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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关于农村、农民的话题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2015年春节火的是“博士返乡笔记”，2016年春节火的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还有除夕夜的网帖“上海女孩回乡见第一顿饭就和江西男友分手”。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也许只有等到过年，拥有话语权的人回到家乡，被遗忘了一年的农村才能得到关注。有人唱衰农村，认为农村衰败是必然;有人反对农村“衰败论”，认为这是以城里人的眼光看农村，差距使然。 以下的文字不唱衰，也不唱好。只是一个离开农村，却又经常回来的人，写一写发生在村子里的故事。 我讲述的这个村子叫大王村，隶属于山东的省会城市济南，倚靠徒骇河，距离济南市区大约50公里。村子有800余名村民，平时主要收入来源是种田和农闲时进城务工。此外，还有少数几户村民种植大棚蔬菜，一户村民养殖蛋鸡，一户村民经营粮食收购站。 写这个村子，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多数农户的家庭情况比较熟悉，虽然不经常回来，但会通过父母时刻关注着这个村庄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个村子不算富裕，也不算贫穷，在中国百万村庄中，这样的村子很普遍，具有参考价值。
我在这个村子出生、长大。13岁去县城上中学，此后每年回来的次数逐渐减少。但是我总感觉，我的根在这里，对这里充满难以言说的感情。对于这个村庄，我介于嵌入与抽离之间。 在观察和讲述这个村庄时，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客观描述，以亲历者的角色真实记录。第一个故事，一户家庭的年收支账本。 一户家庭的年收支账本 大王村位于华北平原，农作物一年两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村里每位村民能分到1.77亩农田。村民们平时的主要收入来自种田和进城务工。 我选取了邻居，43岁的王华(化名)一家作为例子，让大家看看一户普通农家的年收支明细账。选取王华一家，是因为王华的妻子每年都会把家庭一年来的收入和支出，仔仔细细记录下来。需要说明的是这户家庭在我们村来说，经济水平处于中游。
此外，王华家也算是村子里比较典型的一户，上有80多岁的父亲，下有正在读高中的孩子。一家四口人，五间房，三间住人，两间存放粮食及一些农具。 再来看看王华家主房的家居摆设：靠窗边平柜上摆着一台29寸彩色电视机，由于常年在济南打工，并没有装有线电视，多年前买的卫星信号接收器也已经坏了，只能收山东省内的4个频道，电视机对面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一组沙发和茶几，左边是一张双人床，右边墙角摆着一台洗衣机和一台冰箱。这是村里家庭最常见的摆设。
王华家有耕地7亩，农闲时，王华和妻子会到济南市区的建筑工地打工，这是他们家的两个收入来源。 总收入=农业收入+务工收入 ▼ 农业收入 一、 小麦收入 1.小麦毛收入 2015年王华家每亩小麦平均产量1040斤，每斤小麦1.12元。 1.12元×1040斤×7亩=8153.6元 2.农田物资投入 以每亩计算：麦种87.5元+播种20元+农药20元+浇地40元+肥料210元+机械翻地130元+机械收割70元=577.5元 577.5元×7亩=4042.5元 7亩小麦一年净收入：小麦毛收入(8153.6元)-农田物资投入(4042.5元)=4111.1元 二、 玉米收入 1.玉米毛收入 2015年王华家每亩玉米平均产量1218斤，每斤玉米0.84元。 0.84元×1218斤×7亩=7161.84元 2.农田物资投入 以每亩计算：玉米种50元+播种20元+农药30元+浇地80元+肥料140元+机械翻地30元+机械收割100元=450元 450元×7亩=3150元 7亩玉米一年净收入：玉米毛收入(7161.84元)-农田物资投入(3150元)=4011.84元
农闲时，王华和妻子都会进城打工，因为没有在城里生存的一技之长，只能到建筑工地“卖苦力”。王华在建筑工地做外墙支铁架的工作，属于高空作业，是建筑行业最危险，当然也是挣钱相对最多的工种。临近的村子，近几年就有5位青壮年从铁架上跌落，3人直接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
2015年，王华除去农忙时节回家，一年的时间共干了263天，因为不同的季节每天工资不同，这一年平均下来每天能够拿到180元。因此，王华务工一年的收入是47340元。 王华的妻子在建筑工地做“绑钢筋”的工作，相对于建筑行业的其它工种，需要力气最小，所以一般都是女性农民工从事这个工种。但需要长时间蹲着工作，导致村里多数女性农民工都患有腰椎病。
王华有兄弟三人，上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父亲，兄弟三个轮流赡养父亲，每家一个月。因此，王华的妻子每隔两个月需要回家呆一个月照顾公公，也就说除去农忙时节和过年回家，每年还有四个月不能进城打工。2015年，王华妻子共干了153天，她的平均工资每天120。因此，王华妻子过去一年的务工收入是18360元。 需要指出的是，王刚和妻子因为已经在建筑工地干了快10年，拿的工资属于“技工”工资，而建筑工地大部分农民工属于“壮工”，并拿不到如此高的工资。一般来说，男“壮工”每天110元左右，女“壮工”每天80元左右。因此，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两人都是“壮工”，即使和王华夫妻做工的天数一样，最终的务工收入要比王华一家少近4万元。 这还是在工资不被拖欠的情况下。事实是，从去年开始村里能够及时拿到工资，或者拿全工资的农民工几乎没有。截止到大年初六，王华去年的8000元工资仍被拖欠着，而他的堂哥已经被拖欠了两年的工资。 总支出=教育支出+生活支出+其他支出 ▼教育支出 王华正在读高二的儿子，学费一年3000元，在学校生活费平均每月800元左右，一年除去寒暑假大概在学校读9个月的书，此外寒暑假还要上两次辅导班，去年暑假辅导班花费2900元，寒假辅导班1800元。 2015年王华家的教育支出：学费3000元+生活费7200元+寒暑假辅导班4700元=14900元。 ▼ 生活支出 王华夫妻在济南务工的生活费每月平均1200元，其中房租每月200元，电费每月60元左右。夫妻两人一年的生活费大约14400元。 ▼ 其他支出 平时零散花费，村里人称之为“人情开支”，这一项占比最大，也是最复杂难以计算的部分。包括婚丧嫁娶的份子钱、老人因病住院、交通通讯、置办衣物等费用，2015年王华一家大概花了2.5万元左右。 这些费用当中，在王华妻子的账本上清楚记载的包括：儿子回家使用电脑每年上网费360元;因为妻子的弟媳推销保险，所以他购买了人身保险，每年3028元;去年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3850元;春节各种花费大概3000元左右。王华一家去年一年的总支出大约54300元左右。 可以看到，单纯的依靠农业收入，维持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正常运转是不可能的。因此，村里人除去收种作物和过年的时间回家，平时都会在城里务工，打工收入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不是被逼着，谁忍心舍下老人孩子来城里打工?在那里真的是电视上说的那句话——拿着人肉换猪肉吃。”王华说，在建筑工地干了这10年，落下一身病，现在常考虑年龄再大点，干不动这些活，还能去干点什么?除了种田的技能，大部分村民并没有一技之长，想改行从事另一种职业也很难。 “新农合”报销比例减小 因病返贫普遍存在 医疗和养老问题，是谈及农村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首先是医疗问题，自02年国家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来，村民们看病住院的压力有很大减小。尤其是村里的老人们，对这一政策赞不绝口。 “我年轻的时候，过年才能吃一次馍馍，大饥荒那会儿树皮都吃的不剩，村里饿死人都没力气抬出去。别说生病了，你看现在治病，国家还给钱，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每当姥姥听到年轻人抱怨国家，就会这样说。不过，这几年有时她也疑惑，为什么医疗保险费交的一年比一年多，但住院报销比例却越来越少。 以我所在的村庄为例，农村医保开始时，每年每人交20元参保费，住院报销远高于花费的一半;即使不住院，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定比例。但随着时间变化，参保费越来越高，报销比例也越来越低，并且只有住院才可以报销。 到了2015年，村民每人需要缴纳14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报销起点是700元，镇卫生院报销60%，二级医院报销40%，三级医院报销30%。 村民患病逼不得已，不会去住院，由于镇卫生院医疗条件简陋，只要住院至少需要去类似县医院的二级以上医院。因此实际报销比例基本在30%——40%之间，村民还是需要承担60%——70%的费用。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牙根尖囊肿在县医院动了小手术，住院治疗两天一共花费3947元，按照农村医保规定700元以上的部分可以按40%报销，最终报销1298.8元，自己花费2648.2元。 在农村，如果是花费较多的大病，还是会让一个原本富足的家庭瞬间返贫，因病致贫现象在农村仍不胜枚举。 此外，近几年村民健康方面的一个趋势值得警惕，村里人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是前几年县上的造纸厂经常向村边河流排放污水，造成地下水污染，村民饮用后所致。 我记得每次污水排放，都会将河里的鱼熏死到河边，村民称为“翻河”。由于缺乏意识，每次“翻河”全村都会去河道边捡死鱼吃，虽然近几年污水排放已经得到控制，但早年经常吃污水中死鱼的后果开始逐步显露，村子里不断有村民查出胃癌、肝癌、肺癌、乳腺癌等恶性疾病。 村里人身体有不适，只要能忍下来，绝对不舍得花钱去医院，等扛不住再去检查时，往往就是重病晚期。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回家等死。 我家对门50多岁的邻居大伯，前几年一直觉得胃疼，但总是不舍得花钱去医院检查，胃痛到忍不住时就吃止疼片。前年痛到实在没办法忍受，去县医院做了检查——胃癌。 在医院没住几天就回了家，因为对于农村家庭，查出胃癌全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回家等待那一天的慢慢到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不存在患病者放弃治疗，全家人砸锅卖铁也要为他把病治好的电影桥段。 在是否放弃治疗这道选择题上，全家人早就有着基本的共识。家人能做就是在他还能吃点东西的时候，多做一点可口的饭菜。今年暑假我专门去大伯家看望了他一趟，已经骨瘦如柴的他，面对死亡的从容冷静，让我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
其次就是养老问题。与年轻人相比，老人们对今天农村的发展是非常满意的，这是他们纵向对比以前苦日子的结果。“现在政府多好，不仅不用交公粮，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每月还能领70块钱，这在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奶奶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 其实，农村养老形式依然严峻。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养老还是要靠儿女，说得更直接一点，主要是靠儿子。“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村里的习俗是只要有儿子，嫁出去的女儿不能继承父母遗产，相应的也不需要负责父母的养老问题。 如果父母因病住院，花费也是儿子们承担，女儿想尽孝，往往就是住院期间负责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从这一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如此严重。农村很多问题的表象，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村里老人无病无灾还好，一旦有大病大灾，剩下的就是等死。孝顺的儿子送父母住几天院，稍微好点出院回村，让村里的赤脚医生每天打针输水，不孝顺的儿女就眼睁着老人被病痛折磨。要问儿女愿意这样吗?我感觉其实也是无奈，所谓人穷志短。 有人可能会疑惑，老人如果没有人赡养，为什么不进养老院?现实是，农村老人进养老院变的越来越难，即便是鳏寡老人能够顺利住进养老院的也没有多少。整个乡镇所辖77个村庄，人口3.87万，仅有一所容纳几十人的养老院。 本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女儿远嫁他方，老伴儿去世几年，一直自己生活，除了女儿给些生活费，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一直想进养老院，至今未办成。
养老除了吃穿住，更重要的还有情感陪伴。但是在农村，村民们包括老人自己也认为养老就是让父母吃饱、穿暖、住好。如果这三点能做到，村里人就认为是孝顺的儿女了。老人情感方面的需求，几乎很难顾及，村里多数老人也都是留守老人。 此外，传统伦理习俗的淡化，乡规民约对子女尽孝的约束力变得微乎其微，又加上独生子女从小恃宠若骄，对老人毫无恭敬之意。很多老年人都感叹现在是“倒孝”，不仅得不到儿女的孝心，反而颠倒过来“孝顺”儿女。 “记得我刚娶到这家的时候，早晨早早的就起来烧火做饭，做熟了端到桌子上再叫婆婆吃饭。你看我现在的儿媳妇，早上吃顿饭来来回回得叫一个小时才起床，不叫吃饭，人家不愿意，叫多了还嫌烦。我是叫也不行，不叫也不行。”村里一位婆婆抱怨说，现在的媳妇太难伺候。 婆媳关系紧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闹到公开吵架，甚至打成一片的家庭，在农村并不少见。社科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在《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一文中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市场的思维逻辑开始冲击农村，一切以算计为根本，将个人和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开始盛行，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白，钱这个字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 可以说，城乡二元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都在慢慢积累和发酵。 农村城镇化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但现代资本对人文思想的冲击也加速了农村传统文化习俗的破碎，传统习俗对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村民平时的往来也越来越少，乡邻之间的情感纽带变得更加脆弱。 首先，就我们这个村子来说，春节是全村村民唯一一次可以聚齐的机会，但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回来陪父母过年。 以农村的集市为例，前些年春节的集市，赶集的人用“摩肩接踵”来形容绝不夸张，但近几年已迥然不同，过年赶集的人越来越少。年前我专门到了邻村的一个集市，往年熙熙攘攘的集市，如今已经变得冷清，毫无年味儿。
村子里家境富裕的一部分农户，都在县上买了楼房，付上十几万的首付款，剩下的余款再通过种地、打工挣的钱每年还上一部分，但是房子平时并不居住。据村民们说，在县城买房一方面是为了将来孩子去县城上学，不用交借读费;更重要的是，在城里有栋楼房已经成为村民家庭经济实力的象征。 这也许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不可逆的趋势，但我们有时不免会感到黯然神伤，很怀念小时候过年，左邻右舍相互串门拉家常，孩子们在村头结伴一玩一整天，每次吃饭要等母亲绕着村子喊好多遍才肯回家的场景。 其次，传统习俗的崩解还表现在很多的春节仪式正逐步消逝。拿过年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来说，以现代文明的视角看待，这是需要革除的陈规陋习。其实，这项沿袭几百年的习俗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人向来不善于言语表达对父母长辈的爱，而借着过年的机会磕一个沉甸甸的头，既是表达对父母长辈抚育之恩的感激，又是对他们新年的美好祝愿。
近些年磕头拜年、烧香祭祖之类的传统过年仪式，在农村越来越不受重视。其实这些传统习俗是维系一个家庭情感和宗族团结的纽带。这些习俗的消逝，也侧面反映出农村晚辈对长辈愈加忽视以及长辈权威瓦解的事实。 常培杰认为，父辈以经验为基础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是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冲击是很大的。两代人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再次，和习俗一样，农村的传统文化正逐步消解，而新的乡村文化却未形成。村子前几年，新换了一位村支书，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委号召每家每户集资购买了一套锣鼓乐器，乐器购置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村民积极参与，敲锣打鼓、扭秧歌、踩高跷，踩到谁家门口，谁就会放鞭炮欢迎，好是热闹。
这几年，全新的乐器放在村委墙角，已经无人问津。一方面年轻人基本没有人再会敲锣打鼓，也对这些东西不再感兴趣，村里的孩子过年都宅在家里玩电脑游戏。另一方面，村里的老人虽然热爱，但年事已高，敲不多久，就累的已经敲不动了。 “过年敲锣打鼓的多热闹!我年轻的时候，每年过年全村都敲锣打鼓的踩高跷，现在这些孩子们都不喜欢这玩意儿了，没人看。旁边要是有人看，我们就是累，也敲着有劲儿。”说起这些，敲鼓的老人们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
建设新农村贵在形成长效机制 自从2005年提出建设新农村，十年的时间，这个村庄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四件事在这里值得一提，两件让农民得到了真实惠;另外两件所表露出的问题则显得颇有意义。 第一件是通马路，村子的三条主干道，近几年全部铺上了柏油马路，村与村之间也实现了马路互通。极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不用再和以前一样，大雨大雪后，半个月都出不去村。
第二件是农田灌溉，这也是最令村里人感到高兴的一件。村中的农田灌溉设施去年得到了重新修缮。原来种田，最令村民头痛的就是浇田，开始是用柴油机器从井里抽水，后来发展到用电机提水浇田。每次浇田都要几户村民合伙通宵进行，累不说还要排号等待，并且灌溉成本较高。 现在靠近徒骇河的村庄，全县统一修建了新的灌溉系统，使用潜水泵从河里提水灌溉，到了灌溉季节拧开田间地头的管道阀门就可以浇田，省时、省力、省钱。对于不靠近河道的村庄，县里出资新钻了几口新井供农田灌溉使用。
第三件是农村环境治理。去年年初“农村垃圾治理”首次写入中央1号文件，“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统筹农村饮水安全、改水改厕、垃圾处理……”届时，一场响应中央号召，建设美丽乡村的行动在这个村庄逐步展开。不过，当这场美丽行动真正进入村庄后似乎就变了一些味道。 去年夏天开始，由村委统一安排，给村子的显要路段放了几个可移动垃圾桶，并要求村民限期将自己家门口的瓦砾砖块、违规搭建清理干净，至于村子路边生长的杂草，村委便雇人使用强力除草剂临时消灭干净，以应对上级检查。 行动持续至今半年，农村为生环境的确有所改善。但是，这场美丽行动的声势越来越小。拿村中安放的垃圾桶来说，开始时镇上的垃圾车每隔几天都会进村拉走垃圾。但是随着时间变化，垃圾车进村的次数越来越少。 以前垃圾都是往村头荒地上一倒即可，现在要走一段路才能倒入垃圾桶。开始时，村民们并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但是经过村广播连天累月的不断提醒，也都慢慢开始这样做。正当这种良好习惯逐渐培养起来时，人们发现垃圾车进村次数越来越少，垃圾桶经常倒满没人管。 堆满的垃圾桶，在夏季高温下，散发出熏人的恶臭，附近的村民也都不让再往里倒，被除草剂灭掉的野草也冒出了新芽儿。 第四件是村民家庭安装自来水。大概10年前，上级政府号召村民家庭安装自来水，当时是每户缴纳300元安装费，以后每人每年缴纳水费12元。但是，安装后通水不到一年，就不再供水，输水设施现在也基本废弃。 据说，是因为有的村民家中常年没人，不用水，不想拿水费;还有村民使用自来水浇自家院子里种的菜田，导致整个村子用水量大增，村委收缴的水费入不敷出。最后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便直接把整个村子所有家庭的水全部断掉了，村民只能又回到吃井水的日子。
村民们对此习以为常，因为一阵风式的运动他们经历的太多了。因此，科学规划并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农村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无界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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