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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患者来说，和癌症抗争意味着什么？《万病之王》讲述了一个患有罕见消化道癌症的女人杰曼·伯恩（Germaine Berne）的故事，她曾想办法加入一种靶向新药的临床试验，疗效不错，但癌症在2009年复发，夺去了她的生命。书的结尾写道：“面对癌症，她执着而又坚强，绝望而又疯狂。她身上有无数癌症斗争者的影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生者还是逝者，他们的斗志化作一股巨大的能量与她紧密结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拿出全部的力量与尊严，转动轮椅去洗手间，似乎已将这长达4000年的战争浓缩于此”。 横行的螃蟹 即便是远古的恶魔也要有一个名字。 古人对癌症的怪异形状感到好奇，肿瘤与周围的血管很像伸开八条腿的螃蟹，于是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前460～前377）把它称为Karkinos，意思是“螃蟹”。罗马博学家塞尔苏斯将之译为拉丁文Cancer。后来的人对此进行延伸，有人觉得表面坚硬的肿瘤像是螃蟹坚硬的壳，有人觉得疾病传遍全身像是螃蟹在肉体下横行，还有人觉得疾病产生的刺痛就像被蟹钳夹了一下。 还有一个希腊词也和肿瘤有关——Onkos，意思是“负担”，癌症就像是身体的一个负担。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医学集大成者盖伦（Galen，129～199）用Oncos代指所有肿瘤，形成如今肿瘤学（Oncology）的起源。 你能在很多和癌症有关的读物和机构上看到螃蟹这个形象，国际抗癌联盟的标志是“一把利剑戳穿螃蟹”，2011年普利策获奖书《万病之王：癌症的前世今生》（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的封面就印着一只赤红色的螃蟹。 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人类第一次记载了这种疾病。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文献埃及的《埃德温·史密斯纸草书》中，以令人惊讶的现代术语描述了8个关于乳房的肿瘤或溃疡病例。书里还说，对于这些肿瘤，只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反复使用“火钻”来烧掉突出皮肤的肿瘤。 古人没有显微镜，他们无法理解癌症是细胞疯狂增长而产生的。希波克拉底创造了体液说，认为人的身体由四种体液组成：血液、黄胆汁、黑胆汁、黏液，每种体液有自己的颜色与特征，在正常人体内这些体液是平衡的，当液体失调时人就会生病。 公元160年左右，盖伦来到罗马，他进一步说明了哪些疾病由哪些体液导致。在盖伦的理论中，癌症是一个系统的疾病，黑胆汁布满全身，肿瘤只是冰山一角，手术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切除了肿瘤，黑胆汁还会在其他地方聚集。只要能排出过多的黑胆汁，癌症就可以得到治愈，于是放血疗法风行了数千年。在漫长的历史中，治疗癌症的药物层出不穷、匪夷所思，比如野猪的牙、狐狸的肺、带壳的蓖麻、螃蟹的眼睛等等。 直到16世纪近代解剖学创始人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5～1564）和18世纪英国病理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1761-1823）在尸体解剖中都没有发现盖伦提到的黑胆汁，从此影响人们上千年的体液说才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发现癌细胞 1845年，一名年轻的德国实习医生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1821～1902）在对一位50岁的女士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她的血液充满不规则的白细胞，有的状如马蹄铁，有的细胞核像苜蓿叶，取自心脏、双手和脾脏的样本都呈现相同的症状，较小的红细胞零星出现。3个月后，他发表了验尸报告，日后他认为这是自己对科学界的第一份贡献：这无法辨识的疾病是因为白细胞大量增加所致，之后他称之为白血病。 接下来的10年中，他持续不断地为疾病分类，不停地用显微镜得到新发现。他希望效法物理学界的牛顿，建立生物学的法则。 1855年，34岁的魏尔啸在《病理学与医学档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文章，标题为《细胞病理学》。他在文中提出疾病在体内生成的一系列普遍法则，其中两条大胆的原理和癌症有关。第一条是所有细胞都由其他细胞分裂而成，也就是“细胞源自细胞”；第二条是所有体内组织异常都起因于“正常组织的退化、变形和复制”。换句话说，肿瘤源自健康器官细胞的病变。 1858年，他出版了《细胞病理学》一书，对人体提出新的观点：“人体内的细胞就像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力各有不同，但拥有相同的权利，彼此相互依赖，使人体得以存续。”因此，癌症是某些细胞自以为是、特立独行的结果，它们由于持续复制而威胁人体。这些细胞就像革命分子，想要推翻身体的统治。这本书在德国不断再版，也很快翻译成英文，英文在当时只是第二科学语言。魏尔啸书中的理论经过其他科学家补充后，成为现代癌症研究的基础。魏尔啸也因为创建了细胞病理学，被誉为“病理学之父”。 根治性手术 若干世纪里，人们一直在进行肿瘤切除术，手术带来的痛苦难以想象。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曾写道：“当可怕的钢刀刺入我的胸部，切断血管和动脉神经，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大喊。切除期间，我从头到尾尖叫个不停，事后竟然没有耳鸣，真是不可思议。” 就算手术成功，病人多半也会死于所谓的“住院病”，伤口溃烂或者高烧不退。1819年，一位外科医生总结道：“（伤口）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规则，逃过了人们的眼睛。” 直到1846至1867年，两个重大发现使得手术治疗癌症成为可能，随后癌症治疗进入了一个“手术的世纪”。第一个发现是麻醉剂，第二个是消毒术。当时有三个对癌症手术贡献很大的外科医生，分别是德国的西奥多·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1829～1894）、英国的萨姆森·汉德雷（Sampson Handley，1872～1962）和美国的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1852～1922），他们把癌症手术设计成切除整个肿瘤，并切除肿瘤周围的软组织和区域淋巴结的模式。 这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霍尔斯特德，他在19世纪最后10年里发展出了乳房根治术，手术会切除大面积的胸肌，并广泛清扫大量的腋窝淋巴结组织。他相信，如果切除足够多的组织，就能治愈癌症，多切除一个淋巴结就能多挽救一个患者。治疗在当时使病人的5年生存率提高到了30%。 1898年，霍尔斯特德的根治性手术更进一步，到达了锁骨，并称为“更彻底的根治性手术”。“根治”这一观念于是在医生的脑海中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霍尔斯特德的学生更甚于老师，连颈部附近的肌肉与淋巴都不放过。在那个年代，外科手术作为一个学科蓬勃发展，外科医生经常邀请观众观看自己做手术，霍尔斯特德凭借精湛的技艺，成为个中翘楚。 但手术技术的成功，并不能说明手术本身的成功。上世纪70年代，这种冷酷的切除方式遭到了一位名叫伯纳德·费舍尔（Bernard Fisher，1927～ ）的美国外科医生的质疑。基于啮齿动物试验，费舍尔提出，乳腺癌早期是通过血液和淋巴组织传播的，他推测淋巴结受累仅仅是一个广义的疾病蔓延迹象。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既切得太多也切得太少——如果癌细胞尚未扩散，那么患者实在不该挨那么多刀；如果癌细胞已经通过淋巴系统或血液循环系统扩散到其他部位，那么医生又委实切得太少。在他眼里，小的根治术加化疗或放疗同样可以减少复发率，改良根治术于是出现了。 同时期的学者证明，保乳手术与根治性手术具有同样的远期疗效，乳腺癌外科于是进入了保乳手术时代。目前，西方发达国家70%～80%的原发性乳腺癌患者有条件实现保乳治疗，另外20%～30%患者需要实行乳房全切手术。 双面放射线 1895年10月，德国人伦琴（Wilhelm Conrad R～ntgen，1845～1923）在实验室里无意中发现了一种可以穿透人体的不可见光，他称之为X射线。11月8日，他邀请夫人安娜（Anna Bertha Ludwig，1872～1919）协助他做一个试验。他取出一个装有照相底板的暗盒，让安娜将一只手平放在上面，用放电管对准后照射了15分钟，底片显示出清晰的手部骨骼图像。这是人类第一次在不损伤外部肌肤的情况下，看到了体内结构。 1896年新年当天，伦琴把他的论文《论一种新形态光线》寄给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医学界领袖，每封邮件里都附有他妻子右手骨头的X光照片。不过，后来安娜拒绝丈夫再拍一张她身体的这种照片，她觉得这种照片潜藏死亡的阴影。新年第五天，伦琴的新发现和他妻子的手指骨头照片登上了《维也纳新闻》的头版，随后X光很快被用作诊断的工具。1901年，伦琴因为发现X光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1896年3月29日，美国芝加哥的医学院学生埃米利·葛鲁伯（Emil Grubbe，1875～1960）开始利用X射线治疗癌症。他治疗了一位乳腺癌手术后癌细胞扩散的女病人，但是试验并没有成功，几个月后病人依然死去。他证实了放射治疗并不适合已经扩散的病人，这一治疗，标志着癌症研究的新学科——放射肿瘤学的建立，癌症治疗进入了原子时代。 1908年11月，巴黎首席放射治疗师安东尼·贝克雷赫（Antoine Béclère，1856～1939）对一名16岁的少女进行了放射治疗。少女的头盖骨微微变形，位于头颅底部的脑垂体被肿瘤撑大，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受损，导致头疼、晕眩、呕吐。初次治疗不到24小时，头疼频率和强度都开始缓解，接下来一周又做了一次放射治疗，头痛完全消失。之后两个月，少女每周来医院做一次放射治疗，15天内就能数出对面病床的床号，因为肿瘤对视神经的压迫变小了。38天后，她的视力已经恢复到可以写信给父母亲。治疗8周后，贝克雷赫向同行说明了此次病理治疗，表示新疗法非常成功。1931年，贝克雷赫收到了一封来信，是那位23年前住院的16岁少女写的，她告诉贝克雷赫，她刚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生物学家用了几十年才知道为什么放射线会有效，因为它能破坏DNA。DNA是稳定的遗传物质，但是X射线能使DNA链断裂，或者形成侵蚀DNA的有毒物质，接下来，细胞就会死亡或者停止分裂。与此同时，X射线也喜欢破坏生长迅速的细胞，比如皮肤、指甲、牙龈和血液细胞，造成严重的副作用。 1898年，居里夫人和丈夫提取了少量镭。他们很快发现，镭也会在皮肤上造成红斑，进而破坏表皮组织，与X射线一样可成为癌症的疗法。镭射线比X射线强几百万倍，对宫颈癌和子宫癌效果非凡，但镭的萃取非常困难，价格也高得惊人。当时镭声名远扬，成为世人眼中的灵丹妙药，甚至出现了镭饮料，虽然其中的镭含量微乎其微，但是大受欢迎，有钱人曾天天饮用它。人们对镭寄予厚望，1922年居里夫人访问美国时，《纽约时报》的标题是《居里夫人计划彻底消灭癌症》。 但好景不长，上世纪20年代，美国手表制造厂的很多年轻女工得了怪病，纷纷死于贫血、肺炎等疾病。她们用含镭的涂料涂抹指针，人们喜欢这种能发光的手表。她们有时候还用发光漆来涂抹指甲和眼皮，甚至有人漆了牙齿，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妙妙猫一样。1934年7月4日，居里夫人死于肺炎，起因就是放射线导致的白血病。 科学家们很快意识到了放射线是把双刃剑。 化疗：开启了一扇门 与放疗一样，癌症化学疗法的开端也始于意外。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2月2日夜晚，一艘携带100吨芥子气的美国“约翰·哈维号”军用货船被德国空军击沉，芥子气喷到了亚得里亚海巴里港和巴里镇。芥子气是20世纪初被研发出来的一种致命的化学武器，“一战”期间被它杀死或致残的人不计其数，希特勒也曾于1918年10月协约国对西线发起的芥子气进攻中，双目短暂失明。 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亚历山大（Stewart Alexander）被派去调查，他是一位化学战药物顾问。他对617名受害者进行尸检显示，芥子气破坏了他们的大部分白细胞，这说明芥子气更喜欢进攻骨髓。亚历山大由此想到，如果芥子气能影响白细胞的分裂，同样有可能减慢癌细胞的分裂。 美国耶鲁大学药理学家吉尔曼（Alfred Gilman）和菲利普斯（Frederick Philips）当时也在从事氮芥化合物作用机理的研究，他们受到启发而使用芥子气治疗白血病，但芥子气毒性太大，病人无法接受治疗。 为改进芥子气毒剂，德法两国的化学家发现，以氮原子取代硫原子后形成的氮芥，可供注射使用。动物实验发现，这种毒剂对能迅速分裂的组织细胞，如骨髓、淋巴组织的毒性更大，对动物的移植淋巴瘤有退化作用。吉尔曼和菲利浦斯据此尝试治疗恶性淋巴瘤，首例病人是一位耐X射线的晚期患者，肿瘤已广泛侵犯颈、面、腋下及纵隔等部位，不能咀嚼和吞咽食物。患者在经过10天的氮芥治疗后，肿瘤显著缩小，开始恢复进食。从此，化学疗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不久，任职于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证明一种名为氨基蝶呤的药物能够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自白血病被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它毫无头绪。当时的医学杂志这样描述医生对白血病患者的治疗：“确诊，输血，回家等死。”后来人们知道，细胞在分裂时需要复制DNA，而叶酸是组成DNA的物质，如果缺乏叶酸，骨髓中血细胞的复制就会变慢，从而产生贫血。法伯认为，如果叶酸能加速正常血细胞的分裂，那么给白血病病人注射叶酸就能增加其正常血细胞的比例，从而缓解病症。于是他招募了一批儿童白血病患者来注射叶酸，实验结果恰恰相反，叶酸加速了白血病的恶化。他由此才思考：如果能找到一种与叶酸作用机制相反的药物，是否就能使白血病病情放缓？ 法伯幸运地找到了能够抑制叶酸代谢的氨基蝶呤。他成功了，经过治疗的儿童各项身体指标恢复了正常。他的小组一共治疗了16位病人，其中10位病症有缓解，5位在诊断后存活了4～6个月。这个数字看起来不显眼，但对于白血病来说，已经是划时代的进步。 1948年4月，法伯的报告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各界的询问电话蜂拥而至，从此，法伯梦想癌症可以被某种特定的药物治愈，从白血病推广到所有的癌症治疗上。 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大家的关注点重新对准癌症。由于癌症死亡率不断攀升，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4月是“癌症控制月”。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和研发部主任查尔斯·凯特琳（Charles Kettering）捐出400万美元，在纽约兴建了全球最大的私人癌症研究机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斯隆表示，“要是癌症也能有研发原子弹投入的资金、脑力和计划，对抗这个神秘之症早就有长足进展了”。 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首任主任尼利亚斯·罗兹（Cornelius Rhoads）在“二战”期间曾担任美国政府化学战争部主任，他招募了很多化学战争部的前同事加入研究所，并热切呼吁政府投入资金，有系统地研发化疗药物，就像战时招募大批科学家加速青霉素与抗疟疾药物的测试和生产一样。他和法伯联手游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管理层，并且在参议员和国会中宣扬自己的主张。 最后一位加入三人游说团的是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她是一位有钱人的遗孀，丈夫艾伯特死于肠癌。三人团体的努力没有白费，1953年美国国会拨款300万美元，委托国家癌症研究所成立国家癌症化疗局，专门测试各种化学药物是否有效。罗兹说：“我认为找出癌症的青霉素指日可待，我个人希望能在10年内实现。” 但是来自化疗局的成就却寥寥无几，化疗局的失败证明科学不能用“工程方法”。但法伯认为，原因还是化学药物测试不够多也不够快，因此他再度说服美国政府，将预算提高到4200万美元，这是整个美国癌症研究经费的1/3。 但是寻找化疗药物的进展依然缓慢，法伯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似乎又关上了。拉斯克在罗兹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写道：“罗兹满腔热血，想要找出癌症的唯一解药，但始终没有成功。这场圣战或许将是一场失败。” 《国家癌症法案》 1969年，玛丽·拉斯克花了2.2万美元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光标题就占了2/3篇幅：“尼克松先生，您能治愈癌症。”标题下法伯写道：“我们就快找到解药了，只缺送上月球的那种决心、资金和全盘计划。” 大规模的游说真奏效了。1970年，“越战”吞噬着美国人的灵魂与资源，尼克松意识到，由总统推动一场抗癌之战或许比战争更会得民心，更有希望大获全胜，这场抗癌之战可能就是另一个“曼哈顿工程”或“阿波罗计划”。 于是，1971年1月22日，尼克松发表国情咨文，表示：“时机到了，之前全国同心协力分裂原子、将人类送上月球，现在我们该将这份心力用在对抗这可怕之症上了。”同年底，颁布《国家癌症法案》，宣布提供1亿美元的特别预算资助癌症研究。 根据这项法案，癌症研究者可以动用大量联邦资源，专门用于癌症研究与控制。自此，癌症与其他重大疾病在行政管理与财务支持上截然分开，它有了独特的机构特征、专门的政治基础。 科学界由此出现了争论，一些人反对成立大权包揽的国家癌症研究所，使之独立于国家卫生研究院之外。这场争论源自一个根深蒂固的见解，那就是科学究竟能不能管理。科学界向来崇尚“结果不可预期”的法则，认为科学进展是无法预料的，伟大的发现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领域，抗生素就是这样诞生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也是偶然的成果。 雄心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1974年，一项政府调查指出，病毒学家花费了2.5亿美元也没有找出人类癌症病毒或疫苗。这场始于1964年、为了更好理解人类癌症病毒的“癌症病毒特别计划”，就成了“登月模式研究法”失败的最佳证明，美国政府对协同努力能够战胜癌症的信念也由此开始动摇。 随着一系列发展化学疗法的失败，1975年人们将新的希望转移到干扰素身上。这是一种似乎能阻碍某些病毒生命周期的蛋白质，芬兰有一项研究指出，14名罹患罕见骨癌的儿童使用干扰素后延长了存活时间。研究人员于是对干扰素趋之若鹜，1980年干扰素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称为治疗癌症的“神奇子弹”。 “神奇子弹”的希望也迅速幻灭，一连串失败让其成为空谈。1986年，美国生物统计学家约翰·拜勒（John Bailar）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15年来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就要输掉这场战役。慈善家的善意、政府的行动都无法保证科学能产生想要的结果。虽然外科手术、放射线和化疗都有一定的功效，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像小儿麻痹症疫苗那样药到病除，也无法像青霉素对付细菌一样立竿见影。 在尼克松对癌症宣战40年之后，2011年全球最知名的两本科学刊物——英国的《自然》杂志和美国的《科学》杂志先后刊登了与癌症有关的专题报道。学界用一种谨慎的乐观来讨论他们所知的和未知的领域。《科学》杂志的社评说，40年前困扰研究者们的问题，如今依然困扰着今天的癌症研究者们。 但是这场40年的战争真的是铩羽而归吗？很多学者认为，巨大的经费投入，兴建了美国的各个研究机构和医院的癌症中心，至少奠定了癌症研究的基础。就拿失败的“癌症病毒特别计划”来说，虽然它只维持到上世纪70年代初，但不仅帮人们了解了癌症的基因性质，也让艾滋病病毒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出现就被鉴别出来。此外，对于镰状细胞白血病之类的罕见癌症和肝炎，干扰素也成为有用的治疗药物。目前，医学界再度掀起癌症病毒研究热潮，很多癌症源自慢性感染，而慢性感染又源于病毒。市面上也出现了针对人乳头瘤病毒（HPV）的疫苗，能够帮助女性预防宫颈癌。 DNA双螺旋模型的提出者詹姆斯·沃森在《科学》杂志上说：“随着我们对导致疾病分子机理的认识逐渐深化，现在是发动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抗癌之战的时候了。” 癌症是一种基因病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助教罗伯特·温伯格（Robert Weinberg）也投入了这场战役，不过他称之为“一场游戏”。他说：“我们对治疗癌症或者改善人类处境不是那么有兴趣，我们多数人从来不曾近距离接触癌症，感受癌症带来的痛苦和磨难。我们投入这场游戏，主要是因为它挑战人的智力，我们很想破解大自然的谜题。” 他想破解的谜题就是“癌症基因说”，当时有不少间接证据显示基因会导致癌症，此外还有一种罕见的儿童癌症也在家族成员之间出现。人们认为，癌症应该是由基因引起的，温伯格希望能找到导致癌症的基因，证实“癌症基因说”的正确性。 他拿膀胱癌基因作研究，计算出膀胱癌基因包括6500个碱基。但是温伯格苦恼于无法辨别好基因和坏基因确切的碱基序列，他觉得癌症这么复杂的疾病需要大量信息，起码要有好几百个坏碱基，不可能只有一两个。但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发现，好基因和坏基因的突变差异非常小，只有一个碱基，这就像7页单行距的文稿只有一个字母出了差错。 1982年11月11日，温伯格和另一个研究小组的杰弗里·库伯（Geoffrey Cooper）同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宣称找到了第一个癌基因ras。杂志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在人类了解癌症的漫漫征途上，经过不断的挫折，终于得到了迄今最为惊人的发现。” 人体拥有10兆个细胞，3.5万个基因，每个基因包含数千个碱基，温伯格等人发现的致癌基因突变率就好比整本《哈姆雷特》只有一个字母印错，却能毁掉全世界所有莎士比亚的作品。自从病理学家魏尔啸于1855年发现癌症的细胞病理学以来，癌症医学从未出现如此石破惊天的根本性进展。在此之前，癌症的发病机制始终混沌不清、众说纷纭。温伯格的新理论改变了这一局面，科学家们由此认为，所有的癌症都源自基因缺陷，癌症因此被视为一种基因病。 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由单一基因异常而导致的癌症少之又少。目前主流的看法认为，癌症起源于某个累积了一连串错误的细胞。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只需要一个突变就会发生，然而要达到足以致命的程度则需要更多偏差。大肠息肉通常只要几个基因突变就能发生，但发展成癌症则需要更多受损的基因。由于癌症的发生常常和一连串的基因突变有关，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老年病。因为人到老年，基因早已经伤痕累累，虽然多半不会影响正常运作，但仍有些细胞的核心系统遭到破坏，这些单一细胞常年累积受损的基因，最后变成恶性细胞，从而导致癌症出现。 从此，科学家们像研究齿轮、杠杆和活塞似的，执著于找出导致各种癌症的基因。他们发现，有些基因可以诱发许多种癌症，比如p53基因能够造成至少五种以上的癌症。科学家们因此第一回发现不同的癌症似乎拥有一些共同点，如果性质各异的癌症皆由某个基因引起，那么寻找疗法应该变成可能的任务了。 针对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药物因此才出现。2001年5月10日，诺华制药公司的格列卫正式取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药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使98%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的血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机制相对简单，只牵扯到一个基因和一种蛋白质，这样的基因错误原则上是可以矫正的。化学家们在实验室打造让恶性蛋白质瘫痪的分子，这种分子能紧紧咬住致癌蛋白，就像螺丝起子卡住螺丝，但又不会损伤到细胞的健康蛋白质。他们找到了一个编号为CGP57148的分子，只杀死了白血病细胞，其他细胞完好无损，格列卫正是由这种分子发展而来。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种抗癌药物能够如此迅速地拯救生命，又极少发生副作用。 越来越多的靶向药物也因此出现，在治疗一些难治性肿瘤上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其中包括黑色素瘤和肺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2012年的《癌症研究200年》一文中说：“癌症之战才刚刚开始，要想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分子靶向治疗是我们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转折点。” 流行病学调查：癌症可预防 无论癌症治疗将会变得多容易，预防仍然是最重要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难得的是古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中世纪的犹太学者摩西斯·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是开罗的首席犹太祭祀，他详细描述了如何切除肿瘤并清除周围的组织，同时他也警告说，“如果肿瘤含有大血管，或者肿瘤的位置凑巧很接近任何主要的器官”，这种方法不适用。他建议要想预防这种疾病，应该远离肮脏的城市和空气，多喝鸡汤多吃大蒜，并且多运动。 16世纪中期，德国地质学家兼医生乔治斯·阿格里拉科（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撰写了一篇矿业报告，其中一部分详细记录了矿工的疾病情况。他亲自跑到中欧厄尔士山脉的地底下，亲眼观看矿工们如何开采、清净和处理矿石。他惊讶地发现，相当多的年轻矿工胸部出现了肿瘤。 1556年，阿格里拉科死后一年，他以拉丁文撰写的巨著《论矿冶》（De re metallica）出版，被誉为西方矿物学开山之作。书中他撰写了关于矿工的慢性疾病报告，他的书里附有289幅精致的木刻画，描绘了悲惨的采矿场景。 1912年，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还是一名顶尖的矿业工程师，他和妻子在《矿业》杂志上发表了阿格里拉科作品的第一篇英文译文。译文内容让西方人心惊：“矿工们往往被他们所呼吸的空气害死，有时候他们的肺也烂掉了”；“当时条件非常糟糕，以致有的妇女不得不结婚7次，因为矿工疾病夺去了她们丈夫的生命”。 癌症到底和什么因素有关？1942年，美籍德裔医生威廉·休珀（Wilhelm Hueper）出版了一本厚达近千页的《职业肿瘤与相关疾病》一书，主张癌症蔓延的原因在于“现代化人工环境的兴起”。燃料、防腐剂、炸药、塑料、化肥、杀虫剂、溶剂、橡胶、树脂、颜料、油漆、人造纤维、建材、放射性物质、食品添加剂、药物、卫浴用品等等，数以千计的东西都是他眼中的致癌物。当时因为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书反应不大，只有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了一篇挖苦他的文章，标题为《癌症研究神化又一巨献》，直到战后他才受到重视。1947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成立环境健康部，他被任命为首位主任。 虽然休珀的理论并非完全正确，但是人们开始认真探索外部环境和癌症的关系。“吸烟导致肺癌”的观点出现了，烟草与癌症的关系几乎是整个人类流行病学史上最显著、最一致，也对公共健康影响最为深远的发现之一。 1950年以前，几乎没人想到英国肺癌患病率的迅猛增长与吸烟有关，绝大多数人认为城市空气中的烟雾是造成肺癌发病率高的罪魁祸首。开始，英国的多尔（Richard Doll）和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爵士也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成千上万吨的沥青遍布英国，是造成空气污染和呼吸道疾病剧增的原因。但随后的研究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在接受调查的649名肺癌患者中，只有两名是非吸烟者；由于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的肺癌患病率同样高，所以空气污染不是造成肺癌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原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每天吸烟25支以上的人，罹患肺癌的概率是非吸烟者的50倍。 他们很快遭到了质疑，人们怀疑他们的统计方法。于是多尔和希尔发明了一项前瞻性研究——如果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已掌握了患者的吸烟情况，将会更有说服力。他们向全英国登记在册的职业医生发出问卷，调查吸烟与肺癌发病率的关系，这个调查一做就是50年。多尔和希尔发出问卷后，收到3万多名医生的回复，两年半以后，35岁以上的受试男医生已经有36人死于肺癌。与此同时，美国癌症学会发表调查结果，他们追踪了18.7765万名50～69岁的男性，为期两年，统计结果显示，每天吸烟一包以上的男性，死亡率比不吸烟者高75%。没过多久，英国卫生部部长伊恩·麦克劳德（Iain McLeod）召开记者会，宣布吸烟会影响健康。但在新闻发布会上，麦克劳德手中的香烟就没有熄灭过。 1964年，美国卫生部的报告才成为真正的转折点。这份长达386页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各年龄的死亡率增加了七成，皆和吸烟有关。接下来，西方世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控烟运动。1965年烟盒开始出现警示标志，1970年烟草广告被禁止，种种措施使吸烟人数显著减少，如今在美国吸烟人数锐减到1950年的一半。从1990年开始，美国男性肺癌的发病率开始下降，随后，1991年肺癌死亡率开始下降。 接下来的几十年，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致癌因素，环境、饮食、感染等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在漫长岁月中导致癌症。能够掌握疾病的致病因素，就意味着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它的出现；在癌症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尽早发现意味着更高的存活率。于是，改善基础医疗条件，控制各种感染因素，普及乳腺癌、前列腺癌早期筛查，推广宫颈癌疫苗……人类终于把“鏖战”的兵力转移了一部分到后方，“癌症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共识。 在未来的数十年，医学所累积的进展将会彻底改写癌症的治疗方式。英国帝国医学院的肿瘤学教授卡罗尔·西克拉（Karol Sikora）在一份名为《癌症2025：癌症医护的未来》的报告中写道：“到了2025年，癌症将会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哮喘一样成为慢性病，虽然会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却不会必然导致死亡。” 〔参考书目：《万病之王：癌症的前世今生》（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陪父亲走过癌症的一年》（One in Three： A son‘s Journey into th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Cancer）、《创造癌症的历史》（Making Cancer History）、《癌症：进化的遗产》（Cancer： The Evolutionary Legacy）〕 记者 曹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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