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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因“青少年阅读推广机构和读者向出版社提出了抗议和善意的批评”，被出版社召回了。众声喧哗中，那些评论家、作家、翻译家、文化业者，在这开了“历史和文学史”先河的“文化事件”面前，却一直漠视着一个关于文化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接下去，读者会成为我们的上帝吗？ 从冯唐采取的回避的态度来看，在源头上，读者是很难成为上帝的。种粮、种菜、加工食品的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但自己吃，也卖给别人吃；另一类是，自己坚决不吃，只卖给别人吃。写文码字的人，大约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但自己“吃”，也卖给读者“吃”；另一类是，自己坚决不“吃”，只卖给读者“吃”。读者倘若“吃”出了问题，现实很残酷：想听到一声道歉都难！ 从出版社对《飞鸟集》的有关表述来看，在传播环节，读者也是难以成为上帝的。《飞鸟集》出版之前，编辑就对“个别内容读来不适应”了，但出版社“决定尊重译者”。在《飞鸟集》被召回之后，出版社回应公众的意见是：“将组织专家进行重新审议”。由此不难看出，即使“飞鸟”折翼了，出版社依然抓着“译者”、“专家”这些“稻草”不放，而看不到读者这一群体的思想水平与精神力量。 从一些媒体、一些知名人士的评论来看，在话语权与价值观层面，读者可以说是被棒打、被侮辱的对象，更遑论做什么上帝了。比如：“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社会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的这一定调，不但横扫了万千读者，也打翻了郑振铎等人的译本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比如：“泰戈尔在中国一直被误读，你们凭什么骂冯唐”——“和尚既然摸得，阿Q当然也摸得”，不过，请问评论家，你这又是在“骂”谁呢？比如：“无论公权还是民意，左右一本书的下架都是可耻的”——把民意与公权捆绑在一起，贴上可耻的标签——在这等评论家的逻辑与见识面前，读者逃无可逃！哪怕一本书的下架，是出版方出于对利益（利害）的精心算计！ 例子无需多举了，问题的实质更在于，读者生活在这样的所谓的“文化”空间，不用说做不成上帝，即便被炒成了“上帝”，那也绝对是读者的恶梦：在这样的“文化”市场中，读者只会被一些所谓的文化人物给“毒”死！ 在《关于2015年的医疗，我想说的十句实话》一文中，作为医生、中信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的冯唐，有一句话让人感触颇深：“医疗不是纯粹的生意。纯粹为了挣钱，很容易走向歧途。患者不是傻子。”在此，我们不必探究此冯唐是否就是彼冯唐，但只要把视角切向文化业，我们就可以发现，道理仍是一样的：文化业也不是纯粹的生意。同样：读者更不是傻子！ 这样的道理也说明，只有不丢弃自己的文化素养与责任，一个人才能把文化业的生意做出“文化味”；只有明白了读者不是傻子，坚守住文化的理念与底线，一个人“掏出”的作品才会干净、有营养。由此看来，那些醉心于“用下半身写作”的人、习惯于标榜所谓的“个性”及“风格”的人，要想不被读者唾弃，也该用脑子想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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