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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国府迁渝，重庆成为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保卫战时我国神经中枢的安全，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特别重视对重庆的整体防卫与保护，并为之采取了种种措施。 首先是在重庆外围设置一系列重要军事机构并部署重兵，以从整体上加强对重庆的保卫，严防日军进入重庆及其周边地区。抗战爆发后不久，军事委员会就根据需要撤销了原有的西安、广西、重庆三行营，另组天水、桂林两行营，各自负责南北战场的作战，两行营配置的兵力，基本上占据了整个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一半以上，并先后组织发动了著名的长沙会战、桂南战役、中条山战役等等，从而阻止了日军沿山西、陕西、四川及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接近重庆的企图。嗣后，军事当局又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先后在重庆的东大门设置第六战区，南大门设置昆明行营及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并配置精兵强将，重重护卫。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日本陆军始终未有一兵一卒进入四川。 其次是制定了一些保卫重庆的作战计划，并于日军企图攻入四川的北面、东面以及重庆市区内构筑各种阵地、碉堡、掩体等防御工事，以便于必要时与日军周旋抗衡。早在1938年秋，军事委员会就决定依托大巴山脉的险峻地势，设立一道拒敌、阻敌、防敌进入四川的国防工事，经过数万名工兵、民工近一年的努力，在川陕边境的广元、碧口、宁羌及城口、成源一带构筑了一条自东向西长达七八百里的防线，且派重兵把守，以防止南宋时期蒙古兵入川历史的重演。至于长江上游的有关防务，则开始得更早。早在1936年1月，就在重庆行营内设有“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分别建筑宜昌重庆间诸要塞的拒敌工事。之后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先后设有“宜万要塞守备部”、“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等专门机构，以保护长江上游从宜昌到万县段的安全。它们在各个险要地点设置炮台，遣重兵把守；在容易被敌人攻击的水域布放水雷，设置障碍，构筑起保护重庆东大门的坚固防线。 至于重庆市内各种防卸工事的构筑，大规模兴造是在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之后。到1943年11月止，在重庆市及其附近要隘构筑的阵地、碉堡、掩体、观测所等多达13942座（个），另有交通壕60559公尺。至于专门针对日机轰炸而建筑的防空壕、洞、沟等也很多，大小共进2000余个。 第三则是对市区所有重要机关、团体、学校、厂库及重要人物及其住宅的防卫。这主要是防止一般的盗贼、土匪以及汉奸的破坏，虽属一般的治安维护，但也属战时重庆防卫的重要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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