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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有许多德国知名科学家和纳粹屠杀幸存者出席的座谈会上，德国一著名科学团体就二战期间一些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首次向大屠杀受害者作出道歉———道歉：照亮历史真相。
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被用来做医学实验的儿童
科学崇尚的是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但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一些科学家却以罪恶代替了良知，沦为纳粹的帮凶，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二战结束了，纳粹得到了清算，但德国科学界却没有深刻反省。直到不久前，德国一著名科学团体才就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向受害者作了道歉，这也是战后德国科学界首次发出的道歉声。声音似乎已来得太晚，但科学家的良知仍值得钦佩，它也告诉那些还在试图回避过去的人：历史真相是不容回避的！
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门格尔
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
道歉的地点在一个有许多德国知名科学家和纳粹屠杀幸存者都出席的座谈会上。而座谈会的地址，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进行人体试验的一个实验室原址。青葱的树木下，早已找不到累累的白骨，但这却无法抹去笼罩在每个与会者心头的阴影。主持这个座谈会的，是德国知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团体，其成员包括全德各界约3000名科学精英，其中很多是德国最知名的学者，也不乏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的前身，就是创建于1911年的凯泽·威廉俱乐部，二战期间，它旗下很多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面对白发苍苍的幸存者和一脸肃穆的科学家们，普朗克俱乐部主席胡贝特·马克尔以沉痛的语气表示，他对德国一些科学家“没有阻止，反而提倡、从事了种族灭绝的罪恶，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承认过去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承认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胡贝特以他科学家的良知，拿出了这样的勇气。他在一再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时，坦然承认过去德国科学界的罪恶：当时一些德国顶尖的科学家“与纳粹沆瀣一气，为了个人的医学目的，从事了违背人性的活动”。
在稍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胡贝特表示，当他知道竟然就是这些顶尖的科学家提出了有“一个统治民族”的“罪恶理论”时，他感到无比震惊，“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觉得实在难以接受……”他说，虽然战后德国对大屠杀作了很多忏悔，但科学界却一直没有为自己丑陋的过去表示过什么，因此他认为，现在是清除德国科学界耻辱的时候了，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真相告诉未来的人们。
胡贝特说，作出郑重道歉，绝不是仅仅为了企求幸存者的原谅，“这是我们，也包括过去几代人所拖欠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胡贝特表示，他还原历史的念头，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许多为纳粹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许多优秀科学家，又成了德国的精英人物，但历史却没有得到彻底反省。他说：“那时，我认识到很多都被隐瞒了，我很烦恼，现在，我处的位置使我可以做些事了。”
他们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战结束时，胡贝特才6岁。那段历史似乎与他无关，但过去同行的罪恶行径，却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结。正是在他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1997年，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纳粹德国时期凯泽·威廉俱乐部科学家的所作所为。
普朗克俱乐部为调查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后者可以接触该俱乐部收藏的所有文件资料。调查活动于1999年正式启动，按照原定计划，调查将为期5年，于2004年完成最终报告。而不久前，调查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初步的报告，证明确实有不少凯泽·威廉俱乐部成员参与了纳粹的大屠杀。
调查显示，二战爆发前，凯泽·威廉俱乐部的几名知名科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人种净化”的理论，认为世界上有一个“统治民族”，那就是日尔曼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奴隶民族”。由此，这个曾以拥有艾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成员而自豪的俱乐部，也就摇身一变，为纳粹对付犹太人提供了“科学依据”。除了犹太人外，许多残疾、弱智及认为对社会构成负担的人，也都被陆续“安乐死”。
二战爆发后，纳粹将它的种族谬论发挥到了极致，被德国占领的各国犹太人都被陆续送进集中营，在受尽凌辱后死去。据统计，整个二战期间，共有约600万犹太人死在了纳粹的屠刀下。而此时的威廉俱乐部，其罪行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帮纳粹制造所谓的“统治民族”，许多德国科学家来到集中营，在“人犯”身上进行活体实验，无数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死在了他们的手中。在他们中间，有生物科学家奥特马尔·冯·费许尔，他1942年领导了所谓的“双胞胎实验”。他最卖力的一个手下，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他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被指控在众多犹太儿童身上进行了活体实验，并对很多犹太人被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门格尔是费许尔的学生，1938年从法兰克福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对于门格尔后来从事的一系列泯灭人性的活动，费许尔不仅完全知情，而且，他本人，当然也包括其他多名科学家，都曾参与了这些活动。这还只是初步调查报告中的一个例子，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历史真相将大白于天下，那些双手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科学家也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往事不堪回首
斯特凡妮和安妮塔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有幸从门格尔的屠刀下活着走了出来，但回忆过去，一切都还是那么触目惊心。斯特凡妮姐妹于1924年出生在前南斯拉夫，后来移居布拉格。
1941年，她们的父母和姐姐被纳粹送到了集中营；第二年，斯特凡妮和她新婚的丈夫埃贡·昆纳沃特，还有她的妹妹安妮塔也被送到了集中营。除了妹妹安妮塔外，斯特凡妮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亲人。由于是双胞胎，斯特凡妮姐妹就成了门格尔的实验对象。她们像其他“实验品”一样，身体的每个部位被仔细丈量。门格尔往她们的眼睛里注射化学药剂，以观察她们的眼睛是否会变成和雅利安人一样的蓝色。她们的很多器官被相互移植。门格尔还经常往她们身体里注射各种细菌，比较她们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斯特凡妮姐妹至今还记得那最恐怖的一幕：她们被带到门格尔和其他党卫军面前，赤身裸体站着；门格尔告诉她们，她们将和一对双胞胎男子发生关系，然后怀孕。而作为怀孕的前提条件，她们身上的血被全部替换成另一对双胞胎的。试验的后果是，她们变得极度虚弱，高烧不退。
比大多数人幸运的是，斯特凡妮姐妹最终熬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的那天。现在她们都生活在澳大利亚。斯特凡妮有两个孩子、7个孙子孙女；安妮塔有3个孩子、8个孙子孙女。
和斯特凡妮经历同样悲惨的还有很多人，在6月7日的座谈会上，与会的埃娃·莫泽什·科尔女士讲述了自己的可怕经历。埃娃也是犹太人后裔，德国占领罗马尼亚后，她们一家随即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从此她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母——他们都被送进了纳粹的毒气室。此时，埃娃才10岁，由于是双胞胎，她和妹妹米丽娅姆也成了门格尔的实验对象。埃娃就和其他被实验的孩子关在老鼠肆虐的牢房里，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被送到门格尔的实验室，在那里被抽血，注射细菌。有一次，埃娃发高烧持续不退，她认为自己就要死了。
“如果我死了，门格尔将会立刻处死米丽娅姆，然后对我们进行解剖。大多数双胞胎就是这样死去的。”埃娃说。
埃娃现在住在美国，她领导着一个搜寻纳粹幸存者的组织。据她统计，纳粹德国时期，共有1500对双胞胎被送到了门格尔的实验室，只有不到200人最后活着走了出来。
让这成为永远的警告
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主席胡贝特·马克尔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其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和坦城，令人钦佩和动容，下面是他讲话的一部分，但愿读到这些，那些还在回避历史的人能有所震撼。
……
坦白承认历史责任，必须清楚表达，但它同时也必须清楚加以分别。回顾一下，我认为我们犯有三种罪行。
一是作为德国科学家犯的罪行。在当时，德国在许多科学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已经清楚证明，当时即使领先的科学研究，也陷入了道德沦丧的深渊。当时以科学的名义，所做的促进种族主义和所谓的“优生”活动，都是罪行，这将永远是压在德国科学界头上的重负。
二是作为生命科学家的罪行。这种思想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这种思想在1933年前就存在，而且是国际性的，并不仅限于德国。在德国，医生和生物学家认为人是动物的后代，而且更进了一步：像对待动物一样对人，将人类当作实验室动物加以利用。这种罪行，毫无任何道德的界限。这种种族主义的理论科学，绝不能称之为“科学”。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可怕后果，必须得到谴责，这一点不容回避。
三是作为凯泽·威廉俱乐部的罪行。我在刚开始已说明，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是战后建立的一个新组织，其目的是使科学能在新的、民主的德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因为事实上，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仍被看作凯泽·威廉俱乐部的“继承人”，因此它就有责任为后者承认罪行。凯泽·威廉俱乐部容忍、甚至推动研究那些无论从人性还是道德理由上都不正当的活动。由此，它也将自己———至少在某些领域———放在了为一个犯罪政权服务的地位，因此，它也必须因帮助了这些罪行而承担道德上的负疚。
我，作为一个德国科学家，作为一个生命学家，作为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的主席，心里充满了过去留给我们的沉重负担。我愿意向那些在科学的名义下遭受罪行的受害者，向那些悲惨死去、向那些已经去世、向那些还健在的幸存者道歉。我不是轻率地道歉。尽管今天的许多人，一有事马上就会想到要求道歉，而且立刻说出口。但如果他真正明白，简单地说一句“Excuseme”，并不能消除负疚感，那么他就不能还带着疑惑保持沉默。我站在这里，既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作为凯泽·威廉俱乐部后继者的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表示道歉。我对德国有名望的科学家，没有阻止，反而提倡、从事了种族灭绝的罪恶，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
我还必须要说的是，过去几代人，对于发生在那时的事件，可能不用承担个人责任，但他们对揭露和照亮历史真相负有义务，这也是诚实回想和学习的先决条件。
对那些自己的意志和身体遭到了无法想象的罪行的受害者，认罪一旦说出就必须是具体的和完全的。因此，请允许我，代表我个人，也代表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向你，科尔女士，也向你，莱克斯女士，也向其他出席的受害者，表示我最深刻的道歉，因为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你们代表了所有的受害者。我深刻道歉。
这是一个与过去相会的残酷方式，一个人站在这儿面对曾遭到罪行的受害者。同时，我们心中有一股奉献信念在升腾，我们将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地阐述过去的历史，将我们所知道的教导给别人，让这成为永远的警告，让记忆永存，让学习永远。虽然真相并不能使人从罪恶和羞耻中完全解脱出来，但它能让人摆脱沉重和谎言，为未来打开大门，让人们能从过去中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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