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留在河西的商业符号 (2006-08-05 23:41:02) 山西留在河西的商业符号 延 风 由于我是山西人的缘故，时常出差时会对散落在各地的山西会馆都格外关注。
在处于古丝绸之路孔道上的甘肃，曾有过多处山西会馆，但大多都在历史的烟云中湮没了。而令人欣慰的是，位于张掖市区的山西会馆却完好地保存了当年的原貌与气韵，是那里大面积保存的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落，也是旅游观光和历史研究的好去处。 会馆的大气派大手笔
以前我曾多次去过那里，但都没有读出它被尘封着的历史、文化乃至经济的真义。这次却有大的不同，我透过这个山西留在河西的文化符号，看到了近300年前晋商在河西地区的步履。
这座山西会馆始建于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是由后多次修茸。如今它是集山门、高阁、戏楼、看台、牌坊、钟楼、鼓楼、大殿、客堂为一体那种颇具三晋特色的完整建筑群。漫步其间人们都会体味到它开合起伏、错落有致、疏密相间、高低参差的宏大气势与严谨设计。精美的木雕、石刻、砖镌和古朴的彩绘，交相衬托、风格独具，都深动地诉说着当年商贸的开拓与繁荣。
如今，会馆朝东、开面5间的深红色山门紧闭着。大门两侧砖砌的八字墙和顶部的仿木结构显得依旧壮观，墙上分别镌刻着笔势雄奇、遒劲有力的“忠”、“义”二字，不仅道出会馆供奉的神祗关云长外，而且也期望晋商彼此达到讲义气，笃乡谊，共同发展的目的。重檐歇山顶的大门里面底层为两廊及深4.2米的甬道；其上为宽8.25米，深9.6米出将入相的戏台。戏台为歇山顶，双戗飞翘，额枋雕饰龙凤图案，正面悬垂木雕寿桃一对。台顶穹窿藻井、榫卯纹饰，金碧辉煌，两边开着月窗。从戏台两侧的木构天桥可通往前院南、北看楼，戏台(上下两层，上为台，下为通道)，看台(上为台，下为廊)。会馆内以一座高大的木构牌坊为中心，分开东、西两进院落。会馆将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融为一体，形成起伏开阖，威严凝重，疏密相间的院落群体。殿宇楼阁，庭院花木，使整个建筑绚丽多彩。崇脊筒瓦，精雕细刻，飞金涌碧，宏伟庄重的牌坊集中代表了这座庙堂殿宇式建筑的风格，特别是其上“威震华夏”的匾额，既是对神祗关公的崇奉，更是对晋商自己胸襟气魄的展示。在建筑群落的中轴线两边，构建着南北对称的看楼各7间，上下两层；南北相对建有歇山顶、砖木结构、施以彩绘的钟鼓楼；牌坊后的南北两面各排列5间厢房。这些建筑物都雕梁画栋，飞檐挑角，气势雄伟，格调古雅，布局严谨而考究，是典型的清代官式建筑物。轴线上与戏台遥遥相对的是3间大殿，宽13米。大殿前有一座长方形抱厦，檐柱作八角形，前檐券口上雕二龙戏珠，椽枋上立粉堆金彩绘三国故事。所有建筑除陪殿已拆除外，其余保存完好。
大殿外北面存有连成一气的4幅砖雕，为清代作品。每件面积4平方米，以若干方砖拼接雕刻。内容分别为：“三阳开泰”、“福天富地”、“龙吐宝珠”、“鹿鹤同春”4个吉祥术语，祈愿良好开始，寓意富贵长寿。每幅砖雕由龙、虎、蝙蝠、羊、鹿、鹤等吉祥动物，瑞兽与椿树、兰草、茂竹、水仙、灵芝、梅花等瑞草组成，并间以灵石、祥云、日月海水，以谐音、象征的手法构成美好的祝辞及画面。线条粗放简练，刀法古朴浑厚。
山西商旅为何看中张掖 甘州商业的繁荣主要有赖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西汉中叶以来，张掖便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南北各民族交往的十字路口，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曾派张骞出使西域后，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两次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一万人深入河西，击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收复了河西，打开了东西交通的道路，使汉朝的势力得以向西延伸。我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养蚕术、冶铁术等传到欧洲；同时，西方的植物、瓜果、蔬菜、皮毛、名马、音乐、舞蹈等也陆续传人我国。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把这条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形象化地称为“丝绸之路”。而张掖就是丝路贸易的重镇，贸易和物资转输的枢纽。
丝绸之路南道：从敦煌出发经楼兰(鄯善，今若羌)、于阗(今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往西到条支(也叫大食，今伊拉克)、大秦(即罗马帝国，今地中海一带)等国。北道：从敦煌经过车师王廷(即高昌，今吐鲁番盆地)、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地，越过葱岭到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然后往西南经过安息(今伊朗)西达大秦。两汉以后，在天山山脉以北增开了一条道路，称为北道。从敦煌出发，经过伊吾(今哈密)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渡过北流河水(今伊犁河、楚河)至拂林(罗马帝国)，到达西海(今地中海)，原来的北道变成了中道。以上三道，即隋代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所记的自敦煌至大秦的三条道路。
据考证，丝绸之路东段，即自长安(今西安)进入甘肃境内到张掖的路线有好几条。其中主要的路线大致也有南、北、中三条。以上三条路线都到张掖会合后，由张掖往西变成一条，经临泽、高台、酒泉至敦煌。这样，张掖就成为丝绸之路上车马辐辏、商贾云集的国际贸易市场，也是东西南北各民族互市的集散地，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其经济繁荣达到了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南下，西进东出，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在次情况下，重要的旱码头——张掖自然成为了建会馆的必选之地。山西商人在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在全国各大商埠如上海、苏州、天津、三原、西安、汉口、凤翔、聊城、阜阳、开封、洛阳等置田产、建起楼阁、设置了一大批山西会馆。据统计，当时全国有27％的山西会馆为清朝雍、乾、嘉时期所建，其中大都为晋商结成帮伙，捐资建立。甘肃张掖的山西会馆正属于这种情况。
会馆浓郁的商业氛氲 张掖山西会馆位于该市小南街上，是由山西客民赵世贵、赵继禹、张朝枢等筹建的。当时从山西、陕西等地来的客商，在张掖开办了几十家大商号，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已经营的实力范围，于是结帮会、设会馆，将始建于雍正二年的关帝庙改建为山西会馆，修建费用都由客商募捐。这使得会馆弥漫着浓郁的商业氛氲。
清代甘州府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据乾隆十八年(1753)到任的甘州府教授王学潜的《甘州赋》称颂当时的情景：“其都市之间，衢 连延，廛市周环。逆旅传舍，轮蹄错盘。酒旗当垆，茶灶蜚烟”，“百物繁颗，争珍斗妍”，“击毂摩肩，袂云汗雨，熙攘往还”，“檀板红牙，觥筹纵横”，“马牧金埒，矢射蒲姑”。有文载：“红灯夜市，依稀槛外之旗亭；画角秋声，隐约城中之箫鼓。”从此二可以看出甘州城(今张掖市)不仅商业繁茂，人员凑集，百业旺盛，而且文化娱乐活动也十分火爆。
今天，当我们站在会馆牌坊下向戏台方向望去的时候，在钟鼓楼与戏台两侧有4个群青蓝底上的金字“福、禄、财、寿”格外显眼。它们不但表达了晋商对于财富的追求心理，也反映出他们在“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的驰骋中，对于经济前提的认识。
商业的繁盛，要以物质为基础。酥油口、山丹的煤炭；哱啰口、梨园营的木料；甘州种类繁多的粮谷。特别是野麝、獐、狐、兔、野马、青羊、黄羊、羚羊等，家畜类如马、骡、驴、牛与牦牛交配而生者)、羊(俗曰绵羊)、胡羊(俗曰山羊）橐驼(异者独峰)等，中药类如枸杞、甘草红花、麝香、鹿茸、锁阳、何首乌、肉苁蓉、羚羊角、紫苏、葫芥、麻黄、石燕、寒水石、紫石英等。各种各样的货源，不仅丰富了甘州市场多种多样的商品需求提高了甘州市场的知名度。尤其是甘州出产的果干、白麦、乌江米、麝香、冬柰、枸杞、野牦牛毛等，使得甘州的产品更享誉海内外，对甘州的商业贸易更是个很大的促进。
康熙三十七年(1698)，清廷下诏给哈密回族给予往来甘州贸易的特权，促进了甘州与新疆的贸易交往。乾隆元年(1736)，清廷和准噶尔再次议和，商定以阿尔泰山为界，重汗肃州市场。肃州距甘州不远，也大大刺激了甘州市场的繁荣。甘州成了他们赚钱的集散地。在晋帮、京帮兴起的同时，们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运来京货、山西的铁锅等，又将甘州的皮毛等货物运往别处。到后来，各种各样的货物，如河南的土布、湖北孝感的府布、江西的瓷器、西湖的茶叶(是伏茶，细茶无人买)、陕西汉中的药材和纸张、苏杭的绸缎、新疆的毛毯、五石、葡萄等，甘州市场都有。甘州的各色各样货物，特别是乌江大米、东乐挂面(含有鸡蛋)、张掖果丹皮、当地皮毛、名贡药材等，有的直运京师，大部分远销各地。在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要算晋帮和陕帮了。此两商帮不仅操纵了甘州市场，而且操纵了河西的市场，甚至影响到兰州和山西、内蒙古等地。据光绪年间的山西和陕西会馆碑记，甘州本地和外来的商号达千余家，仅晋帮的商号就有44家。晋帮的“天成号”与“协同庆”两家，是山西平遥著名商号的分号，财力雄厚，通汇全国。它说明“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余秋雨《抱愧山西》） 早期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有些会馆的建立不是为工商业，而是为“同乡贵游”、“士绅”、“薄宦及土人”、“公车岁贡”提供方便，但山西会馆则多不然。从创建者的身份可见，主要作为商人自己的活动场所。正因为这座会馆建立目的比较单纯，商业性质明显，特别是它所据有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应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所说的不仅是那些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泥塑，遍布全馆，交相辉映，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特别是那些布满南北14间看楼上的彩绘，生动地证明晋商在激烈的商业运筹和竞争中，最早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付诸实践。
会馆在当时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广置楼阁、多盖屋舍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同乡、仕绅、商旅驻足和贮存货物提供方便。同时由于共同的语言、风俗、文化和趋近心理，用文化作载体和平台，相励相慰，相扶相助，“同乡偕来于斯馆也，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荡然。不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抑且相任相恤”，使彼此“无去国怀乡之悲”。因此，会馆成了山西商人和商业、金融业资本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诚如余秋雨所述，“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这种会馆现象是山西经济史中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采访时，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告诉我：“看楼上的18幅（组）彩绘都是真迹。因为文革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都改作为图书馆，壁画被一层泥皮覆盖着。后来清除了泥土层，我们才发现这些彩绘躲过了许多劫难，又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了。”当我们今天再去观览那些丹青彩画，色彩纷呈的作品时，不难发现它们运用了中国最为传统的中堂对联或四条屏书画样式。画大多为摹仿米芾、八大山人等名家作品，联语多抒心情胸臆，艺术价值并不太高。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即作者多属山西籍人的商贾绅士一类，书画的描摹对象也多为山西籍名人，如米芾、关羽等。这种明显的区域性、非专业性和行业特点，恰恰说明了当年那些财力雄厚、踌躇满志的晋商们的运作理念和生存状态。墙壁上的几副对联正说明了这一切：“刻竹题诗闲人忙事，横经说法剑侠佛心”、“诗肠酒骨芷兰气味，剑胆琴心龙马精神”、“会集群贤风诗永畅，惓怀古昔情抱同欣”……
我注意到，在多幅书画提款上都提到了“丁巳年夏”，那是1737年，清高宗乾隆皇帝登基的第二年，这座山西会馆建立后的第14个年头。那些旅甘的山西乡党深刻认识到：“无论日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于是他们通过在会馆看戏听曲、作书作画、咏诗对联等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把商埠中同乡之人联合起来，共同与异域商人进行竞争。我想，它与王羲之笔下永和九年名人雅士的兰亭聚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次胜极一时的甘州笔会尽管显得业余一些，但那可贵的“弦外之音”却加速着当时当地的商业进程和商业文化的发展。 1、张掖山西会馆大门
2、布局严谨,密而有秩的建筑群落
3、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细部
4、砖、石、木雕和油漆彩绘装饰丰富而华丽。
5、富丽堂皇、巍峨雄伟戏台
6、殿堂
7、楼阁和院中立着的木构牌坊
8、戏台两侧看楼上的彩绘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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