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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名节。当名节与性命发生矛盾时，当义无反顾，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在《三国演义》中，为名节而死且死得壮烈的，首推陈宫。陈宫看重名节。当年他做中牟县令时，捕获了反叛董卓的曹操。陈宫不愿助纣为虐，且为曹操的大义凛然所感佩，竟然舍了乌纱帽，去追随曹操。当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并声言“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之后，他又断然离开了曹操。陈宫是一个有主见、有操守的人，从他断然跟随曹操、又断然离开曹操这件事看，他有一个敢作敢为的独立人格。兵败被捕之后，陈宫又一次断然拒绝了曹操的劝降，决意慷慨赴死。
在《三国演义》中，涉及陈宫的笔墨并不多，但陈宫给读者的冲击力却是巨大的，为何？在于他敢作敢当的气魄，在于他对名节的重视。这一死，让看似威猛狂傲实则贪生怕死的吕布黯然失色。
讲名节没错，但若过头了，名节倒反过来成了戕害生命的毒药。问题是，传统文化中这样的毒药太多了。比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比如君死臣殉葬的愚忠……古典小说戏曲多热衷于渲染此类非理性的道德狂热，对名节的鼓吹常常到了忽视生命本身的荒唐地步。
可贵的是，《三国演义》没有陷入这种非理性的迷狂；对名节的理解，也不像酸儒、腐儒们所叨咕的那样僵化死板。比如貂蝉，她先是侍奉董卓，又与吕布眉来眼去，周旋于董吕之间，董卓死后，索性跟了吕布。虽然她是秉承其义父王允的旨意行事，只是“连环计”中的一个肉体兵器，只是男人主导的政治游戏中的一颗棋子，但若以极端的“名节”标准来对照，貂蝉的人生面目还是污秽不堪，完全不合“名节”的要求。但《三国演义》却赋予了貂蝉以正义的色彩，这是难能可贵的。 小说并没有将她骂作“红颜祸水”，像《封神演义》中的妲己那样；也没有写她完成使命后来个上吊自杀或落井自沉之类，这样的情节在古典小说中司空见惯。就像《西游记》中的殷小姐，被贼人占有，玷污，本是迫不得已，无关其名节贞操。江流儿（唐僧）长大成人之后，母子相认，为父报仇，父亲陈光蕊也还魂归来，应该说是结局圆满了。但小说写殷小姐自觉节操有亏，羞于见自己的儿子，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丈夫，屡次自尽，被人劝止。但作者似乎并不满意，最后还是来了一句“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这才罢休。似乎唯有如此，殷小姐才算是个干净的女人。显然，这是变态的节操观念在作祟。按照这个逻辑，貂蝉也该死，死了才能洗刷她被董卓玷污的耻辱，才能显示她在名节上的白璧无瑕。但《三国演义》没有流入这个腐朽和愚昧的俗套，说明了它在价值观念上的相对开明与平和。 同样的开明也表现在对待“降者”的态度上。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时代，政治破败，文化观念混乱，社会分化，军阀混战，这是一个典型的末世和乱世，各种社会阶层和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寻求重组和登台的机会。因此，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争斗与屠杀频仍。以曹、刘、孙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择手段地招兵买马，延揽豪杰，分化离间，招降纳叛；无数的豪杰好汉抱着“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人生梦想，有的慌不择路，有的待价而沽，有的东食西宿，有的进退无依。几乎每一次宫廷阴谋，每一次厮杀，每一场战斗，胜利一方都会有几个人才的“进账”。因此，小说中投降变节的文人武士很多。 单看“降将”，就可罗列一长串：曹操营中，有张辽、徐晃、许褚等名将；蜀汉集团，则有黄忠、严颜、魏延、姜维等声名显赫的人物；东吴则有太史慈、甘宁等人。这也符合乱世的特征，所谓“乱”，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一切均在变化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或许正是如此，《三国演义》对“降者”总体上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有意思的是，对待曹操、刘备和孙权这样“意在图王”的大头领，小说有明确的是非褒贬，“拥刘反曹”即是小说基本的价值倾向；而对他们手下的那些“降者”，小说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褒贬偏向。降曹的，降刘的，降孙的，小说并不会因他们所降的主子而给予不同的评判。像投降奸雄曹操的张辽，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而降刘的魏延，尽管他对刘备“痴”心不改，但却因其天生反骨而屡遭贬抑。
在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中，投降到敌对阵营，意味着可以保命，还可能继续拥有名位，甚至还有晋升和发展的机会；但同时，投降也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立场，也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从特定角度看，也否定了自己的人格与名节。所以，投降总是意味着屈服与耻辱。对于讲究“名节”的人来说，投降是一个慎重而沉重的问题。
投降有风险，选择须谨慎。其实，投降还有一个资格问题，因为投降还涉及到受降一方的态度。你愿意投降，人家愿不愿接受？比如吕布，有万夫不当之勇，当年董卓为了得到吕布，不惜血本，将心爱的赤兔马都送给了他。但此人性喜反复，屡次杀主、卖主，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叛来逆去，毫无信义可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吕布求生欲望很强：
布告玄德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及操上楼来，布叫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操回顾玄德曰：“何如？”玄德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操令牵下楼缢之。
吕布一方面对曹操俯首称臣，一方面求刘备为他说情。刘备当年于他有恩，结果反被他逼得无立锥之地，不得不蜗居小沛，自然不愿为他说话；而曹操，似乎有心收拢吕布，但终归心有余悸，不敢养虎为患，还是缢死了吕布。
没有本事，就没有投降的资本；有本事，若没有基本的信义，人家也不敢接纳。像吕布这样一个以一当百的猛将，却混到连个投降的资格都没了，实在是因为他多行不义必自毙，活该。吕布选择投降，没得到赦免，反而颜面尽失。带着屈辱离开这个世界，恐怕也是狂妄无耻的吕布自己没想到的吧？
而吕布手下的张辽，却因拒降赴死的豪迈之气，反而赢得了敌人的尊重。小说中，当平日骄横傲慢、不可一世的吕布低下了头颅乞求活命的时候，张辽骂道：
“吕布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
张辽视死如归。小说这样写道：
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曰：“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败将安敢辱吾？”拔剑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曹操背后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于面前，说道：“丞相且莫动手！”正是：乞哀吕布无人救，骂贼张辽反得生。
这来做说客的，就是关羽。张辽所以侥幸免死，除了关公的慷慨求情，与他不惧死亡的义气大有关联。实际上，曹操非常敬重陈宫、张辽这样的好汉。他杀戮陈宫时的肃穆、惋惜与哀恸，绝非伪装和矫饰。
与张辽有同样表现和同样结果的，还有黄忠、严颜、太史慈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坚决拒绝投降，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但也正是这大义凛然的勇气和慷慨赴死的姿态，打动了胜利者，其人格得到了胜利者的尊重和佩服。曹操对张辽深为感佩，立刻改换面目来好言劝降。刘备对黄忠、张飞对严颜、孙策对太史慈，都有这样一个心理转换过程。此时，人格的力量战胜了政治的偏见和利益的狭隘。
对降者，《三国演义》区分对待，评价各异。总体看，更为看重降者自身的人格与品质。特别是武将，出生入死，沙场搏杀，乃职分所定。若贪生怕死，低三下四，摇尾乞怜，出卖故主，必定招惹别人的鄙视。《三国演义》对“三姓家奴”吕布、反复无常的孟达之流，或者挟怨背主之徒如范疆、张达等人，都抱着显而易见的蔑视。
降者的品质，在黄忠的身上表现很明显。小说中的黄忠，公忠体国，身先士卒，是一个赤忱忠贞的老将。小说通过描写他与关羽的长沙大战，来表现他的信义。在交战中，黄忠马失前蹄，被掀翻在地。关羽没有趁机杀了黄忠，而是叫黄忠换马再战。第二天,两人再次交战，黄忠为报关羽不杀之恩，只用箭射了关羽的盔缨。两个侠肝义胆的英雄，一来一往，投桃报李，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的佳话。这个细节凸显了黄忠的信义品质，为以后刘备的劝降预留了空间。
《三国演义》也描写了一些另类的投降，表达了作者对投降行为的思考。
有一种“非典型性”的投降行为，看似投降，实际上却是自择明主。他们没有被俘，没有被逼，也谈不上走投无路，他们的行为有很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比如魏延，旧属刘表，后事韩玄。魏延一心追随明主，其择明主的诚心和决心，不亚于赵云。赵云原是袁绍部下，因感袁绍无救国救民之心，便离开袁绍投奔公孙瓒，后又发现公孙瓒徒有虚名，于是下决心追随刘备。与赵云一样，魏延归降刘备，也是因为看中了刘备的仁德与圣心。当年刘备携民逃难途径襄阳，魏延就有意投奔而不得，后不得不转投长沙韩玄。但对刘备的向往之心，一直未熄灭。关羽攻打长沙给魏延提供了机会，所以当韩玄欲杀黄忠时，魏延挺身而出，救了黄忠（汉升），并大叫：“韩玄残暴不仁，轻贤重色，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愿随者便来！”杀了韩玄投奔刘备。
魏延投降刘备，非被迫也，自为也。魏延选主的标准是仁德，重贤，他心目中的刘备就是人主的典范。在三国将领群体中，魏延毫无疑问是个佼佼者。他急欲寻找明主，无非就是为了报效国家，立功疆场，显亲扬名。《三国演义》中反复出现一句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肯定了自主择主的合理性，这就将《三国演义》区别于一般宣传愚忠、愚孝、愚贞、愚节的那些作品。孟子曾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说法，说明孟子的时代，人们并不认为君权皇权天然就具有合法性。合不合法还得看君王的行为。可惜后世将君权神化，并宣传对君权的绝对忠诚。“良臣择明主而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个人选择的权力，也肯定了“背主”“僭主”的某种合理性。这就等于否定了君权的绝对性，无疑有其进步的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大量的人才都奔往曹、刘、孙三家，有其必然性。刘备以仁德著称，且求才若渴，曹操、孙权也都能广纳贤才，重用贤才。马超归降刘备后镇守西北门户，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魏延归降后镇守汉中，封汉中太守；黄忠定军山一役后，刘备赐爵关内侯，与关羽齐位。张辽在曹操手下屡立战功，曹操拜为征东将军；张郃到曹操手下，同样是战功卓著，曹操拜他为荡寇将军，曹丕拜他为征西车骑将军。《三国演义》在肯定为国效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们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意义，也肯定了建功立业、自我实现的价值。
顺便说一下，魏延投降刘备的时候，诸葛亮执意要杀掉他，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意思是你魏延乃韩玄手下，弑主献地，不忠不义，该死。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只能说是诸葛亮杀人的借口。若按此等逻辑，三国中的许多好汉都无脸见人了。其实，诸葛亮杀魏延，是因为魏延“脑后有反骨”，诸葛亮对他起了戒备之心。小说渲染这些情节，既为魏延与诸葛亮的矛盾埋下伏笔，又以此来彰显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但是，这样的细节读来颇为突兀，“反骨”之说亦显荒唐，诸葛亮的这一举动也不近人情，恰恰是《三国演义》中的败笔。
无论后来怎样，魏延当初追随刘备、投降刘备的志向，与那些为了寻求靠山或者保全性命的投降行径，不可同日而语。
关羽的投降，则是一种典型的“非变节性投降”。投降与变节是否一码事？关羽和刘备有结拜之义，兄弟之情，走投无路之时，关羽只想决一死战。但张辽颇能作人的思想工作：
张辽大笑曰：“兄此言岂不为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辽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公曰：“汝且说我那三罪？”辽曰：“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
张辽劝说关羽投降这番话，总体看合乎事实，合乎情理。关羽选择了投降，但他选择了投降而不变节的策略。关羽提了三个条件:一、降汉不降曹；二、让两位嫂嫂享受刘备皇叔的俸禄；三、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不管千里万里，一定辞曹操而去。
关羽的三个条件，虽有狡辩之嫌，却也不失为迂回之计。降汉不降曹，身在曹营心在汉，本质上是个概念偷换，但还是为自己保留了足够的面子和尊严，这是投降的底线：我投降，但我拒绝变节。
比起投降，变节才是最为可耻的行为。所以，《三国演义》中最为恶劣的投降行为，往往与变节联系在一起，诸如卖主求荣，杀主求荣，出卖兄弟，反复无常，等等。曹操招降徐晃的时候，曾建议徐晃杀了旧主杨奉等人，但徐晃认为“以臣弑主，大不义也”，并坚决拒绝。曹操不仅不怪罪徐晃，反而更加信任和欣赏他。不变节，这样的投降才能得到理解甚至赞美。
关羽的投降，其实是以退为进，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有时候，死亡并不是最难的事情，一死了之或许是最省事的选择，而活下来更为艰难，才需要更大的勇气。当初，关羽若是选择了以死抗争，他当然也算义薄云天；现在，他委曲求全，保全了性命，才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人生空间，也赢得了更高层次的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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