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近大师、感受文化、开拓思路、促进发展”。《名家课堂》作为医院的文化品牌之一，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邀请了文化界、新闻界、医学界、服务界等各界名人来院讲课。通过名家讲课、观众现场互动、编辑出版院报特刊等形式，搭建平台，整合名家资源，让大师走进医院，走到医务人员身边。大师们以睿智幽默的语言、精彩生动的事例和感性与理性的交融，给医务人员带来了文化的启迪和人生的感悟。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敦煌莫高窟下寺居住的道士王园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积沙时，于无意间发现了封闭了近900年的秘室—藏经洞（即今编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初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敦煌藏经洞这个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被一个愚昧的道士打开了。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而最有价值则是反映中国本土佛教思想的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对我们认识早期禅宗的历史及禅宗思想史极为的重要，也使历史上这已消失的宗教派别 —— 三阶教得以复原。佛教文献中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这些藏外佚经的发现，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种版本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
除佛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中国传统的道教文献，还有摩尼教、袄教、景教经典，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重要历史证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历史，在两《唐书》、《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及《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极为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地了解。而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多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上搞清了这段历史。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它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其中，敦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变文。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变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过去竟不为世人所知，幸赖藏经洞敦煌变文的发现，才使这一问题水落石出， 从而解决了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方面的科技史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
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等，如，古藏文写本《吐蕃王朝编年史》、《吐蕃赞普世系表》，于阗文写本《于阗国王与曹元忠书》，这些文献对研究西北民族史和中外文化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这也是敦煌学成为国际性学问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藏经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但它丰富的内涵和珍贵价值，不仅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众多学者竟相致力于对它的研究，遂在21世纪形成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在20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敦煌文物所映射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究竟是谁创造了堪称世界艺术宝库的敦煌艺术呢？过去有人认为莫高窟北区洞窟是画工的住所。但近年莫高窟北区考古资料表明，这些洞窟并没有足以证明有画工的材料，各种资料均证明莫高窟北区243个洞窟是僧人居住、修行、瘗埋之处，抑或曾经还是印制佛经的地方。这使关于敦煌艺术创造者的千古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根据学者的研究，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中唐代和唐以前关于画业和“画匠”的资料很少。此时，最早有北周时期第290窟隐于壁画图案纹样中的“辛仗和”题名，此窟壁画极佳，此人应是画家；后来隋代有第305窟发愿文题有大业元年“画师”画壁；盛唐有第185窟壁画题有“书人”，即“画人”；吐蕃统治时期也有画师等等，说明北朝、隋唐的敦煌莫高窟有“画师”画壁画，这与画史记载唐代和唐代以前著名画家画寺庙壁画相符，也佐证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一些技艺精湛的壁画应出自于高级“画师”的画家之手。
到唐末、五代、宋这方面的资料多了起来，从敦煌石窟和藏经洞中所出大量壁画、绢画、白画和粉本，说明敦煌唐末五代敦煌画业兴盛。此时在民间有“画行”、官府有“画院”和官府作场三种地方，都有“画匠”的足迹。这时敦煌文献中有姓氏或有姓名的“画匠”已超过40条，如《节度押衙董保德建造兰若功德颂》记载了民间“画行”的“画师”董保德所经营的画业，《莫高窟再修功德记》有称为“丹青上士”的僧人画家，《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记载了主管开料、策划工程的高级技师赵僧子；莫高窟壁画题记有姓氏的也有6、7条，如莫高窟第303窟“画师平咄子”，第129窟供养人题记中有安姓窟主之“男”（儿子）安存立、“子婿”（女婿）张弘恩都是“绘画手”，都是管理画匠的低品级官吏；莫高窟的姐妹窟——榆林窟第35窟供养人题记“都勾当画院使”“竺 保”，“画院使”是官府“画院”所设管理画匠的低级官吏，第32窟壁画题记有官府作场称为“都画匠作”的官手工业画匠“白般□”，等等。 60多年前，在常书鸿先生的带领下，一群有志于敦煌文化艺术的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寂寞荒凉的敦煌莫高窟，在大漠戈壁的艰苦环境中喝着苦水、住着土房、睡着土坑、点着油灯、过着几乎与世隔绝，近似佛教徒般清苦的生活，开始了敦煌事业的创业。面对着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面对着苍茫戈壁的寂寞，大家都毫无怨言，始终没有动摇过对敦煌艺术的追求。有的人在历次运动中挨整挨斗、被戴帽子、遣送返乡，但他们依然不忘敦煌，坚决要求回来工作。敦煌莫高窟人这种对敦煌事业矢志不渝、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那是一种热爱敦煌、热爱艺术、热爱事业的坚定信念的表现，是一种无私奉献、恪尽职守精神的表现。 辉煌的敦煌艺术宝库，珍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象征，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我们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在做好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她博大精深的内涵，充分展示她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为提供精神文化产品、提高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软实力，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挥积极作用，还应把文化遗产同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结合起来，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更好地惠及民众、普及民生做出努力。 传承文明的基础是研究。我们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研究文物和传统文化是我们应尽的一项基本职责。传统文化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必须潜心认真地做好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文物的历史、内涵、特征及其价值。研究是做好传承的根本和基础，如果没有深入透彻的研究，传承就无从谈起。既不重视文物的保护，又不重视文物的研究，道听途说，所谓的传承同样也是空话。只有持续不断地提高研究水平，文化传承才能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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