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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历史文化展”重点展品(三)

 nzpeach 2016-02-24

天津博物馆宣教部

重要提示:请大家仔细阅读,即将在2月27日开始的微信线上闯关答题的知识点就在这里面哦~



(宋辽金部分)


唐代的幽州,还是“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的时代。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丧失,包括河北在内的各个地区割据独立,契丹趁机崛起,河北与东北开始形成新兴势力崛起与发展的核心地区,以后的王朝皆由此而兴,并且都将河北视为控制全国的重心。

936年,石敬瑭为了称帝,把河北道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中原王朝千百年来赖以防御的体系被打破,“河北一路盖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蓟之地。……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虏骑直出燕”,京津冀地域自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北京,开始作为一代之都,自此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唐代的幽州,还是“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的时代。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丧失,包括河北在内的各个地区割据独立,契丹趁机崛起,河北与东北开始形成新兴势力崛起与发展的核心地区,以后的王朝皆由此而兴,并且都将河北视为控制全国的重心。



01
契丹文“敕宜速”银牌


辽(916年-1125年) 

长21厘米 

河北省承德市深水河老阳坡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契丹建国之后,承袭了唐朝的符牌制度,《辽史·仪卫志》中记载,银牌“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给驿马若干”。宋人张舜民在《使辽录》中记载这种银牌“形如方响,刻番书宜速二字。使者执牌,驰马行数百里,牌所至如国主亲至,需索更易,无敢违者”。可见,这种金银牌是辽朝皇权的象征和凭信。


02
契丹渔猎木立俑

辽(916年-1125年)

 高25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契丹人实行“四时捺钵”制度,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方,皇室和政府机构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进行围猎、讲武、巡游,“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后人认为“四时捺钵”是契丹人尊天敬地、崇尚自然的天地人“三才合一”观念的体现,客观上也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03
幞头木俑


辽(916年-1125年) 

残高24厘米 

河北省宣化下八里张世卿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真容偶像是辽代兴起的一种独特的葬俗,辽代晚期开始流行,以幽云汉地为中心。这种偶像类型丰富,可分为木质、草质和石质,在使用社会阶层和陪葬的数量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佛教对丧葬文化的影响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外还与道教的丧葬习俗和契丹独特的葬俗有关。辽代真容偶像的背后,不仅体现出不同宗教文化的杂糅,也体现出汉族和契丹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此木俑为张世卿的“真容偶像”,是用于放置死者骨灰的木偶。全身用柏木雕刻,由17个部件组成。在辽代,佛教信徒死后盛行一种名为“依西天茶毗礼”的宗教仪式,即将尸骨火化,收存并埋葬骨灰。但用真人雕像存放死者骨灰的葬法却并不多见。张世卿墓志记载其终生敬佛,死后便依照这种葬法葬于先茔。火葬在当时的僧侣中流行,后逐渐影响到世俗汉人的丧葬习俗。


04
定窑白釉童子诵经壶


辽(916年——1125年) 

高29、底径12厘米 

北京市净光舍利塔基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定、汝、官、哥、钧,合称宋代五大名窑。定窑的中心窑场在河北曲阳,此地在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定窑主要生产白瓷,胎体洁白、细腻,釉色有象牙白质感。器物种类丰富,主要以模仿金银器造型取胜,技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这件童子诵经壶就是定窑的一件代表作。童子闭目端坐,双手捧着一部经卷,经卷中心孔是壶嘴,身后有壶柄,人体中空为壶腹,头顶有一个注水孔,可以说是构思巧妙,造型别致,此壶的胎釉也非常精细,充分体现了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北宋时期,定瓷因为它洁白细薄的特点,一度被选为宫廷用瓷。


05
龙泉务窑三彩菩萨像


辽(916年——1125年) 

高32厘米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窑遗址出土 

北京市门头沟区博物馆藏

辽三彩受唐三彩影响而产生,多实用器皿和用于宗教场所的供奉器物,而唐三彩多作为随葬用的明器。

辽人笃信佛教,由建国之初的三教并举很快转变为独尊佛教。契丹贵族给寺院大量赏赐、捐赠,朝廷饭僧费远超以往的中原王朝。佛教不讲民族差异,客观上顺应了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


06
酱釉猴纽盖鸡冠壶


辽(916年——1125年) 

高27、口径4.2厘米 

北京市顺义区辽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鸡冠壶又称皮囊壶、提袋壶或马镫壶,是辽代最具契丹民族特色、代表契丹国俗的器类之一。鸡冠壶多仿皮囊器上的缝合线与条带为纹饰。汉唐以来,中原地区有蓄猴以避马瘟疫的习俗,猴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而辽朝佛教盛行。因此,以猴的形象作为装饰的鸡冠壶是中原汉族文化与辽契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07
“归化左曹第一军使记”铜印


宋(960年-1279年)   

长4.6厘米 

唐山市征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宋代官印的印文一般为严整规范的九叠篆,印背有时刻款识。九叠,形容其折叠之多,用九叠篆形式刻制官印,以朱文的凸出九叠笔划特征,是宋代“国朝官印”的流行字体。这枚铜印,“化”左旁叠笔,“第”下叠笔、“记”左侧的叠笔、“曹”字下“日”字变成空框内“吉”字,相反上部笔画简化了。



08
木生肖俑


高37厘米 

辽(916年-1125年) 

北京市大兴区马直温墓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马直温是辽代的大族,他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契丹皇族。马直温墓中出土有木俑11件,是十二生肖像,缺狗。木俑的材质是柏木,戴冠,穿方领大袖袍服,生肖置于冠上。

河北宣化和北京马直温辽墓墓主所采取的茶毗礼葬式(火葬),这类偶像与唐宋密教、禅宗中制作‘真身’的习俗密切关联,反映出佛教法身观念的偶像化问题。


09
独乐寺



独乐寺塔

辽代佛教盛行,天津市域内现在能追溯到的辽代佛教寺院共有19处、塔7处。除独乐寺为木结构外,其余皆为砖石建筑,如白塔、天成寺塔、福山塔,它们代表了中国佛塔的三个类型,是中国最流行的三种佛塔形式。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


10
戒台寺


辽代寺庙建筑皆坐西朝东,反映出契丹尚东朝日的习俗。京西马鞍山的戒台寺,始建于唐代。辽咸雍年间因名僧法钧辟戒坛而大盛,故称戒台寺,是北京地区保存辽代文物最多的寺院。


11
云居寺辽北塔


坐落在房山白带山中的云居寺,兴建于隋唐之际。唐玄宗时,十分重视佛教在河北的巨大影响,将开元年间新旧译经赐予云居寺,并派长安名僧亲自护送到云居寺,欲借助佛教,驯化人心。安史之乱前,云居寺附近居住着大量的胡人,一些上层酋豪常资助房山刻经事业。唐政府出于对现实的政治考虑,通过支持佛教,笼络当地胡人。

辽代云居寺是石经刻造中心,因而再度兴盛。寺的南北有两座辽塔对峙,南塔塔下有藏经穴,辽僧善锐等人于天庆七年(1117年),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180方及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4080方埋藏于此,故亦称“压经塔”。


12
云居寺契丹石刻经


唐前期,房山石经题记中有不少来自附近羁縻州的内蕃胡人。他们当中有参与佛教活动的,也有正式皈依佛教的,这也是唐廷大力支持云居寺刻经事业的原因。原本信奉祆教的粟特人安禄山、史思明在幽州地区做佛教功德的动机也不言自明。


13
铜坐龙


金代(1115-1234) 

通高18厘米 

北京市房山区金陵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这件铜坐龙,龙呈弓身踞坐之势,龙首猪嘴,眉宇清晰,泰然若定。龙体各部位相互呼应映衬,浑然一体,构思巧妙。金代皇帝多仰慕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的龙也多出现在此时的器物中。龙是我国远古先民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神兽形象,也是中华各族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坐龙”也是宋、辽、金时期龙最主要的形态。


14
金簪花高足杯


金(1115年——1234年) 

高15.5厘米,口径9.3厘米,足径6.2厘米,重240g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金国旧俗,“饮客佳酒,则以金银器贮之”。这类金质高足杯为饮酒器皿,最早出现于隋代李静训墓中,唐代窖藏之中也有出现,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这种器形很可能是受到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件金质高足杯形态修长,口沿下端和圈足上端分别錾刻一周卷草纹,相互呼应,杯腹三个开光内各錾一朵海石榴花,并錾出地纹以增强主体纹饰的立体感和真实性。


15
彩瓷观音造像


金(1115年-1234年)

 高32、宽20厘米 

天津市武清县齐庄出土 天

津博物馆藏

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窑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彭城一带,因宋时地处磁州,故名“磁州窑”,自古便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以生产“白底黑花”瓷器著称,此外,“红绿彩”也是磁州窑创新出的一种釉上彩装饰艺术。其烧造工艺是在已经烧成的白瓷上,用红、绿、黄等彩料在釉上绘画,再入窑低温烧造而成,红绿彩瓷像制作复杂,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达到了古代彩瓷造像艺术的顶峰。此造像还带有明显的男性特征,是入宋以后比较少见的观音塑像造型。

考古发掘表明,今武清区齐庄在金元以前为墓地,金元时期变为规模较大的生活区,应该与天津河的开凿、维护有关。


16
井陉窑荔枝纹碟模


金(1115年-1234年)   

口径15.8厘米 

河北省井陉县河东坡村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井陉窑是历经隋、唐、宋、金、元、明、清等朝代的一处大型瓷窑址集群,遗址位于河北省井陉县中北部和井陉矿区,是一处分布面广、烧造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的古窑址群。在距今1300多年前的隋代,井陉窑已烧造了成熟的白瓷。井陉窑遗址于1989年被发现后重见天日,1993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划定并公布了保护范围。

井陉窑河东坡窑址出土的12件精美、完整的印花模子,生动地展现出金代井陉窑的刻模工艺曾达到的高超境界,不仅为井陉窑金代印花瓷器的断代提供了确凿依据, 也有力地反映出它的制瓷生产水平。


17
海棠花式玛瑙碗


宋(960年-1279年) 

口径11.3厘米 

天津市征集   

河北博物院藏

西汉时,我国文献中出现“玛瑙”一词,魏文帝曹丕《玛瑙勒赋》:“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由此可知,“玛瑙”是因其纹理近似马脑而得名。从三国到唐宋的历史文献记载,帝王、权贵所用的高档玛瑙制品每每来自域外,不仅稀有,而且带有强烈的异国色彩,因而倍受青睐。


18
“元帅府左参谋之印”


金(1115年-1234年) 

边长10厘米 

河北省隆化县西山村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从考古发现和著录情况来看,军事官印在金代官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与金代战事多、命将任帅多的历史实际相符合。金印把九叠篆体推向高峰,印文中字的笔划迁回曲折次数比唐、宋印九叠篆要多得多。金印刻款最普遍的情况是印背左侧刻制造机构,印背右侧刻制造时间,印纽上刻“上”字以指示用印方向,印纽上方边款刻楷书印文。另外,金印将千字文编号纳入印文,也是官印制度中的首创。


19
金錾花葵瓣形盘


金(1115年——1234年) 

高1.7厘米,口径19厘米,重240g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金质器皿大约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开始受到王公贵族的重视和喜爱,但是直到隋末唐初,金质器皿大多是从中亚、西亚一带地区输入中国的外来产品。随着社会对金质器皿的需求不断增长,中国工匠在借鉴的基础上,逐渐创作出具有浓郁本土传统和特色的精美产品。这件錾花葵瓣形金盘,线条匀称而富有变化和动感,加之从盘口至内底錾刻的卷草、忍冬和牡丹等图案,生动逼真,使该器给人以丰润华美、富丽高贵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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