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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对两种文化的判断早已为人熟知。他认为，当代社会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矛盾致使整个人类文化丧失了整体的鲜活性。时至今日，斯诺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事实与价值二分：一种狭隘的哲学观 如今，科学的人文意义已经被公众所认可。所谓两种文化的问题也已成为当前讨论的家常话题，但 “科学与人文依然固执地相互分离，并且情况看来好像变得更加严重”。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不等于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我们呼唤科学与人文相结合。那么，连结科学与人文的纽带和基础是什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二者的沟通呢？看来，找到贯穿科学与人文的通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够实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在于对价值论问题的重新思考，特别是重新解读科学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正如杜普尔（J. Dupre）所言，“科学哲学最重要的议题是科学与人文价值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是混于一体的，可统称为“自然哲学”的文化。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指出：“文艺复兴思想家们再一次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在这样的思潮中，人的活动应当以其自身价值而受到重视。”但随着自然科学革命的深入发展，科学与人文之间却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缝隙。斯诺等人认为，造成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对立的原因在于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群体的分裂，因为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互相对立。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人文文化，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两种文化的分裂。 不可否认，斯诺等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造成这种令人失望情况的根源是多样和复杂的。其中，“最基本的因素还是一种过于狭隘的哲学观念”。而这个狭隘的哲学观念，正是西方近代哲学逐步形成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的观念，这个观念既是最终形成科学与人文彼此分离乃至断裂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是重新实现二者统一和融合的关键环节。 科学与人文：被夸大 自休谟以来，对“事实”与“价值”、“是”（be）与“应该”（ought to）概念的区分，逐渐为人们普遍认同。这就是通常我们默认的见解：关于事实的判断与关于价值的判断截然不同，因为事实判断是关于客观事实真假的判断，而价值判断则是关于人性主观意愿的判断。基于这种见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然科学就是关于事实问题的研究，它只关涉自然现象中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规律关系，它追求科学事实、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所以这种研究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毫无关系；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价值问题的学科，例如伦理学、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等，它们更多着眼于“人性”的主观判断，这也是人文的基本含义。进而推之，就产生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性质与关系的论断：人文科学的“理解”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模式是对立的，人文科学所理解的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的心灵生活，而自然科学则是要说明自然现象何以如此的原因。应该说，这种区分有一定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各自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人们却逐步夸大了两者的差异性，造成一种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印象：自然科学是关于科学事实的真理，而无关价值问题；人文科学则仅仅与人的主观价值相关，而非关于客观事实的学科。这样，所谓以“事实”研究为导向的自然科学，必然注重冷冰冰的客观事实，而与人的价值、意义相关的主观因素不得不被排斥或忽略掉。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就此成为理想主义科学观的哲学基础。正如拉特利尔在《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中所说：“对于科学家，只有‘存在’，而没有什么价值。”于是，在多数人心目中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科学家的目标乃是发现客观真理，揭示客观事实的规律，并预测客观事物的发展，科学是“价值无涉”（即“价值中立”）的。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本身，诸如人类的观念、情感、审美和精神问题，其本身就是对人类价值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它们是关于人的“价值科学”。由于事实陈述可以通过经验与观察实验等来检验（证实或证伪），但价值判断却不能为经验和观察实验所检验，于是导致科学与价值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情况内在地造成了斯诺对两种文化的下列描述：“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那就是科学家是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不知道人类的状况。而在另一方面，科学家认为文科知识分子完全缺乏远见，尤其是不关心他们的同胞，在深层次上是反知识的，并且极力想把艺术和思想限制在有限的时空。”以至于“他们几乎已经完全不再相通，在知识上、道德上和心理气质上，他们的共同点已经如此之少”。 可见，近代哲学“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观念是造成科学与人文文化分裂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人们把“事实”与自然科学、“价值”与人文文化僵化地联系在一起，并从“事实与价值”的分立，得出了科学与人文文化之间互不相关的结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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