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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论语》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圣经，其中有很多名言警句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和价值观。然而这部典籍也不是字字珠玑，并没有句句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也有说跑调的时候，这些错误有些来自他的偏见，有些来自他的疏忽。我们应该抱着求真的精神来对待这部经典，唯如此才能获得最大的益处。
作为两千多年来最畅销的教科书—《论语》，被誉为中国人的《圣经》。虽然它记录的只是孔子和弟子的对话，可一字一句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和道理。千百年来的读书人对它顶礼膜拜，皓首穷经，无限引申。据统计，《论语》中的成语到今天还被广泛使用的就有上百条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即便是《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仔细推敲，除了现在显而易见的错误观点外，还有一些隐藏很深不易被发现的“毒草”。特别是孔子说的一些话，或者自相矛盾，或者模棱两可，经不起推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论语》有哪些问题。
语言渗透着文化，文化充实了语言。学习这种语言，不可能绕开它的文化；学习它的文化，也就是在学习它的语言。
一部《论语》充满着名言警句，它们是孔子和他弟子们的智慧结晶，而且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语言的有机部分。屈指数来，就有：和为贵、见义勇为、成人之美、既往不咎、巧言令色、三十而立、三省吾身、一以贯之、循循善诱、功亏一篑、登堂入室、言而有信、慎终追远、无欲则刚、临危受命、见利思义、不念旧恶、行不由径、文质彬彬、敬而远之、先难后获、述而不作、诲人不倦、学而不厌、举一反三、分崩离析、祸起萧墙、暴虎冯河、色厉内荏、道听途说、患得患失、求仁得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志士仁人、因人废言、杀身成仁、欲速则不达、一言以蔽之、温良恭俭让、既来之则安之、杀鸡焉用牛刀、知其不可而为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可忍孰不可忍、道不同不相为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等，等等。
一部不到两万字的典籍竟有这么多的成语，按照比例，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典籍中，《论语》名列榜首。
然而是不是《论语》中的每句话都是完美无瑕的呢？也不是。下面我就对《论语》做个吹毛求疵。
孔子是非常讲究友谊的，《论语》多处讲交友之道，但是如果人人都按照孔子的话去做，结果谁也不会有朋友。其中《学而》和《子罕》两篇都讲道：“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前边一句和后边一句都对，“人要讲究忠诚和信义”，“做错了事不要怕改正”，这些话人人都应该照办，问题就出在中间一句，“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一个人只想跟比自己好的交朋友，可是人家不愿意跟你交朋友，因为你比人家差。这样循环往复，谁也交不上朋友，谁也别期待“有朋自远方来”，谁也不能“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孔子的不少话可能只是给特殊的群体和特殊的人讲的，很可能就是跟他的学生讲的，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不要大而化之。
孔子对种庄稼的有偏见，樊迟提出想学农业，孔子骂他是小人，没有出息，为什么不去做大官、赚大钱呢？作为老师，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专心学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孔子有时候说话就不那么讲究逻辑了：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耕田种地，确实免不了饥饿，因为有灾荒，有苛政。然而学习就一定能够做官拿俸禄了吗？最爱学习的颜回，家里就剩下“一箪食、一瓢饮（《论语·雍也》）”了，孔子自己也感叹道：“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颜回二十九岁头发就全白了，四十岁就死了。孔子这里的问题出在弄乱了可能性的大小：耕田最大的可能性是不挨饿，比较小的可能性才是挨饿；学习最大的可能性是做官拿俸禄，比较小的可能性是受穷在家里呆着。对于耕田，孔子取其可能性小者；对于学习，孔子则取其可能性大者。结果，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表述上的不对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耕也，食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贫在其中矣。
这样一改，不仅逻辑上更合理，也更加符合现实情况。第二种情况也不是太难见到：养猪的吃不起猪肉，盖房子的住不起房子，种粮食的吃不饱肚子，上大学的找不到位置。但这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方面，不能以偏概全，你看哪个开发商没有几栋别墅？很多高官手里也握着博士学位。
很明显，孔子对农业生产的偏见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主流价值观有关，用今天的观点来批评孔子当时的这些思想未免有些苛刻。不过，读《论语》这种国学经典时，应该始终保持独立的质疑精神。即便孔子被推崇为圣人级的教育家，他自己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也有许多费解的不当之处。
还有，如果人人学君子，人人成了君子，大家都“谋道不谋食”，也都“忧道不忧贫”。那么，就有一种结果，人人没有饭吃，也就正应了孔子在陈蔡被围时说的一句话：“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这个“穷”不仅是古汉语的“困窘”的意思，也是现代汉语的“没饭吃”的意思。这样一来，一个社会还需要大批的“小人”来种地，那就不应该只提倡君子而贬斥小人了。孔子的思想就陷入大的逻辑矛盾之中。
在孔子看来，贫穷也是一种品行，是一种优良的品性，只有仁者才可以“久处约”，推崇安贫乐道。所以，孔子把“贫与贱”看成与“富与贵”一样的东西，都是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的：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贫与贱”既然是人们“所恶”的，怎么可能不择手段得到它呢（不以其道得之）？那不是有病吗？我看古往今来，除了孔子的两个好学生颜回和原宪能做这一点，谁也不会自觉去追求“贫与贱”。因此，更加符合人性的说法应该是：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
孔子有些时候的回答还有些张冠李戴，对牛弹琴，甚至牛头不对马嘴。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论语·颜渊》）
孔子第一轮的答案不算跑题，但是有些过于简单，以至于樊迟理解起来有困难（未达）。孔子第二次的解释就有点张冠李戴，这是鲁哀公向孔子问政时的答案，请看：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孔子的答案就是针对鲁哀公的问题：“怎么做才能让老百姓信服？”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斜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了；如果把斜曲的人置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孔子的话就是如何安排官员，显然与樊迟的问题对不上号。可见，因为经常有人问问题，孔子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问题库和答案库，有时候不免产生错配现象，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用于另外一个问题。樊迟更是一头雾水，也不敢再往下问了，只好出去问他的同学子夏，子夏又云里雾里给他解释了一通。樊迟是个很认真的学生，凡事都要弄个明白，他一定很失望，否则就不会提出改学农业了。
孔子是一位智者，一位哲人，具有超人的洞察能力和概括能力，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名言警句，已经成为我们母语的一部分。这些名言警句是一种语言现象，使我们的表达具有内涵和文采；它们又是一种智慧，给我们以启迪，指导着我们的行为。
然而，瑕不掩瑜，《论语》虽然有一些表述有瑕疵的地方，后人也不必为圣人讳，牵强附会地做各种各样的曲解。这是一个具有健康思想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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