲜见。只是何以出国打工的学历层次逐渐上移，一个家庭花费十数万供孩子上大学的“产出”回报，放到国内职场，却要落空？ 根源或许也在这个地方的生路活络。乡人备尝艰辛，输送回乡大额财富，三四十年间，铺张风气日盛。乡间不少门面奢华却无人居住的别墅，是为在外的人留在乡里的“面子”。过年游县城，见新建一座百货商城，内里食肆商铺林立，模样不亚于一线城市的大商场，据说这商城是县城周边一村落集资建成，每年收益也由村民分红。这是家乡聚富的力证。 此风之下，家乡的礼俗赀用日益水涨船高。在小城，适龄男青年娶媳妇的礼金门槛已飙到三十万，市区的房价也已涨至一万一平米。普通家庭上普通大学的孩子，若毕业后在家乡觅一普通工作，所得远不足以抵抗这一小地的世俗压力。 一个家乡小伙，家有二子，父母为哥哥娶亲已劳累许久，弟弟懂事，体恤父母艰辛，在大学毕业后又走上家乡传统的致富之路——出国打工，希望几年时间可以挣上娶亲成本。这份大额钱产，若只凭他在小城觅职，要十数年才能攒上，其间父母又要扛下多少人言压力。他索性把心一横，远走他乡。 另一小伙，在远行前撂话“早知这样，就不上大学了，早点出去赚钱”。 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一地的独异个案。也许乡村社会对教育历来就抱着实际的功用态度，读书而做官，读书而发财，由此赋予知识一种权力属性。而当一地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的财富积累远快于通过“读书”实现的回报，知识的有效性自然大打折扣。 在乡间走亲访友，常迎面遭遇一句“你在北京工作，一个月能赚几万吧？” 乡邻的逻辑不难理解。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读研，研究生学成后我又选择留在北京，这在家乡都属少见。此地生活水平越发见好，家乡的孩子们大多小鸟恋巢不远游，我居外不返，若不是为权谋就是为钱谋了。 但两者皆与我无涉，过年的推杯把盏间，面对询问，我只能笑笑，转移话头。不遇推心者，若把在大城市追寻理想生活的话摊在席间，可想只会降下宴席的热闹气氛。 有人形容回家过年的感受“在外思乡，在乡思外”，一时戳向心中软肋。常在异乡的青年们回乡，感受最激烈的即是与父辈的观念冲撞，逼婚也好，攀比也罢，难道不是两代人的价值在角力。我辈想做理解也思变，但父辈们冥顽，只能心生逃意。 和朋友们讨论回乡感受，个个比惨。只有一个朋友的父母开明，对唯一的女儿说“你出去过自己的日子吧，这里的人都太势利了”。 乡村社会势利吗？从生于兹长于兹的小镇来看，我觉得财富和权力的评价标准已渐成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或许它们从来就是父辈的主流价值观。镇上的孩子“读书”，接受教育，一直被赋予着改变个体和家庭命运的大任。只是后来，小镇的＂致富史＂走得远快于一代代渔家人的＂读书史＂，其间变化，让各方都还一时无措，尚不知怎么调整评价体系。若追问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逻辑演发，用权和钱来衡量我们这些＂读书娃＂的教育产出，又何以不自洽呢？ 我的疑问是，此风日盛，以功利论教育，日久这块土地会不会富而不学？（作者：少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