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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是勒·柯布西耶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所做。也是他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她读起来就像是柯布自传体般的叙述，就像一位智者的遗嘱，就像是柯布和他自己生平的对话。
人，历经一生的岁月，通过他的工作、努力以及与自我的抗争，逐渐积累起一些资本，一些个人的战利品。然而一个人穷其一生，他充满热情的探索，积累的资本，还有以痛苦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一切的一切终将不复存在。死亡，生命不可违背的最严酷的律法，将终止所有的行动。惟有劳动的结晶——思想——可以流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就如同流水…… 自青年时起，我便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事物的分量。首先是材料的重量和材料的强度。继而是人：人的各种品质，人的忍耐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阻抗。我终生与它们相伴。我提出大胆的解答，尝试材料荷载的极限……但要立得住，要立得稳！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往往令我感到惊奇，时至今日仍然如此。我认识，我接受，我观望，我看见……历经风雨和阳光，想来自己不过是俗世中的一粒微尘。 如今，我已七十有七，我人生的道德箴言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行动。生命需要行动，稳健、严格而准确的行动。端正，规律，持久，坚韧——此为艺术创作之不可替代的环境。 我曾写下：坚韧，乃是生命的定义。因为坚韧是自然本有，是丰富多产。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中正淳朴，需要持之以恒。它是勇气和内在力量的明证，是存在本质的称谓。生命历经人，抑或人来经历生命，于是，便引发了种种偶然。看，那水面……看，那蔚蓝，它蕴育着人类将行的所有的善……毕竟，作为终结，一切都将复归大海…… 归根结蒂，存在这样的斗争：人，孤独地面对自己，内心的雅各布和天使的角力。仲裁只有一个，那便是你自己的良心。人物不分大小，都可以从卑贱走向崇高。这取决于每个人伊始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利益与金钱，但你也可以选择与自己的良心相称的一面。 我的一生为探索和发现所充盈。这是一种选择。你可以热衷于驾驶豪华的凯迪拉克或是“美洲豹”，你也可以热衷于你所从事的工作。对真理的探求并非易事。真理不存在于极端中，而是流淌于两岸之间，时如涓涓细流，时如滔滔江水……每日而有不同…… 17岁半，我盖起了我的第一栋房子。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对抗行家的意见。一个大胆的决定：两个角窗。在工地上我第一次见识了砖。我掂量了一下，它的重量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呆呆地楞在那里——一块、两块……几百万块砖头就这样一块接一块地砌起来。 行家和官员们的意见？无关紧要。我记得1953年前后与莫里斯·雅合多的一段谈话，关于毕加索。他说毕加索问他：“我罗马的展览反响如何？”我接过朋友的话，说道：“如果你回答：‘不好，展览的影响很糟糕。’那毕加索会说：‘我不在乎，我自有道理，公众的意见对我来说无所谓。’” 32岁，热情、正直、大胆，我创办了《新精神》，怀着无限的勇气，准备迎接一切挑战。同年，我出版了《走向新建筑》，其中，清晰地呈现并肯定了一种对事物（包括冒险）的看法。那时，根扎了下来，根正在扎下来。 年轻，是纯粹，是刚硬，是绝不妥协。然后，一点一点地松开，弹簧就这样松开来。这是人的必然，是，命运的必然。从襁褓小儿到而立之年，吸纳，搅拌，融合，如同指向地心的巨大漩涡！他从不为琐事羁绊，他走他的路。 当我得到第一份也是惟一一份国家委托的时候，已年届六十。这无疑是开了个玩笑！人人都有戒备之心。精神状态——中世纪。战后——重建。留给柯布的——零！我所有的建造仰赖的都是个人的创举。我许多优秀的方案（尚且保守地说）都遭到官僚们的暗中破坏。一次，为了更好地打发我，人们又将显赫的名誉加于我，我对他们说：“我已经脱靶了。”是的，就我的方案未能建成而言是这样的；不久的将来，当我重返天上的某处，地上仍将延续“马拉车的时代”，就此而言，我的确脱靶了。老“不”先生永远潜伏在那里，他伺机而出，不知疲倦地说“不”。平庸将继续，蠢话永远有人写，有人说，有人宣扬……总会有人设置障碍……亲爱的同行……当局、同业工会、最高委员会……还记得人们对马赛居住单位无耻的攻击吗？！有人认为“在这般狭小的陋室里，人会一头撞到墙上”；精神病学医生，同业公会的主席先生称之为“精神疾病的孵化器”；公共健康及卫生部最高委员会的评价是：“违反卫生法……” 1950年，来到波哥大，我感觉到历史的一页就要被翻过去；我感觉到一个世界的终结将临，内在而紧迫。惟一能体验到的只是人世间时间的流逝，一分一分，一秒一秒的……灾难？不，我的朋友，是解脱。这既非夸大其词，亦非危言耸听——一次前往波哥大的公务旅行，短短5天的时间，我的手上便收集到大量的证据和事实，有个人范畴的，也有普遍范畴的，它们足以证明：不是在焦虑不安的折磨下，而是在对明日憧憬的喜悦中，这一页将翻过去，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页，这是在征服机器之前的人类生活史，这是被机器破坏、倾轧、辗得支离破碎的人类生活史。以美国为例，纽约拥有1500万居民，可怕的是，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竟毫无目标丧失理性。在长岛，我的一位酷爱雕塑的朋友尼沃拉，泥瓦匠的儿子，在界墙的间隙种起了蔬菜。女人们到处搞精神分析，她们的行动没有目标也没有回应。人们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不知所终；一天工作14小时，没有预见，没有思考，没有计划，不分阶段。纽约，残暴之都！仰面朝天，髭须般林立的摩天楼直插云霄，粗野无礼，人人为己。土地在平面图上交易，一次一大块，按平方米报价。“你有权做你想做的任何事！”纽约，贸易之都，生产，销售，蝇营狗苟！人们只管横冲直撞——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游戏…… 记得在昌迪加尔的一晚，我对皮埃尔说：“只有那些游戏的人才是认真的人！”皮埃尔表示反对，我接着说：“登山的、踢球的、玩牌的和玩轮盘赌的，他们不过是些玩家，他们并不游戏……” 是循规蹈矩，还是勇于进取？ 一个人在学校、在俱乐部、在舞蹈课上所学到的一切，终将为他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一个由固定的点构成的星座；这是一幅不会走样的构图，这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介于对事物自主的判断与自由而正确的使用之间。那些事物是上帝所赐，或是源于人的安排。蒙田说得好：“世上最尊贵的宝座也无非是用屁股去坐。”是的，规则，就是游戏。金钱本是用来服务于人，可人反而成为金钱的奴隶，忘却了游戏。 当我的业主用他们琐碎的要求填满我脑子的时候，我接受，是的，我接受——但有一个底限，超出这个底限，我要说“不”，这不可能！因为这逾越了我游戏的规则。我的游戏是这座房子的游戏，这游戏的规则在创造的时刻产生，它不断发展，逐渐明确，最终，成为主宰。一切都在规则之中！绝无例外！若非如此，我岂有存在的理由？这便是关键：存在的理由——游戏。要参与，要以人的身份参与，也就是说，一切在秩序之中，在纯粹的秩序之中。但首先，要观望，要看到，要体察。 人们可以孤立感觉、认识和思想。但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征服泛起的白沫，是顺势而下的山坡，是活动的肌肉停止运作的一种现象。那不是行为，不是动作，那是回音，是反应。它涉及特定的一类人：人群中的鼓舌如簧者。而我则被赋予了神秘的本领——数学，比例，和谐。 我是一头驴，一头长眼的驴，一头具备比例本能的驴。这头驴的眼睛有感知的能力，它从来就是一头嗜视成性的驴。当那是美的，那便是美的……那源自“模度”！模度于我无关紧要，你觉得它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不！模度是绝对有道理的，是你，是你毫无感觉，模度会拉长驴子的耳朵（这是另一头驴，与前文提到的不同）。 1951年底，在昌迪加尔，我有幸接触到印度本源的基本的快乐：宇宙和生灵之间的关系体现着博大的爱。星辰、自然神圣的动物，苍鹰、猴子和牛；村庄里，大人、孩子和矍铄的老人，还有池塘和芒果树——万物就这样共生，洋溢着微笑，并不富庶，但比例匀称。 我驮着一份鼓舞，我带来一份鼓舞，就像一头老实的驴子，它完成了它的工作，它执行了它的任务！我知道地平线是自由的，太阳将从那里升起……请思考这样一则轶事：一个世纪前，巴黎的每一间厨房一下子都装上了煤气……第二天清晨，人们“活着醒了过来”，每个楼层都没有死人的消息，街上也见不到搬运尸体的救护车，消防队员都呆在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了热一下晚上的汤，人们打开煤气阀，然后重新关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再将它打开……自此，人们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去碰煤气阀！” 从17岁半建造我的第一栋房子起，我的工作便伴随着冒险、困难、甚至不幸，有时也会成功。现在，我77岁了，我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我的研究和思想似乎已为众人所享，然而，障碍和蓄意阻挠者永远存在。我的反应？我永远积极活跃，而且我要永远保持积极活跃。我是一个钟爱视觉的人，我用我的眼睛和手来工作，我总是为造型的表达所鼓舞，我的研究永远导向蕴于人类心中的诗意。万物归一：凝聚，协调，统一。建筑和城市规划相联，它们提出同一个问题，他们要求同一解答。 我不是一个闹革命的人，我是一个腼腆的、不爱管闲事的人。但素材是革命的，事件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审视这些事物。 在喧嚣和人群之外，我独处一隅（我是一名沉思者，我自比为驴并非戏谑之词）。50年来，我把“人”——男人和他的老婆以及他们的孩子——作为我研究的对象。一个想法一直命令似地鼓舞着我：将神圣引入住宅；使那里成为圣殿，家庭的圣殿，人类的圣殿。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住宅中的每一立方厘米都弥足珍贵，都意味着可能的幸福。持有这样的尺度，抱着这样的目的，你今天便可以筑起一座与家庭相称的圣殿，屹立在往昔的大教堂之侧……你可以做到，只要你将自己融入其中。 我的工作就围绕着房间和场所展开，这是“建造者”的任务。工程师和建筑师，建造艺术的左右手，通过不懈的、兄弟般的对话，他们将联合成一种新的职业——“建造者”。 人们制造出租公寓，用这些方盒子来赚钱。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宅不可能变成家庭的圣殿。建筑变得毫无创意，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建筑的定义。建筑，即，为居住、工作和娱乐创作房间和场所，并将其置于“自然的环境”中，也就是说，让它服从太阳的绝对律令。太阳，是不容置疑的主宰，我们行动有效的连贯性永远取决于昼夜的更迭。 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给出了建筑学的定义，设立了建筑学的文凭，将控制权交到巴黎美术学院手中，委托它照管此事……到1940年战败为止，法国一直是惟一一个不把官方文凭强加于她的建造者的国家，她把建造者和创造的可能性留给那些新的、自由的精神。法国，拥有众多先驱，一个创造者的国度……而维希政府颁布的第一部法案就是强制文凭，此前该法案一直没有得到国会的通过。可人们在学校都学了些什么？！学习建造各种各样的宫殿，而不是“家庭的容器”、“工作的容器”、“娱乐的容器”等等，即，房间。人们争相为法国建造“市政厅”，各种风格的教堂，大而不当的火车站——奥赛火车站就是一例：全法国1/4的火车通向那里，月台位于地下层，顶棚高度仅3.5m；其上设置了一个巨大的中殿，它的尺寸即便是与罗马的卡拉卡拉浴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却只有麻雀在此逗留。 就在它附近，人们还建造了巨大的“大宫”，用于展示，展示什么？男人们和女人们的用品。人的平均身高不过1.70m，而“大宫”的中殿却高达50m！自它落成之日起，61年来，女人的口红，43cm高的椅子，70cm高的桌子，统统消失在这堂皇的恭穹之下！这宏伟的宫殿是所有展示致命的敌人：于此，雕塑，亦如画作，全都丧失了尺度。61年来，为了妥当地安放展品，每次举办展览（一年有好几次）都要进行所费不赀的布置。钱财就这样浪费掉了——数十亿数十亿！生命就消磨在这年复一年重复的设施之中。无视这令人难以想象的失败，无视这61年来经营的教训，人们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着错误…… 拉德方斯，世界上最大的拱穹，它“一口就可以吞下协和广场”。好在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而拉德方斯远在20km以外。在拉德方斯的拱穹之下会有些什么呢？女人的口红，43cm高的椅子，70cm高的桌子。“世界之最”——惟此可以形容这个拱穹——绝妙的词！但汽车和行人不往那儿去，也不从那儿来。人们要开通地铁，要加宽讷伊桥，要兴建“凯旋大道”——地产商为它冠了名。这条来自拉德方斯的“凯旋大道”将通往凯旋门（如今，这里已是拥堵不堪），直抵协和广场的方尖碑；然后，一头撞到图伊乐宫的高抢……已经有人开始谈论让这条大道从地下穿过卢浮宫和圣日尔曼欧赛华，不过还是在“市政厅”卡了壳，没关系，人们决定从上方跨过去……“大大大——大”这个词从来没有用得如此可悲。 这就是巴黎搞的现代建筑。 至于我，我用我一生50年的时间专注于住宅的研究。我将神圣重新引入住宅，使那里成为了圣殿，人类的圣殿。我在人类生活中重新建立了自然的条件。但如果没有塞维大街35号我事务所中年轻人无私的帮助，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将这项事业进行到底的。这些年轻人热情，诚实，正直。我要向他们全体道谢。在塞维大街35号，伴着所有往事，那里埋下了一颗有益的种子。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偶尔也许会想起柯老爹今天对他们说的话：“凭自己的良心工作……在这样的循环下，人类的戏剧继续上演。” “张开的手”是一座纪念碑，是一个标志。它不是政治符号，不是政客的创造。它是建筑师的创造。这创造是人类中立的一个特定事件：创造者所因循的是物理、化学、生物学、伦理学和美学的法则，所有线索拧成一股绳：一栋住宅，一座城市。 与政治家不同，建筑师的方程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材料强度和重力法则，其中的错误将导致破损、断裂、甚至崩塌。这就好比造飞机：能飞还是不能飞，结果立现。在人与材料构成的综合体之中（体现了建筑的复杂性），人们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冲突皆可解决。我们只需要说服自己，我们只需要研究问题，向着一切材料、技术和思想张开我们的手，寻找问题的解答。是幸福，是满足，是实在的富有。谁人跟随我？ “张开的手”，和平与和解的标志，它应当矗立在昌迪加尔的政府广场上，这个多年来萦绕在我脑海中的标志应当作为和谐的明证存在。应当取消战争工事，应当停止冷战，人类再不要兵戎相见。 应当从事发明创造，应当展开和平事业。金钱只是手段。存在两种对峙的力量——上帝与魔鬼。魔鬼是多余的，1965年的世界可以保持和平。但我们仍然需要选择：要装备，不要武装。“张开的手”，为了汇集创造的财富，为了世界人民的共享，它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我重返天国，置身于环绕上帝的群星之间的那一日来临之前，可以看到这只“张开的手”端正地矗立在地平线上，在昌迪加尔的政府广场上，在喜马拉雅山前。看到它，我会感到幸福，它为柯老爹标记了一个事实，一个历经的时代。我请求你们，安得烈·马尔罗先生、我的合作者和朋友们，我请求你们在昌迪加尔——一座由圣雄甘地的门徒尼赫鲁先生发起的城市——在湛蓝的天空下，帮我实现这只“张开的手”。 最近，我在整理一份手稿：完成于1911年的《东方之旅》。托庇托，塞维大街25号曾经的成员，从委内瑞拉来到朗吉瑟大街的公寓探望我。让·伯蒂带着《东方之旅》的文本随后也来了。我们一同品着茴香酒，聊可很多很多。记得我对他俩说，从东方旅途中的毛头小子，夏尔·爱德华·让纳雷，到如今的柯老爹，他的行为准则没有变。是坚持，是努力，是勇气。天空之下没有光环，但勇气是一股内在的力量，惟此可以判定存在的性质。很高兴再见到托庇托，很高兴看到他坚持，看到他仍然在忠诚者的队伍中。临别之时，托庇托说他明年还想来看望我，我一面对他说：“是的，在巴黎，抑或在别的星宿上……”一面自语道：“是的，无疑，他们会时不时地想起柯老爹。” 我独自回来，想到《启示录》中一句奇妙的话：“天国之中，一切暂归宁静……”是的，没有什么可以流传，除了劳动崇高的结晶——思想。这思想也许不能成为超越死亡的对命运的胜利，但也许会幻化出另一种不可预知的尺度。 的确，政客们千方百计利用人性的弱点招募新兵，他们一心想安抚羸弱无力者、犹疑不定者和那些受了惊吓的人。但我们要让生命在我们的方案中重新绽放。这生命就蕴藏在草场和牧群中，在荒弃的土地上，在需要整治的疯狂蔓延的城市中，在期待美亦如期待热情的工厂里……在麻木不仁的官僚和例行公事之外。 必须重新发现人。必须重新发现那条与基本法则之轴——生物、自然、宇宙——合而为一的直线，那条如大海的水平线一般不屈的直线。 同样，有能力担当的人也要像大海的地平线一般不屈。他应当成为衡量事物的标尺，应当成为动荡与变幻之中的一条基准线。这便是他的社会角色。扮演这样的角色要求他明察。他的追随者已将直角植入他的精神。不是凭英雄主义的冲动去做，去承担，去实现。真正的美德是：淡泊明志，相信自己，凭自己的良心行动。 这一切都在脑海中展开，在稍纵即逝的一生中，一点一点地孕育并表达出来……然后，不知不觉中，人走到了他的终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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