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日的晚上，我排又奉命转移。这一晚，我班又作为先遣班，在队伍前面边侦察边前行。班副与我及另一名广西籍壮族战士为班的第一战斗小组打头阵，机枪手、副机枪手与另一名战士为第二小组在中间，班长与另两名战士为第三小组在后面。出发没多久，就发现前方有一黑影。我们立即举枪喝令“站住！什么人？”，这黑影也没跑，站着不动。我们立即上前查看，这是一名中年男子，光着脚，身穿百姓衣服。抓获了一个人，我们立即向班长报告，副指导员和排长也闻讯赶往前来。这抓获的是一个什么人，是越南军队的普通士兵或是越南特工？还是越南的当地山民？还是我支前的民兵？为了弄清这人的身份，副指导员与排长先用普通话问他，但哪人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听懂，既没有回答也不点头或摇头，排长让与我同一小组的广西籍壮族战士用壮族话问他，结果，哪人也还是一样，既没有回答也不点或摇头。我是广东人，讲白话，就再用白话问他，还是同样的结果。抓获的这个人，无法确定其身份，既不能象抓获越军俘虏一样把他捆扎起来押着，也不能贸然把他放了。无奈，只好让他在队伍的前面走，等到了新的目的地再说。由于抓获了这么一个人，班长走在了队伍最前面，副指导员与他的通讯员及排长跟随其后，我们小组自然就坠后一点跟进。就这样走着走着，在一半山腰处，我只见眼前闪起一团火球，几乎同一时间听到一巨大的爆炸声音。本能的反映，我们全都一下子伏在地下。是不是遭到越军的伏击？气氛猝然紧张起来。由于事发突然，加上四周黑黑的，也看不出个究竟来，大伙的心免不了显得忐忑不安。若真的遭到越军的伏击，哪我们的处境是相当的被动。在这危急的关头，我们急切盼着副指导员和排长下达应急指令，不管是不是遭到越军的伏击，也要做反伏击的准备呀。一秒、二秒、三秒……一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听到副指导员或排长的指令，我们预感大事不妙。也就在这时，我们陆陆续续听到副指导员、排长、班长等或痛苦的呻吟或凄厉的叫声。这下坏了，副指导员他们全都中弹，伤势如何、是重是轻暂且不说，在这紧张关头没了领头人如何是好？正当大伙不知所措的时候，只听我班的机枪手（江西或是江苏人，77年的兵，战前由别的部队补充调入）大声喝叫，大家不要慌，准备打哪小越南鬼子。我班机枪手这么一喝叫，大伙的情绪稳定了下来，纷纷握紧自己手中的武器，紧紧盯着黑黑的四周，做好随时射击的准备。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过去了，黑黑的四周还是黑黑的四周，再没有什么别的动静。我们明白了，不是遭到越军的伏击，而是踩中地雷了。于是，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向负了伤的副指导员他们爬去。因为，不小心不行。既然不是遭到越军的伏击，而是踩中地雷，哪就要防止在爬行的过程再触雷。不然，又会增加无谓的伤亡了。当我们爬到副指导员的身边，只见副指导员满脸是血，话语不清地叫着：“痛啊……救命啊”。我们赶紧拿出急救包（战前，每人配发1个），把指导员的脸全包了起来。再赶紧看看排长，只见排长的腹部全是血。排长声音微弱地连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边说边把他的手枪连枪套摘下来。我们边安慰排长说不要紧没事的，边用急救包堵塞、包扎他不断流血的腹部。但情况不太理想，排长腹部的血仍然往外流。我们急啊，但也没有用，不要说身边没有军医，就连卫生员也没有！再看我们的班长，班长他斜靠边上的一块石头，两手放在双腿上，双腿明显难以挪动且不断渗出血来。班长咀上一字一字地说：“小越南鬼子，你把我害苦了”。我们估计，班长的腿可能断了，就立即拿来一枝步枪放在班长的两腿中间，连腿带枪一块扎起来。接着，我们来到副指导员的通讯员身边……。初步处理完负伤的副指导员他们，七班长与九班长共同商量如何赶快把副指导员他们往后送。因为，副指导员他们伤情危重。往后送，就需要担架队，但哪来的担架队呀？！找！去找担架队！战前，我边境地区地方政府组织武装民兵、基干民兵组成多支运输队、担架队，随部队一起行动。当然，这些民兵运输队、担架队一般都放在师、团一级的单位统一使用，不用说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排级单位，就是营、连也没有随队行动的民兵担架队。找，下山到公路去，也许能碰到民兵担架队。于是，九班长带着2名战士下山去找担架队。此时，约晚上12时左右。我们待在原地，静静等着九班长他们回来。也许是几天来的连续行动，晚上也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大伙是又累又困，等着等着就睡着了。我也一样，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睡着睡着，突然，听到一阵“沙沙沙”混乱的脚步声，我立即醒来一看，原来是九班长他们回来了，还带来一支民兵担架队。此时，天已渐亮。大伙连忙七手八脚地把副指导员他们往担架上放。只见副指导员他们个个不仅没有什么反应，排长、班长的脸脸白如纸（副指导员的脸因为全包着看不到），排长好象连呼吸都没有了。民兵担架队抬起担架就走。这时候，我们才想起昨晚抓到的那个身份不明的人。他人呢？只见那人倒在不远处，手捂住腹部，身体弯曲，死了。由于昨晚大伙忙于抢救副指导员他们，还真的把他给忘了呢。他—— —个身份不明的人，就这样静静地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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