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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湖帆的昭陵碑拓鉴藏 上博吴湖帆鉴藏展正在进行。笃好金石碑帖的吴湖帆先生一生多收珍本善拓，有集唐初欧（阳询）书《化度寺》、《九成宫》、《虞恭公》、《皇甫君》四碑宋拓成“四欧宝笈”，配隋代《常丑奴》、《董美人》二志精本为“既丑且美”等种种故事，至今脍炙人口。而其于有唐昭陵诸碑之搜求考藏所用心力，亦堪称一代绝响。《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刊出这一背景与文章，相对鲜为世知。 吴湖帆旧藏《唐张昕墓志碑》后吴氏题跋 吴湖帆题签本《唐俭碑》 吴湖帆题签本《唐俭碑》封面 上海博物馆的吴湖帆鉴藏展正在进行，笃好金石碑帖的吴湖帆先生不仅一生多收珍本善拓，并且常常在品鉴赏玩中，独具眼光，别出心裁，遂有集唐初欧（阳询）书《化度寺》、《九成宫》、《虞恭公》、《皇甫君》四碑宋拓成“四欧宝笈”，配隋代《常丑奴》、《董美人》二志精本为“既丑且美”等种种故事，流风雅韵，至今脍炙人口。而其于有唐昭陵诸碑之搜求考藏所用心力，亦堪称一代绝响。《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刊出陈麦青先生对此研究的文章，相对鲜为世知。 一 晚清金石碑版研究名家叶昌炽在其《语石》中谓：“唐太宗昭陵，在醴泉县九嵏山，周围百二十里，渭绕其前，泾环其后，歧梁西峙，其南则终南、太乙，列为屏障。陪葬兆域，穹碑相望……据《唐会要》所记，陪葬者一百五十余人，尚有子祔其父、孙祔其祖者。当时墓各有碑，荒厓断碣，沉霾不少。”并指出：“昭陵为唐碑渊薮，撰人书人，皆极一时之选，学书者所当奉为楷模也。”另一金石学家罗振玉，则在前人王兰泉《金石萃编》、孙三锡《昭陵碑考》等基础上，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昭陵碑录》，“所据之本，必求精拓足拓，或据旧拓宋拓；每遇一本，必参校一过，故金石文字之著录，如予之于昭陵诸碑，前人殆未有其比。”（《石交录》卷四）因“唐昭陵陪葬诸臣之有碑版传世者，据宋以来诸家著录，凡八十有八，而今之存者，仅二十有八。”遂分三卷，一一录存，依次为：《温彦博碑》，《段志玄碑》，《文安县主墓志铭》，《孔颖达碑》，《顺义公碑》。《房玄龄碑》，《褚亮碑》，《豆卢宽碑》，《薛收碑》（以上卷上）；《高士廉茔兆记》，《崔敦礼碑》，《张胤碑》，《李靖碑》，《尉迟敬德碑》，《兰陵长公主碑》，《许洛仁碑》，《杜君绰碑》，《清河公主碑》（以上卷中）；《纪国先妃陆氏碑》，《张阿难碑》，《马周碑》，《阿史那忠碑》，《李勣碑》，《乙速孤神庆碑》，《乙速孤行俨碑》，《唐俭碑》，《牛秀碑》，《姜遐碑》（以上卷下）。至宣统二年（1910），又以新见，更作《昭陵碑录补》，再收《宇文士及碑》，《程知节碑》，《越国太妃燕氏碑》，《房仁裕碑》及《周道务碑》五种。而差不多就在同时，尚属少年的吴湖帆先生，也已从同乡前辈王同愈（栩缘）处，初识昭陵碑拓，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所刊上海博物馆藏稿本《梅景书屋题跋记》（佘彦焱整理）中，有吴氏癸酉（1933）跋其自藏明拓（叶石君旧藏本）《唐曲阜宪公孔君碑》，略忆其事： 余少时于王栩园丈书室，喜翻阅昭陵碑本。当时丈谓世间碑版莫如唐，唐莫如昭陵，可惜多遭剥落为憾。若能尽得宋元明古本，一大快事也。余时才十六七岁，清鼎将革。今丈巍然白发，真若鲁殿灵光。余廿余年来肆力收貯昭陵旧本，不下十余品，携与共读，定知丈之笑颜开也。余之嗜此，皆丈奖饰之力，故记及。 王同愈（1855－1941），字文若，号胜之，别署栩缘。江苏元和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从吴湖帆祖父吴大澂游，著弟子籍。工书擅画，学有根底，顾廷龙先生称其：“于学无所不窥，客吴氏斋中，多见古器法物、书画名迹；官京师后，与吴郁生、叶昌炽、费念慈、江标上下议论，于金石文字 、书画、目录之学，赏奇析疑，极盍簪之乐。”其《栩缘随笔》（收入顾廷龙编《王同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中有说昭陵唐碑一节，略谓：“唐昭陵碑，撰书者皆庙堂作手，文字茂美，实冠有唐。村民苦有司之征拓烦扰，逐字打损，故至今十泐八九，非尽剥蚀于风日，销烁于氊椎也……”恰能印证吴氏所记。而由吴氏旧藏冬心斋本《常丑奴墓志》后王氏题跋中，更可见两家通好之谊：“光绪九年（1883）秋客游愙斋师戎幕时，尝借临一通，时师方督屯宁古塔，幕府清闲，辄以金石文字相赏析，今已阅卅四寒暑。师之嗣孙湖帆，雅好觚翰，笃嗜金石，可谓能绳祖武者矣。因再借摹一通，并书数语，以志师友渊源之雅。丁巳（1917）三月王同愈。”故吴氏所藏碑帖之铭心绝品者如梁《萧敷敬妃墓志》合册、“四欧宝笈”等，多请王氏署签题端，观款跋尾。《丑簃日记》（收入梁颖编《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中，亦时记两人往还交情，并有校碑评赏之乐：“蒋谷孙携《七姬志》来，乞栩丈题。午后栩丈来，与余藏本细校，知蒋藏黄小松本犹非原石所拓，亦旧翻旧拓之精者耳，翁覃溪、黄小松俱被朦过。细校后方识两本有自然、牵强之别，浑厚、逼仄之分。”（1933年3月3日） 二 吴氏所收昭陵诸碑旧拓之数，有其自述，先如前引《唐曲阜宪公孔君碑》后癸酉（1933）自跋中所说：“余廿余年来肆力收貯昭陵旧本，不下十余品”；至庚辰（1940）秋跋旧拓《唐高唐公马周碑》残本时，则谓：“余收昭陵石墨十余年来，所获旧拓，几及二十品”。今以笔者所见《梅景书屋题跋记》、《丑簃日记》等相关文献著录及个别实物，恰亦二十种。其中最有名的上海图书馆现藏吴氏“四欧宝笈”之一宋拓《虞恭公温彦博碑》，为吴氏夫人潘静淑家传陪嫁之物，有潘氏题记：“此册为先伯父文勤公所藏名拓也，先仲午公付余宝藏。湖帆初集昭陵诸碑，以此为冠，今与率更宋拓三碑为四欧堂镇宝矣。”而《文安县主墓志铭》因原石为吴大澂督学陕甘时所获载归，故吴氏藏本系其“以明墨旧楮”，“手自精拓”，并且还多有赠答友人者，《丑簃日记》1938年11月12日记：“往谒陶兰泉，承赐《李太妃志》甚精，余以《文安县主志》答之。兰翁胸襟豁达，风趣尤佳，虽是忘年初交，偶以志同道合，颇相得。”次年5月3日又记：“下午沈剑知、陈少荪及包天笑先生来，长谈……赠剑知《唐文安县主墓志》拓本一张。”又有诸友赠让者：明拓（赵撝叔校本）《许洛仁碑》，“乃先外祖韵初沈公旧物，后以赠仁和魏稼孙，中有赵撝叔审定印。去年秋间，陆廉夫先生长君云伯兄贻余（甲戌七月）。”陆云伯名翔，画家陆恢之子，民国二十四年（1935）法人伯希和在沪应吴氏之请，为题“四欧宝笈”中宋拓原石孤本《化度寺》时，陆翔为翻译，并将其汉译之伯希和法文题语，书录于旁。旧拓《清河郡公主碑》，“为潘博山所赠，较王氏《萃编》所录多字也。”明拓《唐莒国公唐俭碑》，“谷孙家藏宋刻《草窗韵语》，以密韵名其楼，索余为之图。楼藏书画碑帖至富，余往往得寓目。此《唐俭碑》谷孙近得嘉兴钱氏者，出以示余。余摩挲不释，即以贻余。深感嘉惠，而楼图益艰轻下笔矣。（庚午二月）”“辛未十二月廿六日，正东冠沪滨，烽烟四绕，只杜门枯坐，乃以理画债遣闷，遂为谷孙作《密韵楼图》卷，几不知门外天崩地坼也，因记于此。”旧拓《唐高唐公马周碑》残本，“为吾友陈淮生先生旧物，昔岁赠余者。”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此本余得易于闽友陈淮生。淮生知余有昭陵古拓之好，专相让也。”而吴氏自行购获者，亦复不少，其日记中即有述及：“（1931年4月29日）到集宝斋购初拓《尉迟恭碑》（康熙间出土本）。”“（1938年3月23日）午后与伟士步至孙伯渊处参观书画会，选购旧拓《尉迟恭》、《高士廉》碑二册，《尉》碑有张叔未题字，《高》碑有杨大瓢题字。”《梅景书屋题跋记》中，更时有详记：明拓（叶石君旧藏本）《唐曲阜宪公孔君碑》，“壬申（1932）归里避暑，获见此册，叹为奇观，因收入四欧堂矣。”《牛秀碑》，“此册尚是康熙间旧拓，庚午（1930）秋日得于沪上。据碑估云，出自宜都杨惺吾孝廉家也。”“同时所得者，尚有《继国先妃陆氏碑》半截本。”旧拓（“武”字未损本）《唐褒国忠壮公段志玄碑》，“此册为十年前所得，张叔未家流传出者。”旧拓《唐太常卿褚亮碑》，“此册为老友杨君元为搜罗所得，校罗叔言《昭陵碑录》多出七八字，亦旧拓明证。”杨君元似系经营旧书碑帖者，《丑簃日记》1938年3月30日曾有记及：“午后……杨君元来，为迁设旧书肆于近处兜生意。”而嘉树堂陈郁先生近获四欧堂旧藏《唐张昕墓志》，后有吴氏题赠杨氏跋语，则更可见两人交情：“君元杨兄，余十余年金石至交，为余搜罗昭陵诸旧本。前年得此拓，亦兄之力也。即以此拓奉之，冀毕氏四石旧拓之络绎相合，当亦兄之愿也，辛巳正月十三日倩庵记。”至于未记来源者，《梅景书屋题跋记》中有：旧拓《唐汾阴献公薛收碑》，《兰陵公主碑》，明拓（石殿撰跋本）《唐薛国公阿思那忠碑》；《丑簃日记》1933年1月10日亦记：“访褚礼堂，取宋拓《李靖》、《姜遐》碑二本，未遇。”同月13日：“大雪。午后冒雪访褚礼堂丈，取《姜遐碑》归，《李靖碑》犹未题就也。”至16日：“陈巨来携褚礼堂处所题《李靖碑》来。”另有《崔敦礼碑》，见于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2月），著录为“吴湖帆藏潘祖荫本”。 搜求之下，吴氏又多假众本，悉心考校。仅《梅景书屋题跋记》中，就可见其所据者有：密韵楼明拓半截本及谢安山藏无锡华氏宋拓半截本《孔颖达碑》，毛意香旧藏（吴步蟾手装）本《尉迟恭碑》，王兰泉所拓整本《许洛仁碑》，北平李氏所藏宋拓贾秋壑本及刘氏聚学轩藏翁覃溪旧本《房玄龄碑》，王兰泉拓整本《兰陵公主碑》，潘文勤藏王兰泉拓《阿思那忠碑》等。并以王兰泉《金石萃编》、赵子函《石墨镌华》、朱（枫）氏《雍州金石记》、罗振玉《昭陵碑录》、方药雨《校碑随笔》诸家所录，参互排比，逐字勘订。《丑簃日记》1938年5月24日也有“校《房梁公碑》（李氏本）”之记，与《梅景书屋题跋记》中“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条下诸跋所列校勘明细，正属一事。校碑之外，吴氏还时述鉴赏心得，语多精要，如明拓（叶石君旧藏本）《唐曲阜宪公孔君碑》：“旧藏叶九来跋本《姜柔远碑》，存九百余字。纸墨拓工，与此一辙。前人题者咸云宋拓，与此签题宋拓者相同，实皆嘉靖间可靠明拓耳。其他号明拓者，仅乾嘉本耳。”《薛收碑》：“《薛收碑》书与《崔敦礼碑》极相似，皆《龙藏》、《伊龛》之亚。”《牛秀碑》：“此碑书法与《南安懿公张琮碑》最相似，昭陵诸碑若《段志玄》、《尉迟恭》碑亦极类，或当时出一手所书未可知也。”《唐文安县主墓志铭》：“书法与大欧阳《醴泉铭》、河南《三龛记》异趣同轨，唐志中无上品也。”旧拓《唐太常卿褚亮碑》：“玩索其隶法，方整严峻，与欧阳率更所书《房彦谦碑》似相类……昭陵碑中隶书者虽少数，然如《马周》、《乙速孤行俨》二碑书法，较此远逊。”而于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更极为推重：“唐昭陵碑书无一不精，尤以褚书《房梁公》、欧书《温虞公》二碑，出大家手。余曾得宋拓《温公碑》，今得此明拓《房公碑》，堪称二美。余尤嗜褚书，并及嫡派，如《王居士铭》、《思恒律师志》、《姜柔远碑》等，皆为世传名迹，而褚书中尤爱此《房碑》。”“《王居士铭》得其凝重，《姜柔远碑》得其疎宕，《思恒志》则得其蕴蓄，《信行碑》得其挺秀。凡得其一枝半叶，已足名世，此褚书之所以为大成也。”并及沈尹默先生：“近代书家功力之深，当推吴兴沈尹默先生为巨擘。沈氏于褚书，尤揅精独到。前日顾余，论及书学，彼以欧、虞、褚三家并重，尤以褚书最心折。褚书诸碑，莫不详及，而尤尊此《房梁公碑》为褚书极诣。余深服沈氏论书之精，其论褚氏为尤精，因记录于碑后，俾后鉴者之参证也。（戊寅花朝）”戊寅为1938年，《丑簃日记》该年3月30日有记：“沈尹翁来，还所题《砖塔铭》，又观覩谈昭陵各碑，尹老最推重褚河南，在欧、虞之上，可直继山阴，为嫡派宗子。余素尚重褚书，可知不侔。”由此可知，吴氏自己那一笔娟秀瘦劲的书法，或许即是其长期浸淫昭陵诸碑、尤得褚书神髓的生动写照，正如其评《清河公主碑》所言：“玩其笔意，疑出薛氏，与《石淙诗序》是一家眷属，宋徽宗瘦金体，亦从此出也。” 三 昔日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以下简称张氏《碑帖录》）、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7月。以下简称王氏《增补》）、马子云先生《石刻见闻录》（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碑帖鉴定》。以下简称马氏《见闻录》）等碑帖鉴定名家著录，皆据各自所见所闻，对吴氏旧藏昭陵诸碑中的部分精善之拓，有所品评，且不乏参考价值，因稍集录其文，并附及相关者，用此借窥吴氏所藏品质之一斑。 《虞恭公温彦博碑》 张氏《碑帖录》：“上海吴湖帆本，今藏上海博物馆（笔者按：今在上海图书馆），有印本，首附翁跋，整纸全文本，此拓最全，行二十五字。”王氏《增补》：“吴湖帆藏宋末拓本，（首行）‘碑’字已泐成一白块，然末行‘泉室麟阁’之‘室’字未损。”仲威先生《碑帖鉴定要解》（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8月）中，将同在上海图书馆的吴氏四欧堂本与另一清内府旧藏本比勘后指出：“清内府本当为北宋拓本，可能为传世最早拓本；四欧堂本当为南宋拓本”，然其“字数之多，为现存诸本之冠。” 《孔颖达碑》 张氏《碑帖录》：“所传宋元拓本有三，赵世骏藏宋拓本，有明邵瓜畴、谢希曾、杨大瓢、赵自长跋。字占上半全碑三分之一，首行‘大唐故太子右庶子、银’、‘护军阜宪公孔公碑铭’等字可见。上博吴氏本，明装，字较清晰；故宫李氏本，似明初拓，字尚可见。”王氏《增补》：“传世墨本以故宫藏临川李氏旧藏宋拓本为最。此外赵声伯旧藏本、上海博物馆藏吴县吴氏本，皆元明间拓本。周季木云：‘宋拓八百余字本旧藏谢氏契兰堂，庚子为赵声伯所得。近为日人以三千金收去，真海内孤本也。’按：此石今尚在陕西，并非孤本，惟近拓存字不多耳。除赵声伯本外，临川李氏藏一本，存一千七百余字，乃宋拓佳本，胜赵本多矣。” 《崔敦礼碑》 张氏《碑帖录》：“见明拓二，一本由西安收来，一本归朱翼庵，今藏故宫，原明装黑边小本，浓墨精拓，有小残页……又见吴湖帆藏潘祖荫本，墨色与明拓基本同；西安本首残缺，此潘本中有残缺，今归上海博物馆……孟氏藏乾隆初拓本，后归吴湖帆。首有于志宁制文等字，有部分清晰可见。此本或今藏上博，裱整张，有孟题字。”马氏《见闻录》：“1931年左右，西安发现一本明初拓本，十八开零八行，每开十四行，每行十字十一字不等，又为明黑纸镶边两面裱……此本共为一千四百六十六字，后有无名氏跋，云较吴县潘氏所藏者尚多十余字。此本以后为朱翼庵藏，现存故宫……又见沈郑斋一本，为乾隆拓本，首行‘于志宁’等字尚存，前数行已泐损四十余字，后数行均漫漶，仅存二百五十余字。”而王氏《增补》仅曰：“石久佚，近又出，仍在陕西昭陵。传世旧拓本稀少，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有藏本。” 《文安县主墓志铭》 张氏《碑帖录》：“志陕西醴泉嘉庆间出土，先归县人张氏，同治十二年归苏州吴大澂，运江苏苏州家中……见吴氏家精拓本，字细瘦如两石，书体似褚遂良。近拓已全漫漶。”王氏《增补》：“同治二年归吴县吴氏后拓本，字画漫漶细瘦殊甚。” 《李靖碑》 张氏《碑帖录》：“所见最旧拓本为吴湖帆旧藏本，首行字多清晰，明装精洁第一，今藏上海博物馆。”笔者近日往上海博物馆参观“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不意于该馆历代书法陈列展内，获见吴氏旧藏《李靖碑》，共展示四开，一为沈尹默先生署端:“宋拓唐卫景武公李靖碑，明项氏天籁阁旧物，昇字未损本，湖帆珍藏，沈尹默题。”另三开均为碑文，其中首开有槜李项氏及“吴湖帆”、“四欧堂藏昭陵石迹”、“吴潘静淑”诸印。又有一开左下角有吴氏题记：“南丰赵氏藏宋拓《李靖碑》弟九行昇字已泐尽，实赵本仅明拓，此真宋本也，昇字未损，可证在昇字损后、卌人未损前陆续泐损者有四十余字，此本皆完好。壬申十二月廿一日灯下校记。”而马氏《见闻录》则谓：“朱翼庵旧藏元明间拓本，为现时所见此本碑拓之冠，现藏故宫，较中晚期明拓‘断鳌’未损本尚多六十余字，今特记于下……” 《姜遐碑》 张氏《碑帖录》：“见上海吴湖帆、潘祖荫旧藏本，上截全文宋拓本，首行姜君碑全，碑字大部完好，字口锋芒如新，绝佳。明剪装本，今在上海博物馆。”王氏《增补》：“闻吴湖帆藏有宋拓本（此册旧藏潘氏攀古楼，今在上海图书馆）……（吴倩本未见）。”据笔者所知，上海图书馆藏碑帖中，似无此本。惟近闻上海博物馆确有吴湖帆旧藏《姜遐碑》，惜未能一见，不知是否即为张彦生、王壮弘两先生所记者。 《唐俭碑》 张氏《碑帖录》：“见明初最早拓本，原上海吴湖帆旧藏，首行名衔完好可见，三行‘君讳俭字茂约’等字可见，十七行‘於兹逾浚’之‘於’字完好。每行四十余字，较清初拓多四百余字。碑字肥方，面貌与近拓不同……吴氏藏明初拓本，今藏上海博物馆。”今上海图书馆有此碑旧拓数种，其中一本为淡墨精拓，二十开，每开八行，每行八字，凡张氏《碑帖录》所记三行“君讳俭字茂约”及十七行“於兹逾浚”之“於”字等，皆可见或完好。面板有吴湖帆题签：“莒国公唐俭碑，明拓本。庚午秋吴湖帆题。”下钤“丑簃长年”白文方印，但全本无任何吴氏收藏印记及题跋。承当年从上海图书馆普通书库中捡出此本的仲威先生见告，此本发现时，后面那块护板已经失去，仅册尾二开空白页，与前面各开相连，应是装裱时原状。而《梅景书屋题跋记》所录此碑下，则有吴氏庚午（1930）正月、二月、冬至、冬至后十日及辛未（1931）六次题跋，其中“淡墨笼纱，有靓妆出水之妙”云云，似与上图吴氏题签本墨色庶几相符；更有意思的是，吴氏庚午二月之跋中提及“此《唐俭碑》谷孙近得嘉兴钱氏者”，上图吴氏题签本内，恰有朱文“钱”字小圆印及“钱公度”小方印各一。又册中夹有散叶一开，尺寸较此册略大，为褚松窗隶书所题：“唐莒国公唐茂约碑，停云馆藏明初拓本，谷孙世大兄秘笈。己巳年十又一月褚德彝署首。”尽管如此，今上图此本与《梅景书屋题跋记》中著录之本究竟是何关系，仍莫能最终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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