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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曾国藩病逝前，与他不睦八年的左宗棠，从西北战场寄来一封情意真切的信，称赞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曾国藩看过信十分欣慰，认为“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是对他一生最为准确的概括。（《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马东玉著，2013年版，团结出版社） 432.曾国藩有个观点：“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办大事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他一生主要精力，也放在寻找、发现、培养、提拔人才上。他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从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大功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困不住的曾国藩》，向亚云著，2014年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433.劝谏皇帝亲君子远小人，风险极大。咸丰元年（1851年），倭仁上《应诏陈言疏》，结果被派到新疆的叶尔羌任帮办大臣。接着曾国藩上《敬呈圣德在预防流弊疏》，批评皇帝“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他在家书中说：“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据说披览这道折子未毕，咸丰帝勃然大怒，因曾国藩的房师季芝昌等人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于获罪。（《曾国藩学术传论》，武道房著，2012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 434.在曾国藩时代，《红楼梦》还是禁书，但他建议幕僚赵烈文多读几遍。赵烈文后来直言，朝廷禁“红楼”，视为“淫书”，别有用意，实质上是作为政治书而禁的。他认为慈禧犹如贾府里的当家奶奶王熙凤，实行手腕，驾驭中枢，专权诡秘，连军机处都无法知晓，尚矜矜自喜。殊不知威断在俄顷，蒙蔽在后日。当面唯诺，背后则恣肆欺蒙，毫无忌惮。一部《红楼梦》正是清王朝的写照，曹雪芹预言的大厦倾覆、油灯枯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表面上似是“中兴”，内里只不过是个空架子，不管如何粉饰，也是到没有用的了。对此，曾国藩不敢苟同。他以为朝廷虽有时被满贵们蒙蔽，但大计把握得还明白。皇帝尚称勤政，非重病总要临朝，大乱之后能减免征赋；慈禧虽一女流，驾驭百官、处理国内外大计，亦称英明果断；事无巨细，皆躬亲决裁，并无雍阻，亦属难能可贵。（《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马东玉著，2013年版，团结出版社） 435.曾国藩被称为“用人之高手中的高手”。曾幕据统计多达四百人以上，其中官位达到三品以上的就有二十多人，其他中层官员的人数就不计其数了。文有刘蓉、李元度，武有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塔齐布等，洋务有徐寿、华蘅芳、容闳、李善兰等。就幕僚影响力而言，“曾国藩光有李鸿章、左宗棠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就加分不少，何况连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弟弟李昭庆、李鹤章都曾经跟随曾国藩。”（《仕途·师徒——曾国藩与李鸿章》，崇效天著，2013年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436.曾国藩幕府被称为“中国幕制演进鼎盛时期之典范”。台湾中山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凌林煌著论文《曾国藩幕宾入幕变项析论(1853—1872)》称，曾幕历时二十年，随曾氏所肩负任务之不同而衍生变化，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其结论是：“各期入幕曾幕，都497人，其入幕年代可考者，凡462名。”“曾幕入幕年龄层，属于‘青壮年期组织者’最多，凡199人，约占入幕年龄可考者214人之92.99%！据此，彼辈既非‘童子军’，更非‘老人团’！”就各期入幕方式而论“曾氏主动者，约占分之六弱”；就各期曾幕之入幕身分而言“地方文官类，约占二分之一强”。曾国潘的人才观，也可以说是为大局服务的：“曾氏身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大乱世——内逢‘古今罕见之剧寇’，外遭前所未有之强敌，益以渠对人才有其极为深刻之体认并具体之实践，遂依其各期所肩负任务之难易、本身官职之高低、所处环境之顺逆，并其心境之抒抑，兼采‘就地取材’以及‘因地制宜’之原则，积极主动，并广收兼纳具有各类身分之人才入幕，以共济时艰。简言之，人必先有驾乎天下之才识度量，方能因应环境并时代之巨变，弹性变通调整用人之管道，广收慎用天下之人才，赖以同任天下之大事。”（《曾国藩研究（第2辑）》，王继平主编，2007年版，湘潭大学出版社） 437. “慎用”，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解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应当首先指出的是，他所说的“慎用”，主要是针对“广收”而言的。“慎用”与“广收”紧密联系，成为曾国藩用人方法的两个侧面。他用人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曾国藩根据幕府中不同人才的特长恰如其分地使用，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有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荐举其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统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就让他们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他深知李瀚章、郭崑焘、李桓等有理财之能，就让他们担负筹集军饷之责；他深知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业；他深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刘翰清等了解西洋“长技”，就让他们专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铎、张文虎、莫友芝等为饱学之士，就聘请他们主持编书局或书院诸务，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焘、刘蓉等系经世之才，但不懂做官门道，就留在身边出谋划策，或在离幕后继续保持联系，听取有益建议；他深知王闿运等才学高迈，但无意做官，不惯约束，就听其来去自由，保持密切联系；他深知鲍超等有勇少谋，就让他们冲锋陷阵，很少让其参与决策；等等。（《曾国藩的幕僚们》，成晓军著，2007年版，东方出版中心） 438.曾国藩及其幕僚的升迁，也可以看出当是中国试图突破繁文缛节的做官传统。曾国藩在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之前从未正式在地方上任职；尽管其弟曾国荃曾担任过级别较低的官职，但也只是名义上的职务，其实他正式为官是从巡抚开始的；李鸿章、左宗棠和彭玉麟也几乎没有在较低级部门担任实际职位，他们都是直接晋升，在朝中身担要职。中国历来因循守旧，此举可谓非比寻常，表明她已经冲破守旧的樊篱，才使曾国藩和他向朝廷举荐的那些人打破为官的烦琐程序，直接晋升高位。（《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解维廉著，2014年版，哈尔滨出版社） 439.曾国藩向朝廷有所请求，一般来说，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他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自己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调遣。奏折中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点，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点，是奏折中的重点。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于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纵观以上四条要点，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果然，朝廷准奏，李、杨两部归曾指挥。（《曾国藩的“识”，李鸿章的“智”》，赵凡编著，2015年版，中国言实出版社） 440.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一岁，曾在信中称胡为“老前辈”。胡林翼在湘军草创初期就与曾国藩携手合作，成为湘军的主之一。在他的推动下，湘军从一万七千人迅速发展到七万多人，而且屡立战功。他不仅为湘军出谋划策，多方计谋，更是在曾国藩最困窘最落魄的时候，处处施以援手，帮助曾国藩脱困。历经十五个多月，攻陷安庆城后，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将胡林翼推为首功：“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困不住的曾国藩》，向亚云著，2014年版，吉林文史出版社）（待续） 作者：老冠 文字是肉做的。洞察世故，息心净行。 【声明】本文为“领导讲话与批示研究”原创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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