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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之诚 文／黄岳年 邓之诚先生是古人，我来这个世界的前两年，先生已不在尘世间。后许多年，我也不知道邓之诚其人。包括上大学，最有名的老师给我推荐的书，也不过是《管锥编》，无一言半语及得先生和他的文字。知道邓先生是因为张中行，张中老在他的书里面多次写到邓先生。然而那也是住世九十八年的张中行先生的晚年，可以庆幸的也不过是和老人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的自慰而已，然而我已很知足。 邓之诚青年时代就嗜好六朝书史，后攻文史，这是很叫人向往的事，他后来一路博览，写成《骨董琐记》正续编，后是《三记》，再合，成为《骨董琐记全编》。在北大讲课，讲稿写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三十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又二十年，续成下卷，全书始告完成，逾二百万字。太平洋战争祸起，先生与陆志韦、洪煨莲等遭日军囚禁，期间于狱中咏出诗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再后来，又写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之后闭门读书，写出亦提要亦札记脍炙人口的《桑园读书记》。五十年代，邓先生写成取材以宋人文字为下限的《东京梦华录注》，晚年撰成《清诗纪事初编》八卷，收六百篇人物小传，为中年以后精力贯注之作，是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的不刊之论。 先生之书，寒斋所收几近大半。所缺的《东京梦华录注》曾经在网上买过，钱也给了店家，先说是有，后说是无，再后来通问，之后是书款被退了回来，在店家，是如释重负，在我，则是遗憾留在心头。千万里之外的友人得知此情，便多日流连在孟元老反复回味吟咏中的街头巷尾，为我找书，尽管没有踪影，可那份温情和感念，已足可以媲美并立于世间最美好的物事之林。 世上书多，说开卷就有益，也不尽其然。有的人读了有的书后是会后悔的，有的虽不后悔却实在是读得很苦，苦也就罢了，最怕的是让人误入歧途，那些传教般就多与此相类，读过的人身心被染，最后变成幽灵般徘徊，那是很可惋惜的。对于有着“天下第一闲书”之称的《骨董琐记》，邓先生自己是情由独好的写了几十年，编订工作也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我手边的《骨董琐记》是作者之子邓珂在点校整理后由北京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印的精装本子。张中行在《常翻看的＜骨董琐记＞》里说，所谈偏于大，所谓有关国计民生的《廿二史札记》，读后所得的不过是“知晓”，《骨董琐记》中不少的人和事物是微末的，常常是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可是读后所得的却是“思念”。好一个思念，诗三百，也不过是“思无邪”而已。张先生说《骨董琐记》，是“我总觉得，于考史之外，它还有以雨露滋润生活的大用。”我是心甘情愿想去领受这份因思念而有的雨露滋润的。 至于这思念，特别是读《骨董琐记》之中之后发古之幽情的必要，张先生认为“可以用反问作答，举步游观，安坐看小说、戏剧，有什么必要？正面答，这是由‘天命之谓性’来，其表现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或者说得玄一些，是己身的一切，处处都是有限，却渴望无限。办法是想尽办法、用尽力量求扩充，求丰富。由基础往上层说，搞对象生孩子穿耳挂环、围领加带，出国旅游，幻想往生净土，直到看《红楼梦》，陪着林黛玉落泪，追根问柢，不过都是这一套。与坐车船旅游相比，看《红楼梦》之类是‘神游’。神游者，身未动，而也到某种境中经历一番是也。这某种境几乎都是美好的，在现实中想往而难得的，所以虽非现实而大有价值。琐记所记古人古事物，是昔日有过的境，其中也不乏可歌可泣的，所以也就大有价值，从而与其他性质的著作相比，也就更值得一读。”“由泛论回到己身，我是常人，因而也就有想望，有寂寞，甚至烦恼。找积极出路，难，还常常苦于没有魄力。但跛者不忘履，怎么办？常常是翻开这部琐记，为片时的神游。陈子昂诗有‘前不见古人’之句，比如看到陈维坤卖书事，想到昔日，就像是前见古人了，这古人是真的，其获得也许超过看《红楼梦》吧？”受这番话感染，《骨董琐记》也成了我的案头清供，供我读我想我思，思也无邪。 《负暄琐话》里有专文，是谈邓之诚的。其中说自己经过邓先生旧居的时候，总要向里面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陈旧而安静，推想那就是写《古董琐记》的处所。十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痕迹吗？”在为包括《五石斋小品》在内的北京版现代学人小品文丛所作序言里，张中行说自己并未见过邓之诚，只是在他身后买到了他的遗砚。张中老，于邓之诚及其著作，算得上“三致意焉”了。 雷梦水也在文章里说，自己是受过邓之诚先生的指点。在《书林琐记》里，我们找得到书商和读书人之间经典而温馨的往昔，也看得到邓先生春风化雨般的艺林沾溉。对张中行先生走红有首倡之功的周汝昌，更曾经大受邓先生之益。周汝昌研习《红楼梦》时，受教于邓。那日说红楼，邓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 周将书借到手，翻看之余，“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张中行还说，“《鹪鹩庵笔塵》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邓之诚留下来的故事多，弟子师友多有记述，撮录几则备忘。 邓之诚走进燕京大学课堂的时候，身着蓝布长袍，瓜皮小帽顶上打着红结，脚上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脖子上。他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 七十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四十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 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 刘茜《王钟翰:一生"酒考"雍正》一文这样记述93岁高龄的清史专家王钟翰的话：“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喝醉了酒，过马路时摔倒在马路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打小报告，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就找到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去他家里。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问我：‘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就是告诉我在外面喝酒要有度。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其他只字不提。”这件过去近70年的小事，王钟翰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王钟翰同样嗜酒，八十多岁时还能喝半斤白酒，但是酒再未影响过他的工作和生活。 邓之诚好藏书，偏偏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风俗照片，并以此名声远播。据学生回忆，很多打鼓的、卖破烂的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出高价收买。这些东西也帮过邓先生的忙，抗日战争时期，燕大被占，邓先生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惟靠鬻字、典当、借贷以维持一家生活，拒绝替日伪工作。 八十二岁的南京大学博导卞孝萱新书《现代国学大师学记》里曾用洋洋五万言的篇幅专论邓先生的《清诗纪实初编》，以为邓先生是以诗证史中黄宗羲以降的传人，也是和陈寅恪先生并称的大师。 闻说邓先生未刊手稿尚有《滇语》，二十万字，述其幼年遍历滇中所见所闻，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可贵资料，不知何日能够面世，更不知我何时或者能否读得，思之可发浩叹。 邓先生日月之光，不以我之笔拙而生辉或者有损，可是我却因之而欢喜。草萤之耀，也自志其存生，我写此记，也有聊申敬仰和纪念的意思。 2007年6月5日上午写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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